今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问题分析

一、投资问题

增加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也是今年全力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之一。但如何增加投资，扩大投资需求，其政策工具不外乎为两大方面，即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前这两大政策工具的运作效应如何，仍需我们作具体分析。

（1）关于财政政策

从理论上讲，针对经济不景气和需求疲弱，财政政策的运用可以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同时人手。收入方面主要是减税。通过减税可以增加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需求；削减企业税负可以增加企业利润，从而增加投资。支出方面主要是增加支出，包括增加公共工程支出、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以扩大总需求，克服经济不景气状况。与其他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在刺激需求方面的效果更显著。但财政政策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不能忽视的局限性：一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只能在短期发挥作用，不能指望通过无节制地发债和扩大赤字规模来保持总需求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二是要避免出现公共支出的“挤出效应”，否则扩大公共支出就不会增加总需求。三是减税可以增加居民或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但并不必然导致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因为居民或企业可能将增加的收入转变为银行储蓄或其他金融资产。

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拉动了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回升，保证了宏观调控目标的基本实现，取得了有效成果。但是，今年继续实行积极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面临一系列因素的约束。

其一，弱势财政的现状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最大约束。瓦格纳定律告诉我们，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人均GDP的上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应是一种上升趋势，然后到一定阶段相对稳定下来。然而，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是不断下降的。从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7年的11.8%，下降了19.4个百分点，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过低，财政扮演好“吃饭财政”的角色已勉为其难，很难再有充足的财力来进行大规模投入，以支持经济增长。因此，在当前弱势财政状况下，尽管通过增发国债、增收节支、调整收支结构，短期内可以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资，但长期大幅度增长是难以为继的。也就是说，从财政发行国债的空间看，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的政府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1999年为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财政支出规模在去年的基础上还有所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初步定为3165亿元。虽然从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和居民应债率（当年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看，国债发行仍有很大的空间。但直接影响国债偿还能力的并不是GDP和居民储蓄，而是国家财政收入。从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当年债务收入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和国债偿还率（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财政收入比重）指标看，扩张性财政政策就不能长以为继。因为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为25%—30%，而我国1994年以来就已经超过50%，1998年达到76.3%，即在中央政府1000元的支出中，有763元来自国债收入；国债偿还率国际上一般认为应控制在10%左右，而我国1998年已经达到了24.3%，而且财政的债务支出在今后几年还将不断提高。

其二，今年通过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加大。从资金来源看，去年新增1000亿元国债投资，配合1000亿元贷款，有近48%的资金可以结转到今年，上半年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比较强劲。这从上面一季度形势分析中也可以得到确认。但从今年的投资安排看，除农田水利建设投资有一定增加外，其他方面的投资都没有增加，有的甚至是负增长。同时，非国有单位投资意愿又不明显。如果国家不增加新的投资来源，下半年投资对投资增长的拉动作用会明显减弱。从项目储备看，去年增加投资，基本上把前期工作比较好的储备项目都用上了，目前具备条件的储备项目严重不足，很多项目前期工作不充分。去年有些地方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今年问题更为突出。这样，即使增加资金，也很可能有钱花不出去。当然，项目问题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要讲究工程质量和效益。

其三，以基建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有限。一是直接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过低，限制了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由于国家财力约束和投资主体多元化，财政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持续下滑。财政预算内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由1985年的20.5%下降到1997年的2.3%。在比重和绝对量都很少的情况下，依靠财政对基建项目直接投资的增量投入（及其一定的乘数效应）来推动社会投资总需求，显然是杯水车薪，作用甚微。二是财政投资未能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由于国家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并不突出，再加上公益性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较低，因此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和投资条件并未因政府投资的增加而得到明显的改善，社会投资热情无法被有效地激发出来。据统计，1998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了19.5%，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14.1%。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降了30%以上，大大出乎人们意料。可以说，去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单兵作战的局面。三是投资增长未能带动消费的相应增长。财政型投资启动理应成为消费启动的先行步骤，但在1998年通货紧缩和买方市场形成的条件下，由于收入预期下降，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有所减弱，加之基础建设投资与住宅、汽车等产生相比，带动系数较小。因此，增加财政投资并没有相应地扩大消费需求。

其四，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非市场性可能产生“挤出效应”。首先，政府大规模的投资计划需要银行信贷的支持，如果不增加货币供应，银行对企业和私人投资的支持势必要减少，部分企业或私人只能寻求较高利率的投资资金，从而增加投资成本，降低羸利能力和再投资能力。其次，在我国公共投资对企业和私人投资的排挤还表现在政府部门及其下属机构往往把某些生产领域作为部门或单位的势力范围和领地，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其他投资主体进入，即使进入也对业务范围进行严格限制。再次，1998年我国财政投资主要集中在农田水利、交通通讯、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房建设等6个领域，虽然避免了进入竞争性行业或项目，形成与非政府投资争得的局面，弥补了民间投资的不足，但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周期较长，牵动链较短，尚未引发足够的民间投资热情，民间投资意愿仍然低迷。

为此，1999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寻找一些新的突破口。

一是加快费改税步伐，强化财政政策的调控能力。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1997年仅为9.7%，严重影响了财政政策的调控能力。其中原因尽管很多，但财政收支不规范是主因。据有关部门的典型调查和估算，我国实际收费、基金总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至少为1∶1。1999年应逐步把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统筹管理，加快费改税步伐，将某些行政性收费和基金纳入规范的税收轨道，建立以税收为主体、辅之以少量规费的政府收入分配体系。从而用若干年时间，使我国的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降至世界许多国家通行的水平，使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

二是在全面减税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尝试结构性减税。从目前财政实力和宏观税负来看，没有多少大幅减税的空间，其效应也很有限。我们应该努力加强税收征管，严厉打击偷税漏税，保证财力增长。同时，应进一步规范预算收支，坚决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某些收费标准，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利润，提高企业自我投资、自我积累的能力。相应实施局部的、针对性较强的税收调整政策。目前可以考虑：豁免中小企业的旧欠税款，放活中小企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增加税源，创造就业机会；给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刺激经济增长；适当提高机电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刺激外贸出口需求。同时，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土地资产占用税等税种，使高税赋的负效应达到最小。

三是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巨大作用。财政贴息，是财政代为支付部分或全部贷款利息，由项目本身负责贷款本金和其余利息的偿付（也可以是对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项目利润的部分补贴）。因此，运用财政贴息方式进行政策性融资，只是将资金使用方式由直接投入式改变为间接引导式，并未增加财政支出的压力，且带动社会资金的数量明显大于直接投入，真正发挥出财政投资的杠杆作用。不仅如此，还能体现国家产业政策，弥补项目直接经济效益方面的缺陷。因而，它是实现从政府主导型投资向社会主导型投资转变的一个较好的政策性融资工具，具有较大的运作空间。适当扩大财政贴息规模，将一部分预算资金从直接投资转为向特定项目提供财政贴息，借以激励整个投资水平的扩张。同时，为鼓励社会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对特定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提供优惠的土地使用政策，包括减免土地使用费和允许投资者在投资项目周围的一定地域进行多元化经营。此外，可有选择地充分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优惠等手段引导我国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技术和产品开发、刺激出口需要等。

四是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参与，促进企业投资意愿的提高。造成当前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的原因除了产业收益水平低外，一个重要因素是部分行业存在行政性壁垒。例如，目前通信、交通、电力等行业就存在着严重的行政性垄断经营。这些行业属于公益性、基础性行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价格机制逐步完善，它们的盈利水平大大提高，具备了吸引其他投资主体进入和促进行业内部竞争的条件。但是，由于部门利益的影响，为保证所属企业获得垄断高利，这些行业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严格限制其他企业的进入，为新企业的加入设置障碍，从而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据估计，目前在政府投资的项目中，有20%左右的投资完全可以由民间投资来代替。同时，随着民间资本实力的壮大，其投资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但因政府的产业垄断限制和紊乱的价格体系而没有或不愿介入。因此，政府投资项目应实施公开招标制度，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参与。这不仅有利于在政府投资领域建立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提高工程质量和降价投资成本，而且有利于拓宽投资资金来源渠道和项目本身的运用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减少和避免了政府投资产生的非市场效应和“挤出效应”。

五是鼓励发展中小企业，扩大社会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中小企业具有吸收就业量大、适应市场变化、自身调整快等特点。西方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就业比例一般都在全社会的70%以上。为此，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予以积极支持。如建立和规范对小企业的税收优惠，使小企业的税率低于大型企业或在开办前3年予以免税；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企业项目，国家要在贷款时给以财政贴息，以减少金融机构贷款的风险；金融部门特别是政策性银行，要组建承担中小企业贷款的机构，专门负责中小企业固定资产贷款；设立中小企业风险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贷款解决担保问题等等。

六是调整政府投资方向。政府投资不直接进入竞争性领域是正确的，但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却有产业链条短、拉动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等缺陷。面向21世纪，为实现“占领经济发展制高点”的战略任务，政府投资应寻找既可以直接投资、又能提升传统产业技术水平的领域。而投向军工和航天领域正是政府投资的正确选择。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军工和航天是政府投资较为集中的领域。发展军工和航天是对高科技不断产生需求，又不断满足需求的过程，军工技术和航天技术民用化对传统技术的发展起到决定性影响。与此同时，对于基础设施投资也应做些调整，分清轻重缓急。目前应加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加快中等城市扩容步伐；加大经济适用房的投资，满足广大工薪阶层的住房需求。

（2）关于货币政策

调整货币政策可以有许多具体途径，包括调整准备金率和利率，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或再贴现，通过窗口指导（或道义劝说）鼓励银行发放贷款等。但不少意见认为，在市场不景气、需要刺激经济的时候，货币政策的作用不那么显著。因为市场前景不明朗，商业银行担心发放贷款的风险大；而企业的预期利润率较低，没有好项目可投，通常也不愿意多向银行借款。去年以来，为扩大内需、确保8%的经济增长，我国在货币政策方面出台了大量措施，包括调整准备金率和连续降低利率等，目前的利率水平已是改革以来最低的，但实际效果与预期相比有较大差距。不仅如此，从银行资金流动性下降的趋势看，进一步扩大中长期基建贷款，其风险和难度都在加大。因为对于金融机构来说，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在当前储蓄存款稳定性下降、负债平均期限缩短的背景下，银行大量增加收益低、回收期长的基础设施中长期贷款，无疑会加大流动性风险，进一步大规模增加基础建设贷款的空间也在缩小。

为此，当前及全年货币政策和金融调控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一是货币流动性下降问题，二是货币乘数问题，三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问题，四是企业过度负债与银行不良贷款比重偏高问题，五是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问题，六是资金积压问题，七是信贷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八是币值稳定问题。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货币政策无能为力。相反，我们还是要采取适度或积极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有效调控货币总量，引导贷款投向。一是重点监测和调控基础货币，加大公开市场操作，使基础货币供给适应基础货币需求；二是扩大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和范围（在此基础上可尝试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改革外币利率管理体制；三是扩展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交易网络，允许中小金融机构参与网上交易；四是运用信贷政策，引导贷款投向，支持扩大投资需求。

在货币政策的具体运作上，要把增加有效需求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作为货币政策的着力点，适当扩大基础货币供应，提升货币体系的流动性。其可选择的途径有：一是允许财政向中央银行特别借款或发行特种国债，收支不列入预算；二是财政向央行新开征货币发行税，按国际惯例，铸币税收益都归中央财政；三是适当增加可上市流通债券（国债）的发行量，加大央行从公开市场回购证券的力度；四是扩大中央银行再贷款的范围，对国有商业以外发生支付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一定的再贷款支持；五是积极争取直接融资政策的配合，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重组的作用（例如，发展产业投资基金，为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科技产业筹集资本金）；六是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解除对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歧视，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适应其需求多样化的融资服务体系。

二、消费问题

扩大消费需求是1999年形成对经济增长双重拉动的又一重要举措。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特点来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但是，从社会再生产看，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和持久的拉动力量。在当前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下。面对我国出口困难的状况，努力开拓城乡市场，扩大消费需求，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应成为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

（1）当前开拓市场、扩大消费需求面临的困难

其一，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放慢或回落，有效需求不足。据统计，199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25元，考虑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5.8%，增速呈下降趋势。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160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3%，现金收入增长只有1.2%。据山东省统计局调查，1997年山东省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比上年下降约11个百分点，1998年又下降了3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之间似乎出现了一种螺旋式下降。

其二，居民收入差距悬殊，不利于增加消费。首先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初步测算，我国目前农民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与城镇居民相比大约相差10年左右。1997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90元，扣除价格因素，大体相当于1986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之比，1985年为1∶2.3，1997年扩大到1∶3.1。即使在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比较大。据统计局材料反映，199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在全国平均水平2000元以下的农户占54.6%，其拥有的购买力份额为34.7%；而年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20.1%的农户，却拥有购买力份额的38.1%。其次是城市部分居民收入差距过于悬殊。据城镇家庭调查，1997年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倍。从居民储蓄结构看，我国目前居民储蓄余额已达5万多亿元，其中有1万亿左右属于“公款私存”和各种形式的灰色或黑色收入。另有1万多亿元属于农村居民储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人均存款额较低。其余3万亿元存款中，城市居民中20%的富有人员存款占到储蓄额的50%以上。据此推算，城市居民中占80%的消费主体，人均存款难以形成对潜在需求的消费剩余。由于收入较多地集中在高收入阶层，加之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必然影响到居民消费的较快增长。因此，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

其三，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还没有积累到实现消费升级的程度，目前均处于一种“购上不足，购下有余”的特殊时期，出现了消费断层。这就是说，由于收入水平限制，目前农村居民无法接续城市居民80年代对彩电、冰箱等千元级产品的消费浪潮；城市居民也难以大规模地进入家庭轿车和自有住房的消费时代。加之消费信贷的不发育，居民消费观念未转变，无法使消费结构升级。

其四，各项改革预期支出增加，影响居民即期消费。在体制转轨和各项改革方案陆续出台过程中，原来由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子女上学等社会保障，将全部或部分由居民自己承担，影响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居民预期支出加大，增加了居民“惜购”心理。据全国消费者意向调查分析，1998年上半年城镇居民家庭支出增加前5位的是，教育增长42%，医疗保健增长39%，食品增长37%，水电和住房增长36%。另据1998年上半年有关调查材料反映，在物价下降的情况下，46.5%的居民没有增加支出。其中，26.2%是因为收入太低，21.3%是对自己和家庭的前景预期暗淡，17.9%是为了应付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而延迟消费。消费者在形成长期收入和支出预期时，无法掌握充分信息，所以反应往往是过度的。面对大量下岗待业、收入增长趋缓而且不稳定的情况，人们普遍有一种不安全感，担心失业的恶运随时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为了应付不测之需，人们从紧消费，只维持基本生活需要，推迟发展消费，停止享受消费。正是普遍存在这种心理和行为，使我国的消费市场陷入一片疲软之中。

（2）扩大消费需求的现实选择

一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加有效消费需求。一是在开拓农村市场方面，要采取切实措施，千方百计提高农村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政府通过增加投入、提高农副产品的保护收购价格、扶持发展乡镇企业、扩大以工代赈的范围、鼓励农民剩余劳动力流动等政策手段，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在解决好农民增收的同时，压缩精减乡镇机构，减少“吃皇粮”人员，积极推进农村费税改革工作并使其规范化和法制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与此同时，要增加各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投资，为农村家用电器普及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从长期来看，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进一步优化农村的经济结构，加快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农民进城投资办厂，不仅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扩大就业的客观要求，也是增加市场消费的重要途径。如果让农村18%的高收入户进入城市，将有1.5亿农民实现非农化，按1997年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计算，一年可增加近2000亿元的消费量。二是增加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要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离退休职工生活困难救助工作，继续完善推进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这一制度推广到所有县以上企业，千方百计落实资金来源，尽可能提高救助保障标准。三是进一步深化国有单位工资分配制度改革，适当提高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标准，以改变连续几年城镇居民收入增幅下降的局面，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提高即期购买力。

二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降低居民支出预期。在目前企业经营困难和居民收入增幅不大的情况下，解决养老、失业、医疗保险资金来源的重点不应继续放在增加企业的负担和提高居民的支付比例上面。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中有必要担当起“最后出场”的角色，以解决政府在社会保障支出中的长期负债。在这方面，政府应该下定决心，宁可什么事都不做，一个项目也不投，也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基金，实现大病全国统筹，养老、失业全国统管，让居民放心消费，企业放心投资。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政府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途径有三个：一是现有的国有资产存量，二是发行特别国债，三是今后的财政收入。当前可以重点考虑前两者。即一是考虑结合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划出一块国有资产，出售一部分上市国有企业的国有股份或通过开征专项税收，筹集资金注入社会保障基金，以补偿老职工长期劳动的积累；二是发行特别国债，专门用于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人们支出预期，增加即期消费，激活市场，带动经济增长，最后以经济增长而带来财税收益的增加以偿还特别国债的本息。这实际上也是今后的财政收入。所不同的是，它打开了一个“死结”，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使国民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三是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全社会消费倾向。一是调整个人所得税政策，缩小贫富差距。当前个人所得税在调控收入和消费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有必要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与累进所得税税率，使低收入者不交税，中等收入者少交税，高收入者多交税（这也是合理的，因为目前许多高收入者的收入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劳动所得）。这样做，一方面可抑制收入分配两极化的扩大，另一方面可以降低高收入者的相对收入以降低其储蓄倾向，同时通过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来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从而总体上提高全社会的消费倾向。二是开征赠与税、遗产税及利息税等新的税种。在我国大多数居民的消费需求中，满足“隔代消费”（即为子女未来的生活着想）的储蓄倾向相当强烈。这种倾向越强，消费紧缩效应就越高。因此，为刺激居民特别是高收入者的即期消费需求，必须适时开征赠与税、遗产税及利息税等新的税种。如果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将这部分税收收入发放给贫困居民，那就能起到税收的再分配功能，直接而迅速地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三是推进收入工资化、货币化进程，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居民的实际收入因部门和岗位不同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收入既不规范，也不透明，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甚至腐败的根源之一。为此，必须在推进收入工资化、货币化和公开化的基础上，实行储蓄实名制。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覆盖全部个人收入的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国家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也才能真正到位。

四是发展消费信贷，理清住房产权关系，扩大居民对住房、汽车等高价值商品的即期消费。消费信贷是缓解供给与需求之间矛盾的有效方式，是利用信贷手段促进居民消费的重要途径。目前住房、汽车等高价值商品，已成为高中收入阶层的首要需求。发展消费信贷可以鼓励居民将预期消费转化为即期消费，同时又可以推动住房制度的改革。为了发挥消费信贷的作用，建议由国家财政给予一部分贴息，以吸收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此外，在住房消费上，更为重要的是，要理清住房产权关系，盘活二级市场，使许多居民在购买公房后实现以旧换新、以小换大的目的，或让已售公房上市，这样既可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可以带动居民的相关消费。

五是降低消费税费及一些商品服务的价格。例如，为配合住房制度改革，整顿土地转让价格和拆迁补偿费，清理各种建筑收费和配套费，将土地使用权转让费改为土地税分年征收，配套费由一次性征收改为按年征收，大幅度降低商品房价格，活跃房地产市场。为鼓励汽车尽快进入家庭，应取消中间环节的各种税费。对于邮电通信等服务，要尽快降低服务价格，以促进居民消费。

六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扩大大中专自费招生人数。近年来，城市居民对子女教育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家都为子女上学积累了一笔资金。许多人由于达不到入学分数线而上不了大学。如果放松对自费招生限制，由“严进宽出”改为“宽进严出”，则教育经费短缺问题迎刃而解。同时，也能带动居民消费增长。

三、出口问题

出口需求也是最终需求，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近两年来，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形势不好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增速明显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已接近于零和负债。在这种情况下，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内需与外需的关系。要在坚持扩大内需的同时，保持外需的基本稳定，两者不能偏废。单纯地扩大内需，忽视甚至否定外需的作用，或者因为外贸外资形势严峻就打退堂鼓，无所作为，将会对经济工作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应清醒估计到今年出口的艰难，但并不是说可以忽略和放弃国际市场，而是要千方百计去扩大出口。例如，自今年1月1日以来，国家为鼓励出口，采取了进一步提高出口商品退税率、扩大自营进出口企业的范围、延长对老“三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一系列措施，对促进出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3月份出口降幅明显趋缓，就是明证。

（1）世界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预测1999年全球经济将增长2.5%，经合组织预测为2%，都不很乐观。最近世界银行发表一份预测报告认为，虽然近期亚洲和巴西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但全球金融危机持续的时间可能比预期的要长。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衰退，欧洲市场不能复苏，日本的衰退日益严重，就有可能出现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此，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但也有专家认为，国际经济形势虽然仍然存在着产生较大波动的危险，但总的来看是逐渐趋于稳定。这包括日本在内的陷于金融危机困境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已基本达到谷底，将相继程度不同地慢慢有所好转。美国和欧盟国家的经济虽然增长减速，但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正增长。因此，如果不再出现影响较大的国际性突发事件，我国将只会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滞后作用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1999年国际环境对我国出口影响的因素较为复杂，既存在一些有利因素，也面临许多不利挑战。其有利因素主要有：一是去年我国出口额仅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仍有较大的努力空间。二是美国和欧盟经济的基本面仍比较健康，尽管1999年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放缓，但仍有望保持稳定增长，对一些商品的需求也将保持稳定。三是亚洲遭受危机国家经济复苏，国际收支状况改善，进口可望有一定的增长。四是经过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考验，国内外贸企业适应国际市场的能力有所提高。五是我国仍存在一定的提高出口退税率的空间。六是我国今年有可能成功加入WTO，为增加出口提供新的契机。其不利因素有：一是由于国际市场原材料和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对我国今年出口的增长仍有一定影响；二是1998年我国与美国、欧盟的巨额贸易顺差将影响1999年进一步扩大对其出口；三是美国和欧盟经济也存在一些影响其健康发展的因素，如美国股市持续高涨而隐含的“泡沫经济”，欧盟经济增速的放慢等；四是遭受危机的亚洲国家经济的复苏，将利用货币贬值、原材料和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努力扩大出口，与我国出口产品争夺发达国家的市场。

（2）扩大出口的对策建议

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为拉动经济增长，要积极采取对策，趋利避害，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切实做好外贸工作。

其一，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扩大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的自营出口。特别是要做好非公有制生产企业自营出口的试点工作，扶持和鼓励民营、私营企业增加出口。

其二，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建立审批从宽、管理从严的新机制。在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同时，要合并退税档次，要加快退税进度，减少对企业资金的占用。要研究鼓励“三资”企业增加出口的税收政策，正确引导企业对税赋的预期。

其三，加大政策性贷款及信用、保险对出口扶持的力度。

其四，坚持以质取胜，继续实行市场多元化战略，努力巩固传统市场，积极开拓新的市场。努力培育大宗农产品出口生产基地，组织好粮食、棉花、食糖、煤炭等大宗商品及机电成套设备、船舶的出口。目前我国机电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竞争力。今年要结合国内生产结构的调整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增加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进一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利用价格优势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在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方面，重点开拓我贸易逆差国、市场占有率低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发展前景看好的国家，如研究开拓非洲、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的措施等。

其五，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将一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国外或以带料加工、散件组装等方式到国外设点办厂。国家应把发展境外加工贸易作为一项重要战略来抓。这样做，一方面把有条件的国内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也可以转移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

其六，积极探索符合国际惯例的营销方式，在国外建立营销机构、合作企业，开发国际市场。今年一季度，由于去年国家增加投资、扩大需求的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各地区、各部门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外市场，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总体运行态势良好。首季GDP同比增长8.3%，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0.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2.7%，财政收入增长26.1%，商品零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2.9%。这为全年经济增长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是，在高兴之余，我们更要冷静地反思和分析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的运行情况和政策效应。在1998年实施扩大内需、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效果之后，1999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一系列因素的约束。因此，必须寻找新的切人点，包括发挥财政贴息的巨大杠杆作用、引导非国有经济的参与和调整政府投资方向等。在当前开拓市场、扩大消费需求面临居民收人增幅趋缓、收入差距拉大和支出预期增加等困难的情况下，必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开征新的税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降低居民支出预期；发展消费信贷，开放住房二级市场等。在国际经济发展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我国外贸出口依然面临严峻形势，要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加大政策性贷款及信用、保险的扶持力度，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实行多元化市场战略，千方百计扩大出口。

（此文发表于《中国投资与建设》杂志，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