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楚雄州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影响楚雄州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_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研究

第二节　影响楚雄州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除了上述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一般性或者是基本因素之外，楚雄州有其特殊性。就楚雄州而言，还有以下因素也是影响楚雄州农民增长的重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可比资料的缺乏，本章的许多分析采用的是1997年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

一、农业自然条件

在农民收入构成中，从事农业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入占有较高比重。受农业自身产业特性影响，其生产经营效率受着自然生态条件的高度制约。

楚雄地处云贵高原中部，属典型的边疆、山地、民族区域。按地形分类，山地面积占全州国土总面积的比例高达95%，地势相对平缓的盆地仅占5%。从地貌特征看，根据云南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测算，在全州国土总面积中，坡度在8度以下的仅占8.87%，8～15度的占13.71%，15～25度的占37.14%，大于25度的占39.27%（见图7.2.1）。

从国土资源的海拔分布来看，楚雄州全部国土资源中，分布在海拔1100米以下的仅占2.6%，在海拔1100～1900米之间的占42.66%，在海拔1900米以上的占54.29%（见表7.2.1、图7.2.2）。根据《楚雄彝族自治州综合农业区划》一书提供的资料，按自然地貌划分，楚雄州坝区、半山区、山区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分别为19.7%、25.3%和55%，各地貌类型区域中耕地面积占全州总耕地面积的比重分别为40.5%、25.3%和35.9%。这意味着在楚雄州，相当数量的农村居民生存在海拔较高的低温冷凉地区。

图7.2.1　楚雄州不同坡度土地面积比重

表7.2.1　楚雄州不同海拔国土面积构成

资料来源：云南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云南省不同气候带和坡度的土地面积》，云南科技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图7.2.2　楚雄州不同海拔国土面积比重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地形地貌和海拔高度构造，决定了生存于楚雄境内的绝大多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必须依赖的最基本的自然生态空间。而这种恶劣的自然生态条件对农业生产的严重制约，是平原地区的农业所根本无法比拟的。根据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程厚思教授的归纳，他认为云南山地农业具有以下6个方面的环境特征⁽¹⁰⁾：

（1）边缘性：这里所指的边缘性是一个地理空间上的概念。它是指该区域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可接近性和不可进出性。由于远离全球、全国及区域性社会经济增长中心，加之受其境内海拔高度及地形地貌特征以及季节性自然灾害的影响，外部人员往往很难接近山区，山区的人们也往往很难走出大山。边缘性和不可进出性的具体表现，包括距离遥远、交通设施落后、环境封闭和有限的流动性。

（2）封闭性：由于地理空间上的边缘性，导致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在参与全球及全国农产品市场的区域分工中具有极高的成本，从而使得其在农产品的区域分工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其农业、农村经济体系也因之陷入一种相对封闭格局，并进而导致其技术、文化的演进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云南境内少数民族种类众多的原因，正是由于其经济、技术、文化体系的对外、对内（在更低层次的次区域意义上）双向封闭的结果。

（3）稀缺性：这里所说的稀缺性主要是从人均生存资源占有量的角度来考虑的。受地形地貌和海拔高度的影响，山区能够保土、保水、保肥，宜于垦殖耕作，坡度相对平缓的土地资源则是十分稀缺的。这样，在自给性生存压力的作用下，山区的作物种植将不得不推进到那些原本并不适宜于垦殖耕作的高山深壑之中，从而使农业的土地利用结构特别是耕地利用结构在空间分布上同自然地表构造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4）脆弱性：其一是指生态系统的脆弱。由于受海拔、陡坡以及地质、土壤和气候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山地生态系统承受外部干扰的能力极其脆弱，各种以山地资源为开发对象的物质生产活动，特别是以破坏地表植被为基础的农业垦殖活动，极易导致水土流失、滑坡、石漠化等环境灾害。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破坏在多数情况下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其二是山地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由于山地农业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处于水平极低且极不稳定的状态，由是造成其农业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只能维持低水平的生存需求，而难以形成防范自然及经济风险所必需的一定数量的消费剩余。这样，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山地农户便极易陷入生存危机状态。

（5）分散性：是指山地农户在居住空间及作业空间上所表现出的高度分散化格局。造成农户住居空间分散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山地的人口承载力较低，人们不得不依靠扩大资源占有规模来获得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一般而言，山区人口密度总是要远低于平原（平坝）地区。人口密度低，居住自然也就分散。

（6）多样性：多样性既表现在作为其自然资源基础的物种资源及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上，也表现在反映其社会文明程度的经济、技术、文化等体系构造的多样性上。山地的这种极端异质性，是各种不同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海拔高度、地形地貌、土壤地质条件、风力与降水等，也包括距城市或中心市场的距离、人均资源占有水平、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拥有程度等。

就山地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具体影响看，首先，山地垦殖极易导致水土流失，造成耕层浅薄，肥力下降，作物产量低而不稳。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7～15度的坡地，土壤侵蚀模数为2000～4000吨/平方公里·年，15～25度的坡地，土壤侵蚀模数为4000～8000吨/平方公里·年。这也就是说，坡度每增加8～10度，土壤侵蚀模数将增大一倍⁽¹¹⁾。据有关单位测定，坡地粮食产量比同一地区坝地产量要低一倍以上。⁽¹²⁾。

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大量水土流失、产量低下的坡地不得不纳入农业生产空间，无疑使得楚雄州的农业生产，较之自然生态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多支付了一个超过正常生产投入的无形成本。这里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水土流失成本。当然，这个成本不是由山区农民直接支付的，而是通过土地肥力的衰竭以过低的产出的形式表现出来。

其次，山地生态环境，使得耕地零星、分散，一户农家的土地往往被分割成大小不等的数块甚至数十块，给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不便。

在云南省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定点调查的5个村寨中，有一个为楚雄州武定县夭鹰村。据该办1989年的调查数据，夭鹰村115户农户共经营着741亩耕地，这些耕地被分割为1984块，块均面积仅0.37亩，每户农户平均经营块数则达到17.25块。从分组情况看，经营的耕地在5块以下的农户不足2%，90%以上的农户经营块数在10块以上，其中超过20块的农户占31.3%（见表7.2.2）。楚雄州少数民族山区农户经营的耕地之破碎，由此可见一斑。

图7.2.3　楚雄州山区坡地垦殖情况

另一方面，山地地力低下、亩产过低的结果，客观上使得山区农户维持生存需依赖较为广阔的地域空间，加之坡度稍缓、适宜耕种的土地极为有限，这就使得山区农户的地块与住所之间的距离过远，大量的时间被浪费在路途之中和转移作业场地之中（因地块细碎）。同时耕地距离过远，也是导致山区化肥及农家肥施用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长距离翻山越岭，不要说是身负肥料，即便是徒步行走，亦非易事）。

表7.2.2　1989年楚雄州武定县夭鹰村农户拥有耕地块数分组表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省1989年农村调查固定观察点材料汇编》一书附录表格中数据整理计算。

上述分析表明，同平坝地区的农业相比，山地农业不仅有着较强的劳动强度（机械和畜力往往难以采用），而且有着更高的无效劳动时间。这种过高的劳动强度和无效劳动时间的支付，无疑也加大了农业生产的隐形成本。

还需要指出的是，山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给楚雄州山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种类繁多且暴发频繁的自然灾害。由于自然灾害几乎每年都有，以致于有所谓“无灾不成年”之说。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有时是单独发生，有时是几种灾害同时发生或伴随发生。其中最主要的灾害有干旱、洪涝、低温冷冻、冰雹、病虫害等。根据《楚雄彝族自治州农业气象资源及区划》一书提供的资料，在1953～1990年的38年间，楚雄州风调雨顺的仅有13年，占总年份的34.21%，大灾之年有9年，占23.68%，小灾之年有16年，占42.11%。

二、农村交通运输条件

交通运输条件是影响某一特定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并进而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子。一方面，交通运输条件决定着某一特定地区农副产品的可运销距离和获利水平，从而决定着它的农业产出商品化程度；另一方面，交通运输条件还决定着它的来自农业系统外部的具有较高生产能力的现代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和最终使用成本，从而决定着它的农业投入商品化程度和农业技术进步的成本或速率。显然，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越好，农民参与市场交换的交易成本越低，对刺激其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就越为有利。

对交通运输条件在区域农业发展及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当首推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伟大的《国富论》一书中，他写道：“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改良，自然而然地都开始于沿海沿河一带。这种改良往往经过许久以后才慢慢普及到内地”。在比较了伦敦和爱丁堡之间的水路和陆路的运输成本之后，他说：“假若这两都市间，除陆运外，没有其他交通方法，那么除了那些重量不大而价格很高的货物而外，便没有什么商品能由一地运至另一地了。这样，两地间的商业，就只有现今的一小部分，而这两地相互间对产业发展提供刺激，也只有现今的一小部分。假使世界上只有陆运，则各僻远地区间的商业，一定无法进行⁽¹³⁾。”美国当代著名人口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也曾写道：“如果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一个，那么它不是文化，也不是制度和心理特性，而是交通运输和通讯系统⁽¹⁴⁾。”

交通运输在经济发展中的这种基础性作用，是由现代经济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我们知道，现代经济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又是建立在区域分工和区域贸易基础上的，这样实现商品的空间位移即交通运输就成为现代商品经济的一个前提和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经济是一种运输经济。

因而，离开了交通运输条件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奢谈什么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这个道理，对于农业，当然也不例外。

就楚雄州的情况而言，根据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从公路密度看，1997年楚雄州以乡镇公路全程计算的公路密度为0.27公里/平方公里，仅及同年江苏（0.67公里/平方公里）的32.84%、山东（0.62公里/平方公里）的35.48%、福建（0.43公里/平方公里）的51.16%⁽¹⁵⁾。如果考虑到楚雄州和东部沿海省份在铁路营运里程及内河船道里程上的巨大差异，则从整个运输通道的分布密度讲，上述两者之间的差距将更为显著。

下面5个表格反映的是楚雄州境内所辖行政村距其所在地乡镇、县城、汽车站、火车站、集市的距离及其与全国及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比较。从距乡镇的距离看，1997年楚雄州有40.48%的行政村与乡镇政府驻地的距离在10公里以上，分别比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高出30个和34个百分点。

从距县城的距离看，1997年楚雄州有72.15%的行政村与县城所在地距离在20公里以上，分别比全国及东部地区平均水平高出16个和24个百分点。

从距汽车站的距离看，1997年楚雄州有75.00%的行政村与汽车站的距离在10公里以上，分别比全国及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高出19个和30个百分点。

从距火车站的距离看，1997年楚雄州距离在20公里以上的行政村占81.94%，分别比全国及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高出10个和13个百分点。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广大农户居住在远离集镇和交通干线。从行政村距集市距离来看，1997年，楚雄州有44.04%的行政村与集市的距离在10公里以上，分别比全国和东部高出24个和34个百分点。

楚雄州广大农户居住在远离集镇和交通干线的这一状况，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其从事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交易成本，并降低其参与市场交易的机会，进而影响到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图7.2.4　楚雄州山区公路

图7.2.5　楚雄州山区公路

表7.2.3　1976年楚雄州行政村距本乡镇距离与全国及东部地区比较　单位：个、%

资料来源：《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云南省资料汇编》。下同。

表7.2.4　1997年楚雄州行政村距本县城距离与全国及东部地区比较　单位：个、%

表7.2.5　1997年楚雄州行政村距汽车站距离与全国及东部地区比较　单位：个、%

表7.2.6　1997年楚雄州行政村距火车站距离与全国及东部地区比较　单位：个、%

表7.2.7　1997年楚雄州行政村距集市距离与全国及东部地区比较　单位：个、%

三、农业技术进步成本

受山地自然条件的限制，山区农户的劳动生产率普遍较为低下，农业产出的绝大部分被用于支持农户的自给性消费，能够用于出售的剩余产品极为有限，由此导致农户货币收入的低下。低下的货币收入又影响到农户对化肥、农药、良种等现代要素的购买能力，从而抑制了其生产技术的进步，并进而造成其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形成恶性循环。

图7.2.6　山区自然条件与农民收入的关系

表7.2.8　楚雄州农村住户农业科技应用强度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　单位：%

注：各指标均为作业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其中机耕、机电灌溉为作业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全国指标中，机耕、机电灌溉两项由于缺少农户耕地面积，采用复种指数进行过调整。

从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看（见表7.2.8），在9项农业科技应用强度指标中，除化肥施用面积比重、农药使用面积比重及地膜覆盖面积比重外，楚雄州都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有几个项目（如机播、机收等）在当时几乎尚未开始使用。

山地自然条件还决定了楚雄州农业技术进步成本的高昂。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技术，其要素构成都不是单一的，而是由若干个各具功能、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技术单元有机地组合起来的。因此，要达到一定的技术目的，就需要把各种功能的专门技术（技术单元），按照一定的结构框架组织匹配成一个能实现这种技术目的的功能整体。结构不完整或功能不匹配的技术，是不能结成一个技术体系或技术整体的，从而也就不能转变成为现实的生产力。技术的这种整体性或不可分性表明，技术进步的过程必定是构成其技术体系的各相关单元同步变化的结果。比如在种植业方面，高产技术一般是由良种、耕作、施肥、灌溉等一系列的技术单元所构成。对于民族山区而言，这意味着，要实现农业的技术进步，必需同时对构成技术整体的各个单元进行同步投资（比如采用良种，就要求同时有施肥、灌溉及耕作方法等技术措施的配套跟进，否则增产效果不会明显，甚至还不如采用传统籽种）。而这种高额技术投资，又往往是其现有的经济体系所难以负担的。

图7.2.7　山地自然条件与生产力低下的关系

另一方面，对于民族山区而言，还存在着一个技术应用的高风险性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外来的新技术很少是针对山区自然生态条件而研制的，即使是部分在山区有推广可能性的技术，由于在大面积推广前缺少必要的生态适应性试验，因而在应用时也带有很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则受到山区农民的风险承受能力的制约。在发达的市场农业条件下，承担风险被当作农业经营的常规。利润的作用就是鼓励创新和承担风险。但是，在一个自给半自给的农业中，农户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他们从事生产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作物歉收可能引起全家人饿肚子乃至饥荒。所以利用传统技术种植产量比较低但比较稳定的作物，比把资源投入一种新的可望有较高产出但同时也具有较大风险的生产项目或技术更为保险。这也就是说，对于边疆民族山区的贫困农户而言，由于生存的压力，使得其往往拒绝采用新技术可能带来富足的诱惑，因为在新技术的背后，还站立着一个他们无法控制的高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的考虑，遏制了富足的欲望。

四、农民人均受教育水平

农民人均受教育水平，直接关系到农民接收和处理各类市场信息、选择和采取现代生产经营技术、从事非农产业经营等方面的能力，因而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

从楚雄州的实际情况看，根据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1996年楚雄州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的文盲率高达16.1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个百分点，小学文化程度的占58.0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4.0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个百分点，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7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个百分点（见表7.2.9）。

表7.2.9　农村住户从业人员文化程度分布　单位：%

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短、文化程度低，必然导致其职业流动性和空间流动性差。如表7.2.10所示，1997年楚雄州农村住户从业人员在农业部门以外就业的仅占8.7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其在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则仅占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8个百分点，而能流动到县外或省外就业的则更是少得可怜。

表7.2.10　农村住户从业人员就业构成　单位：%

五、农村贫困状况

从某种意义上讲，贫困既是经济发展不足的结果，同时也是谋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贫困剥夺的不仅是贫困人口现时期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剥夺了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机会。对于那些缺少经济发展资源或参与市场分工机会的人群而言，贫困的结果往往是导致贫困状态的永久化。

楚雄州是我国现存的集中连片的重点贫困区域之一。全州10个县（市）中，有6个为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1个为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州108个乡镇中有42个为贫困乡镇，占乡镇总数的38.8%；1049个村委会中有502个为贫困村委会，占村委会总数的47.85%。

统计监测数据显示，按国家确定贫困标准，2006年末，全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在944元（国定贫困标准）以下的贫困人口有782510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5.26%，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683元的绝对贫困人口有291650人，占全州农村总人口的13.14%；农民人均纯收入在684～944元的低收入贫困人口有491650人，占全州农村人口总数22.16%。全州农村贫困人口中，有11464户、51689人已基本丧失生存条件，有17047户71597人至今仍居住在夏不避雨、冬不御寒的山洞、茅草房内。另外有45万人饮水困难，6万余人未通电。

从空间分布看，楚雄州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高寒冷凉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金沙江、禄汁江干热河谷地带以及生存环境恶劣、自然资源贫乏、地理位置偏远的地区。这些地区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产生活条件差，贫困程度深。

从横向比较看⁽¹⁶⁾，2003年，楚雄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在882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有121231户、852232人，占当年全州农村人口的38.83%；其中：人均纯收入在673元以下绝对贫困人口有255011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1.62%，较全国平均水平高近9个百分点；人均纯收入638～882元低收入贫困人口有597221人，占全州农村总人口的27.21%，较全国平均水平高21百分点（见表7.2.11、图7.2.8）。

表7.2.10　2003年楚雄州贫困发生率（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

注：1.相对贫困发生率为农村低收入人口占总人口比重；2.全国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2004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

贫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约束机制在于：首先，它限制了农户生产性投资能力，从而使得农户来源于生产经营性收入水平难以提高；其次，它限制了农民离乡外出务工的空间流动能力，从而使得农户的工资性收入水平难以提高；其三，它限制了农户获得有偿性信息使用及技术培训的能力；其四，它限制了农民家庭的教育投入能力，从而使得其家庭成员的人均受教育水平难以提高，并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其五，它限制了农户医疗卫生和营养保障能力，使得其有可能因营养不良或无钱医病而无法从事正常的工作，或因将小病拖成大病而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医疗费用。

图7.2.8　楚雄州2003贫困发生率（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

作者（左一）考察热区作物研究所

六、工业化、城市化水平

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农民的收入：（1）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非农就业机会；（2）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及价格水平；（3）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农业从城市非农产业部门获取各类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可能及其价格水平；（4）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府所能获得的财政收入规模，从而决定着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能力。

从楚雄州情况看，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2006年未，全州267.2万总人口中，乡村人口占85%，城镇化率为26%，较全国平均水平43.9%低18个百分点，较云南省平均水平30.5%低4个多百分点，而且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在空间上也极不平衡。全州除楚雄、禄丰、元谋之外，其余各县的城镇化率都在20%以下，4万人以上的城镇仅有鹿城（州府所在地）、龙川、金碧、近城、金山5个，全州没有一个人口规模超过15万人口的城市。城镇与城镇之间，没有合理的职能分工，相互之间经济上的联系也不紧密。大部分城镇尚未对周围地区形成强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难以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