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民主还不够民主”

民主，政治学里最闪耀最吸引人的概念，虽然不是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万能药，但它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合法性原则——“人民的同意”——作为政治秩序的基础。^[1]

现代关于民主的论证策略至今也没有超过柏拉图对民主的理解。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把民主看作是五种政治制度中倒数第二差的，仅仅好过专制；而在《政治家篇》中把民主看作是三种比较好的政治制度中最差的或者是三种比较坏的政治制度中最好的。“民主仅仅是最不坏的制度”^[2]。民主制被认为甚至比寡头政体更差，寡头政体还只是贪财，民主制制度则俗不可耐而且放肆。被滥用的自由和宽容鼓励了人们在欲望和物质上的放纵、无耻和浪费，而民主制的平等观念从根本上破坏了公正，“在这种制度下不加区别地把平等给予一切人，而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3]，民主制将会破坏所有价值标准，“民主制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理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转而从政时声称自己对人民一片好心，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4]政治社会学家沃尔夫（Alan Wolfe）曾指出：“民主被定义为一种政治理想，倡导所有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从而建立一个朝着共同赞成的目标迈进的、给予相互尊重的社会。”^[5]所以，“它被推崇为制约国家权力、协调相互竞争的个人和集体计划、使重大政治决策具有责任心的方式。”^[6]近些年来人们对民主的关注大大增强，但这些关注几乎总是用“自由主义民主”来设想“民主”。许多自由主义者认定民主在世界上即将获得最后的胜利，福山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提出，民主在今天普遍流行，只因它是人类能提出的最好的政治制度，但这种民主制度特指自由主义民主制度。

在吉登斯看来，20世纪后期，随着政治共同体形态的转变，一种新的“想象的共同体”——全球性共同体开始凸显。与以往以国家为单位的共同体不同，这是一种以一个最大并且最高的政治单位——“世界”——为单位的共同体。吉登斯指出，在缺失全球政治权威的情况下，这种共同体超越国家—政府体制的代表性制度，超越民族、组织、政党等传统政治团体的概念，对当下的主流民主——自由主义民主提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其一，自由主义民主假定民主只适用于“政府事务”。在国家与日益影响国家公民生活的全球化力量之间，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指出自由主义民主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它们假定民主只适用于“政府事务”。韦伯和博比奥等人都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自由民主本质上是一种代表制度，是一种政府形式，一般被理解为多元主义和各种利益的表现。”^[7]贝克也表示，当代民主模式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伴随着专业民主的模式，新的政治文化的形式正在变成现实，这其中，异质的亚政治中心，基于已有的宪法权利而对于政治上形成并推行的决策拥有某种影响。主流政治、附属政治、亚政治和替代性政治的光谱在彻底分化的社会中发达民主制的状况下出现了。”^[8]诺伯托·鲍比欧（Norberto Bobbio）指出同经典民主观念相矛盾的一些全球性社会变化，比如，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权力中心的不断分散、由专家统治的科层制、越来越多彼此竞争的利益群体等。针对这些情况，赫尔德在考察民主的古典模式、竞争性精英民主模式、多元主义民主模式、合法型民主模式、参与型民主模式和协商民主模式的基础上得出了下述结论，“民主理论一定要有一个转变，即从仅仅关注宏观的政治制度转变为考察公民社会中各种不同的背景要素，这些背景中的某些要素可能会妨碍协商和辩论，而某些要素可能又会培育协商和辩论。”^[9]吉登斯表示，全球和本土的变化过程影响着所有的国家，改变着正式的政治领域——公共领域的状况。今天许多影响人们生活最重要的变化并不是在公共领域中产生，而是发生在非正式的政治领域——私人领域内，在一定程度上也只能通过私人领域来处理，它们推动了民主化过程，使民主化影响和压力超出了政治舞台，民主的应用领域变得更加广泛。民主遗产的重点在于对公共事务进行公开讨论、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因此，“‘私人’关系的世界，由于公民的要求和机会是不均等的，将不予以考虑。究竟应该如何克服这一缺陷，同时把民主理论的主要传统的一些最重要的看法统一起来，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10]

其二，自由主义民主假定民族国家是民主最合适的载体。自由主义制度依然主要限于民族国家，康德很多年前指出，“这个悖论甚至比以前更尖锐地产生出新的全球化辩证法”^[11]。我们在第一章“晚期现代性的政治诉求”中提出，全球性共同体的出现需要考虑全球性的民主问题，并试图为政治思考和协商确定一个新的议程。当然，确定一个新日程表并不能解决民主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全部历时久远而又深奥复杂的问题。但至少值得肯定的是，在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如何深化和扩展民主的议题已经被提出。“如果民主制度仍想在今后几个世纪里保持其实用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是至关重要的。”^[12]

那么，国家层面之上的民主应该如何构建？吉登斯希望借助跨国和全球性的组织。比如欧盟，虽然它本身也不是特别的民主，但总是有助于促进国家内和国家之间的民主。因为，全球性的问题只有把它们放在跨国框架里，才可能被恰当地提出、讨论和解决。为此，“必须存在一种政治的再创造，新政治主体，即世界主义党的一种构建和奠基。这些党跨越国界代表跨国利益，在国内政治舞台上也发挥作用。”^[13]但贝克同时也表示担忧，现代性政治的一个特征是，“实际上其‘全球性’无论在社会方面，还是在道德或意识形态方面并不排斥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最终，它是一种没有对手或者反对力量的政治，一种‘无敌政治’。”^[14]

其三，当代民主模式首先关注的是国家与经济的关系，自由主义民主将政治等同于国家的公共领域和经济关系，只关注经济问题，没有真正考虑生态问题。现代自由民主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起源于这一事实，即政治学已经被缩减为一项工具性的活动，是私人利益的那种自私追求，它已沦为经济学，被剥夺了所有伦理的成分。将民主仅仅限制为一套中立的程序，将公民变形为政治消费者，以及自由主义对设想中的国家“中立”的坚信，这一切都已经削弱了政治学的所有实质。如果说区分私人道德领域和公共政治领域是自由主义一项重大的胜利的话，那么它同时也导致了将所有规范的方面贬低为个人道德领域。这样，个人自由的一个真正成就就在于，它后来还使一种工具主义的政治观念随着政治哲学逐渐丧失资格以及科学政治学不断兴起而占据统治地位成了可能。在政治理论家，有一种意识正在增长，即“认为需要复兴政治哲学和重建伦理学与政治学之间的联系。不幸的是，各种不同的举措都不尽人如意。我并不认为它们能为现代民主提供一种合适的政治哲学。”^[15]

其四，民主衰落得厉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感不断增加。吉登斯说：“在许多自由民主制度中我们看到政治制度的大规模异化，或者最低程度也是对政治的冷漠，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选民的偏爱变得反复无常。许多人觉得政党政治中发生的事情与他们生活的问题或机会没有什么关系。”^[16]所有民主原则中的最基本原则即公民及其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削弱，鼓励人们疏远和脱离一个为现代革命所预示将民主化，对人民承担义务，并成为他们的希望和志向的工具的国家。如此，这里的悖论是：“虽然民主被广泛地宣布为美国制度的政治特色，但人民群众正在变得对声称拥有它的形式不再抱有幻想。脱离是把这个国家确认为不仅是后民主的而且是后代议制的特征之一。”^[17]在这个层面，吉登斯带有讽刺意味地指出，“自由主义民主化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民主制度的危机源于它不够民主，在全球化的、反思的社会秩序中，自由民主的缺陷表明需要深入进行更彻底的民主化”^[18]。

民主作为政治正当性的根据在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见毕竟大于少数人的利益和观念，等于优先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见。可是，“把多数等同于正当，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当。所以，要把大多数人都变为每个人，但是还是有条件限制的。毕竟，民意并不能保证好的社会选择，这是最令人烦恼的政治问题之一。”^[19]为此，政治学家提出多种民主方式试图对现有民主进行改善，比如巴柏（Benjamin Barger）提出了“强烈民主”（stronge democracy）的新概念，一方面批判自由主义的民主，另一方面又批判社群主义的统一民主。他主张：“通过公民的直接参与，建构一个在高度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的民主社会。”^[20]吉登斯也正是在批判自由主义民主^[21]后，从今天公共领域内民主存在的基本问题入手提出“情感民主”和“对话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