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世俗化存在的问题

20世纪40年代后期乃至整个50年代，许多亚非国家从殖民统治下获得新生之时，都接受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并从此踏上了将“旧社会”改造成为“新国家”的艰辛之路。按照一般的理解，建设现代化的新国家，包括工业化、民主化、制度化、科学化、技术化、理性化等等方面的内容，而这一切都是从近代西方文明创生而来。印度迟至20世纪初才开始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作出全面的反应，而由于亲身经历的殖民化进程，西方文明在此时已经进入了印度文明，并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了。虽然如此，印度是世界上宗教传统力量最强大的社会之一。在这里，宗教不仅仅只是一种个人信仰和精神寄托的方式，它还是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潜移默化得渗透于个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民众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甚至外交，都深受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独立后发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的世俗化进程，内容是多方面的，其情形也是复杂的。

2002年3至4月，正当我们准备就印度独立以来的世俗化进程作一个总结的时候，在甘地的故乡古吉拉特邦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教派冲突”。面对大规模教派冲突的持续，我们似乎很难对印度的世俗化重要目标——宗教和睦方面的成果作出积极的评价。同样的，面对20世纪80年代后印度教复兴潮流和执政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与印度教“同盟家族”的联系，我们似乎也很难对世俗化的核心内容——政教分离在印度的成绩作出肯定的评价。但是，对印度世俗化成绩和问题进行简单的总结评估，客观地总结印度独立后半个世纪的世俗化历程，考察印度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发现影响印度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所在，更为重要。如果对印度独立后的社会变化进行全面的考察，我们就既能看到伴随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对宗教自由和宗教平等的提倡和保护，也可看到社会各界对各种宗教教派主义的批判和抵制;既可看到冷战结束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盛，也可看到印度社会对于世俗主义是否适合印度国情的怀疑。在这个被称为“宗教博物馆”的社会里，由于面临比其他社会更复杂的情况和更多的阻碍因素，其不断的世俗化进程中也自然地生长出一些副产品，如其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宗教情绪，也需要我们的分析解读。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世俗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政教分离的失败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等方面。

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教观念。印度教是印度最大的宗教，是印度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印度教是一种比较“出世”的宗教，宣扬轮回转世的宗教理论，以追求个人的精神解脱为最高境界。几千年来，浸润着宿命论和精神修炼的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印度民族比较内向的、自我封闭以及因循守旧的心理特征。即使是在当今的印度，这种特征仍然是比较突出。与另外一些民族相比，印度人遵从传统的意识显然更为强烈。印度一位著名科学家曾尖锐地自我批评说:西方的知识分子寻求发现光荣的未来，而印度的知识分子却寻求发现光荣的过去。

印度是一块充满强烈宗教热情的土地，印度各族人民也是具有强烈宗教精神的人民。在这个几乎全民信教的国度里，宗教与人民生活的联系，是难以想象的密切，人民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由宗教信仰、宗教法则和宗教习俗所决定或影响。就印度大多数人所信仰的印度教来说，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们沐浴、素食、禁酒等是为着宗教目的，把小孩投入恒河口的海中是为实现宗教的许愿，读书、结婚、生子甚至寡妇焚毙是履行宗教义务……有学者认为，印度社会世俗化的最大困难正是印度人的宗教狂。为了为民族主义的印度作出贡献，个人必须是一个宗教的人，仅有德行还不够，一个人必须实践信仰。据信，一切高尚的价值——真理、善良、道德——都来自神圣之源。作为印度精神遗产，印度人为这种中世纪的反理性主义的、前科学的文化传统，深感荣光。甚至在一个人出生之前，宗教就已经进入其生命，因为其父母必将按照宗教仪式结婚，并持续进行各种宗教仪式，直到他或她最终来到这个世界。……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拥有世俗眼光，但却没有或者不能够克服其宗教偏见。所有的一切行动，无论是社会的还是政治的，都受制于其宗教意识的最深处的源泉。

宗教为什么在印度教徒中有那样大的渗透力:“印度教厌恶一切非宗教的、不道德的行为，其基本原理之一即是人类的行为应该由宗教命令作指导。它将宗教与每一种行动结合起来……教育所有的宗教成员，实践宗教的主要任务就是将他们生活中的指导原则落实到这些行动当中。印度教甚至规定，除了日常行为外，即使是战争时代或和平时代对付敌人，也应当以宗教指导行动。英国学者查尔斯·埃利奥特说:印度民族心理特别喜爱宗教，并在宗教中获得充分发展，甚于其他各国。正因为如此，世俗主义所主张的摆脱宗教束缚，对于大多数印度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世俗主义在印度的推行，在客观上也尤其困难。

在中世纪的欧洲，就宗教神权对人们的残酷压迫和宗教意识对人们的影响来说，比印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经过文艺复兴，世俗化思想有了萌芽，并为科学的普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近代民主政体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而在印度，几个世纪以来便深受殖民侵略和掠夺，其殖民地经济虽然由于殖民国的需要或战争的需要(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对军事物资的需求)，在生产技术等方面有很大进步，但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思想意识领域，英国人口头上反复强调不干涉印度人的社会和宗教习惯，只是出于人道的考虑，他们曾与印度的改革家合作，设法消除印度社会中流行的、为宗教认可并沿袭已久的若干重大恶习，如杀婴、萨提等。在说服劝阻被证明无效后，英国人只得制定一系列法律加以限制，但在促使人们接受进步思想方面，却收效极小。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度至今也不曾有过像欧洲那样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如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这不能不说是印度社会的一大悲哀。

独立以来，印度的国民经济不断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印度人有了更多的汽车和自行车，电视遍布城乡，两亿多“中产阶级”显示出巨大的购买力。但是如果注意到为数不少的中产阶级依然实践嫁妆制度、支持童婚等，就可见这个被公认为印度“最现代”和“最开放”的阶级，也显示出缺乏起码的现代意识。不仅如此，这个中产阶级中的许多人，还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信仰者。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教派冲突后，调查人员的“最重要发现是，印度教上等和中等阶级中影响广泛的观念，即认为发生在阿默达巴德的(对穆斯林的)报复对于该城市、该邦和国家都是一件好事情，其作用是好好地教训了那些执拗的穆斯林”，因此可见“教派毒素已经深深扎入印度教中产阶级的心里和头脑中”。

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印度仍背着传统的沉重包袱，现代化与传统思想进行着激烈的交锋。如果人们从世俗的眼光来看90年代的印度社会，这个社会仍在把自己的许多精力花在摧毁清真寺、建立罗摩神庙问题上，而不是用于修建更多的工厂、学校、医院或其他“世俗的”基础设施;这个社会仍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阻止印度教徒皈依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等问题上，而不是如何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上;这个社会中的许多人仍宁愿相信宗教领袖所说的，如阿约迪亚罗摩的出生地，而不是相信历史学家基于考古和历史记载所说的，如在阿约迪亚巴布里清真寺原址上以前没有罗摩庙。考察2002年阿约迪亚庙寺之争再次紧张时的全国局势，甚至在左派势力长期执政的西孟加拉邦，都有大批印度教“志愿者”进军阿约迪亚，愿意为“罗摩的事业”冒生命危险。某些世俗政党领导人承认，他们无力阻止反对极端印度教势力的行动，因为这些世俗政党的支持者虽然可以为了政治经济目的而参加群众示威，但“却不会响应他们对于有损其宗教信仰的号召”!事实证明，印度宗教对人们的控制作用仍然明显。

政教分离的失败。包括德国著名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在世俗化的转变过程中，物质生活的改善是一方面，实现政教分离这个观念上的转变，才是决定性的。早在独立之初，印度领导层和知识界即对政教关系问题就有很大的分歧，除以尼赫鲁为首的一部分领导人主张世俗主义外，主张把印度建成一个多宗教国家和主张建成印度教国家的人也为数不少。由此可见，印度的政治家们和知识分子们的思想意识早就在特殊环境里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另一方面也证明，要在印度传播世俗主义，其道路是异常艰辛曲折的。虽然如此，在独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印度领导人和有识之士们在宣传并推行世俗主义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大党作为一个长期的执政党，曾十分艰难地企图奉行世俗主义政策，至少“公开的绝不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观念的提倡者”。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印度发生的两方面的变化，决定了印度世俗主义在今天的命运。印度教的复兴运动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渐渐兴盛; 1977年人民党执政后印度领导层对统治权力的集中重视和对世俗主义原则的放弃。这两方面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

政教分离的失败，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人民党与印度教极端组织的关系发展上表现十分突出。在印度人民党的崛起过程中，它一直受益于“印度国民志愿团”的思想观念和组织保障，也受益于世界印度教大会、猴王团等“同盟家族”内的印度教极端组织和军事组织的行动。不可否认的是，在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动员中，由于极端印度教势力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在印度社会上的汇合，因此也将振兴印度教、“改造”印度穆斯林、建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与提高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混合在一起，将尼赫鲁所提倡的和《印度宪法》所规定的世俗主义，说成是印度穆斯林“抵制”改革的根源，是印度教团体长期得不到发展的根源，甚至是印度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因此，伴随阿约迪亚运动和印度人民党崛起的20世纪90年代，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极端主义观念均得以散布的时期。

印度人民党在品尝到政治动员的成果后，利用国大党日渐衰落的形势和一批世俗的和社会主义的地方政党对中央“权力”的向往，通过组织联合政府的形式，“使‘印度教特性’合法化了”。在1998年后，一方面是由于印度人民党与“同盟家族”的密切关系以及维持妥协的需要，一方面是由于反对党的力量弱小和不团结，再加之联合政府内部的地方政党对于全局性问题的不够关心，国民志愿团和世界印度教大会等一些印度教组织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上扮演了反对党的角色，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印度教组织带到了全国政治的中心位置上。这是独立后的印度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从2002年古吉拉特邦教派冲突的情况看，邦政府不能在冲突的团体中保持中立和维护法制，而是执政教派主义的行动方案，对于社会安宁和宗教少数人团体的安全，都是致命性的。

印度学者评价说:“我们一直在谈在宗教与政治分开，但是现在却喜欢将两者混合起来。如果这种情况只限于一些偏激的人，人们不会太过认真，但当政府中的顶尖人物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时，这便是严重的问题了。”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不成功，既影响了保持优良的宗教传统，也给政治民主制度的运作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大大阻碍了印度世俗化进程向着积极的方向前进。但是，印度政府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政府领导人在2002年4月25日向“关注”古吉拉特的外国人发出了“不要教训我们”的强烈信息，说多元化和世俗主义是印度从古代就有的东西，这些原则今天仍是指导性的力量，因此不需要从其他人那里学习什么是世俗主义和多元主义。

如何阻止教派冲突这个错误的世俗化的副产品给社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印度已经到了十分关键的时期。2002年古吉拉特邦教派冲突的发生，使一些人悲观的人认为印度又“回到了40年代”。不同的是，印度没有了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我的两只眼睛”的圣雄甘地，没有人像圣雄甘地一样独身前往教派冲突的最前线，用“一个人的部队”(印巴分治时的英国总督蒙巴顿语)阻止冲突的升级。更不幸的是，当时的“教派分子知道，如果他们胆敢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说一个不字，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而今天的印度政治舞台中央已经出现了公开主张建立“印度教国家”的政党和组织，受“多数人主义”影响的印度政治运行机制又缺乏对教派势力的有力制约，因此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印度宗教与政治结缘的世俗化特色，无疑将继续下去。

独立后世俗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已经使得建立“印度教国家”的企图很难变为现实，较为完善的法律体制也使“罗摩统治”不可能战胜“法制”。无论哪个政党或政党联盟执政，都必须保证印度在多元化，包括宗教多元化基础上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尼赫鲁所梦想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必然是印度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方向。作为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圣雄甘地总的思维倾向是宗教不应当与政治或国家混合。他曾经说过，“宗教是个人的事务，不应当在政治中占一席之地”，当他说政治应当基于宗教时，他是指政治应当具有道德基础。甘地的思想对今天的印度仍具有启示作用。

宗教已经进入政治。过去，虽然有一些统治者利用宗教抬高自己在种姓结构和社会等级中的地位，但宗教不决定政治。利用宗教决定政治是上个世纪的变化，这已经在印度生了根。印度作为全民信教的国度，需要了解世俗化进程中必须继续保留宗教组织的存在，但政教分离才是世俗化的更重要的和更为关键性的内容，并且需要全社会为之作出不懈努力。

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就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的宗教情绪，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社会的产物一样，印度教原教旨主义也是世俗化进程中的副产品。如今，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宗教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行动的危害时，我们在印度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见极其狂热的印度教偏执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趋势在21世纪初的漫延。2002年3月，当古吉拉特的穆斯林在教派冲突中惊恐万状无处躲藏的时候，印度国民志愿团在其会议决议中，公开写明要“让穆斯林明白，他们的真正安全有赖于多数人(即印度教徒)的善意”“赢得善意意即尊重、宽容多数人团体并与之合作”。世界印度教大会提出了与穆斯林“和平共处”的两个先决条件，一是不吃牛肉，以示“尊重印度教徒的感情”;二是“归还”有争议的三个地方，即阿约迪亚、马士腊和瓦纳那西的寺庙。受教派主义影响，本应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采取一切行动制止暴力冲突的古吉拉特邦政府官员，却反而用牛顿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理论，为冲突中印度教暴徒杀害穆斯林的行为公开辩护。甚至于身为印度国家总理的瓦杰帕伊先生，因为长期“在心里是一个印度教徒，而在办公室是一个世俗领导人”的形象，从来被公认为是印度人民党的温和派，在2002年初的北方邦议会选举前说，他不需要穆斯林的支持也能取胜。结果是印度人民党失去了在北方邦的统治权。

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和教派主义对印度社会的毒害，比任何一次教派冲突本身更为危险。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和教派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后形成一种潮流，其发展过程是，它首先在一定程度上“劫持”了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通过对印度教“重新解释”致使原教旨主义思想在中产阶级中间广为流传，表现特征即是极端的、武装的印度教势力“劫持”了原来宽容、温和、多元的印度教。古吉拉特邦的印度人民党执政当局在教派冲突后大谈“教训”穆斯林所取得的胜利，并积极准备提前举行邦议会选举;为反对“全国选举委员会”在考察该邦形势后所作出的推迟选举的决定，行政当局大势举行“宗教游行”，散布宗教情绪。印度人民党中央领导层，采取的是防止局势失控和鼓励邦政府的行动相结合的政策;而印度教“同盟家族”的领导人，则赞扬“整村整村地扫空穆斯林”行动，并宣称要将“古吉拉特经验”推广到全印度。因此，一位虔诚的印度教徒在高喊:“印度教处于危险中!”，“我们印度教徒必须站起来，从那些打着宗教的旗号压榨人民摧残国家的偏执狂、流氓和破坏者手中拯救我们的文化和宗教。”

在印度世俗政治家看来，这股潮流已经从某种程度上“劫持”了印度国家组织。印度人民党本身就是印度教同盟家族中的一员，它被印度教同盟家族的力量推上政坛，它所主导的政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国民志愿团和世界印度教大会等组织所“绑架”，不能有效地运作。在世界印度教大会将2002年3月15日定为修建罗摩庙的最后期限后，瓦杰帕伊总理不得不立即作出反应，号召用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争端。当局势进一步紧张时，又号召尊重法院对阿约迪亚相关问题的判决。但实际情况是，世界印度教大会为了实现“罗摩统治”，既不尊重国家权威，也不服从司法裁决。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阿约迪亚罗摩庙问题就成了印度教的宗教情绪的晴雨表，当印度教极端势力呼风唤雨的时候，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也束手无策。

从2002年3至4月古吉拉特教派冲突中不断揭露出的事实表明，“教派主义病毒已经植入了国家的警察力量”，例如古吉拉特邦“警察和行政部门变成了‘印度教特性’代理人手里的工具”。“甚至(阿默达巴德的)医院也以教派界限加以划分”。至于执政的印度人民党，虽然在此次冲突后处于“权力”和“身份认同”的矛盾之中，仍坚持与国民志愿团、世界印度教大会等组织的密切关系，并坚持“印度教特性”的政治思想纲领。

印度教不仅是印度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也有着婆罗门霸权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认定一种精神政治身份高于国家权威，印度教寺庙作为一种机构就从来没有服从过国家权威的管辖。但是，《印度宪法》所规定的政治体制和司法运作，都是基于世俗主义的哲学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印度教特性”的普及和同盟家族的行动证明，有利于印度教徒的司法裁决才被认可，而政府的政策和行动也支持了“印度教特性”。“不可否认的是，公共要害职位上的许多人将他们的才智更多地贡献给了他们的宗教，而不是各种世俗的机构或民主的国家。在这种气氛中，宗教少数人团体和低种姓团体中的恐惧增加了。本来应当保证平等对待所有公民的国家，现在正屈从于党派偏见”。印度许多民选代表或重要的决策人都是虔诚的教徒，并且从不怀疑可以在他们的工作过程中推进宗教信仰，为国家服务和为神服务在他们看来是一样的。因此，印度政府和司法系统以前从来没有担心过印度教学校或印度国民志愿团的训练营，会给印度带来什么影响。随着这些学校和训练营不断发展和扩充，其中散发的印度教原教旨主义气息使越来越多的信奉世俗主义的人担心，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印度可能“走向巴基斯坦的道路”。

在印度的一些地区，这股印度教极端主义潮流正在努力“劫持”“沉默的多数人”，并企图控制印度社会。印度人民党、印度国民志愿团和世界印度教大会给印度政治所上的标签，已经使宗教在今天印度的公共活动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对所有的民主机构造成了威胁。《印度时报》指出: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将“可能不可避免地毁坏我们的每一根世俗纤维”。印度学者指出，随着左翼政党和世俗政党越来越多地远离中央政权，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倾向，即依靠国家行政机构而不是用教育群众和动员群众来抗击教派主义，“世俗阵营推卸政治教育责任的行为，将‘大多数人’推给了宗教(印度教的和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宣传。”许多印度人倾向于认为，从古吉拉特教派冲突可见教派主义主张已经在一些地区毒害了“沉默的多数人”，目前教派和睦受到空前破坏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已经清楚地告诉人们，如果允许这股“分裂社会的力量”继续猖狂下去，2002年的古吉拉特可能就是明天的全印度。

印度社会正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宗教教派势力的日趋强大，另一方面则是世俗主义式微。教派冲突以及由此引出的暴力、恐怖活动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教派主义与地方分裂主义的结合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团结统一，教派冲突也使印度和穆斯林邻国的关系难以改善甚至难以正常发展。印度的世俗主义支持者认为，今天的印度需要世俗主义“如同人的生命需要食物和水一样”，增加世俗主义气氛是印度政府的当务之急。从宗教冲突发展的特点可见，解决宗教冲突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综合性工程。像在独立之初一样，要将世俗主义之根真正扎在印度这块宗教热情极高的土地上并开花结果，要真正实现人们社会心理从宗教向世俗主义的根本转变，仍是一个荆棘密布、充满险阻的漫长过程。

现在和未来与印度世俗化进程相伴的，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或跨国化的进展，即地球村的时代。全球化对世俗化会有什么影响?印度在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同时，是否能够保持自己的宗教文化特色?又是否可以找出自己未来的世俗化发展道路呢?

19世纪以来，有着相似被殖民经历的中国和印度这两大文明古国，对于自己传统文化和对于西方思想的认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带给人们许多思索。19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和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了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称作‘新的崇拜’。对‘新’的崇拜既因传统的崩溃而起，又同时助长了为重建新中国、新文化而破坏自己固有文化的主张”。印度的情况恰恰相反，虽然随西方殖民而来的洋枪洋炮、世俗思想和政治体制极大地影响了印度，但在整个争取独立的进程中，印度人努力重新解释印度教和印度传统文化思想，竭力从传统宗教中找寻反殖民的思想武器。其结果是，中国在“打倒孔家店”的过程中，将自己固有的文化进行了基本上是全盘的否定，而印度的传统文化虽然似乎重新焕发了青春，但在对自己辉煌历史和文化的尊崇中，在对西方思潮的认识和批判中，在真正做到“吸取精华，抛弃糟粕”方面，却存在着种种缺失。

如果现代化的路径是必经的，是否只有一条呢?世界形势发展到今天，宗教矛盾不仅困扰着作为宗教博物馆的印度，也困扰着莫斯科和华盛顿，更不用说许多伊斯兰国家了。印度人将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变化视为是没有调和好民族、宗教、地区矛盾的结果，将“9·11”事件视为和世界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平衡失调的结果，将国内的教派冲突视为政教分离的失败和社会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在《印度宪法》写进“世俗主义”多年之后，在全球化的世界形势下，进一步探索印度特色的世俗化之路，仍待努力。

印度宗教是印度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印度社会保持传统的重要原因，为了宗教学说与社会发展并肩前进，印度世俗的社会只有与之沟通，才不会与自己的思想源泉发生隔绝。

在印度文化的“最上层，看到的是印度历史上伟大的宗教领袖所创建的哲学。当某一个特别学说第一次提出时，他们对印度社会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到后来，当社会再进一步向前发展时，这个学说对印度社会保留落后状态却又起了重要作用，因为那些形成了宗教派别的领袖们一点也不愿意从自封的创始者的地位上退让半步。宗教派别本身并不构成历史，然而它的兴起及其职能的变化却是很好的历史资料。印度社会似乎更多的是通过一连串的宗教演变而不是通过暴力得以发展的。因此，甚至到后来，当发生了相当大的暴力时，印度社会也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印度的宗教传统是在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背景之下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是与历史交互作用的产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历史中的信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印度的宗教传统力量还会相当强大并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世俗化进程是宗教自由的进程，宗教自由的另一面是对世界观多元化的解放，因此世俗化进程中对于科学和信仰双方都是开放的。但是，从印度的经验看，这个多元化并不是对任何世界观都是平等的。迄今为止，为减少宗教信仰对政治民主的影响，作为对西方世俗主义实践经验的借鉴，印度政府要求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公民在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划一道界限。为了获得多数社会的认同，他们必须将其宗教信仰翻译成世俗化的语言来表述，这就造成了世俗社会在许多情况下不能明白宗教语言的表述方式，而世俗社会的表述努力在许多情况下也不能使宗教信仰方式所接受，导致了有时将宗教不公平地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情况，也出现了宗教力量对世俗势力的反抗。

世俗化进程的顺利发展，要求世俗社会与宗教世界的沟通顺畅。“9· 11”令人炫目的袭击事件在世俗社会的最深处拨动了宗教的琴弦，世俗社会与宗教之间的矛盾以另一种形式爆炸了，令全世界的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都感到恐惧。这一事件与印度经常发生的各种充满世俗色彩的宗教冲突，都说明了世俗社会与宗教信仰之间的沟通是何等的重要。世俗的解释与宗教的解释之间的分界本来就是模糊的。因此，德国著名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划定这个有争议的界限这项工作，应当被当作一种合作，他同时呼吁双方同时采取双方的视角观察世界。

发扬优秀传统宗教文化，实现国内宗教团体间的理解和和睦。印度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印度教复兴主义浪潮和90年代的“印度教特性”，对将发展等同于社会的逐步西方化和世俗化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挑战;印度的实践证明，现代化在印度并不只是导致世俗化，它也是宗教复兴的一个主要因素。传统的信仰、习惯和价值观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印度快速增长的乡村人口和大多数的城市民众，对传统的固守并不局限于某个阶层或职业群体，而是印度社会阶层的一种广泛的特征。可以说，印度大众还未真正经历世俗化所需要的不亚于政治和经济转变的心智转变。无论是印度教组织还是伊斯兰组织，都吸引了不少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保守人士利用现代技术，组织和动员民众并宣称宗教信息和社会政治主张，原先抵制现代技术的宗教领导人，现在却日益依赖现代技术。

当今印度，一方面宗教冲突已经深深伤害了各个宗教团体，另一方面印度教教派势力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锡克教徒没有忘记他们在英·甘地被刺后所遭受的劫难——大批锡克青年男子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杀害;穆斯林没有忘记在1992年所受到的极大侮辱——阿约迪亚清真寺被印度教狂热分子毁坏;印度教徒甚至连中世纪纳迪尔·沙在西北印度平原上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忘记。对于他们来说，要忘记那段灾难性的历史，简直就是世上最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事实证明，这种记忆不可避免地修筑起围墙，妨碍宗教团体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理解，宗教冲突随时可能因各种世俗原因而爆发。同时，为了获取政治权力的需要，世俗政党和具有宗教色彩的政党又不时将宗教极端主义观念和极端势力带入政治领域，阻碍了宗教力量与政府之间在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理解。

世俗主义意味着宗教与国家分离及后者的优势，但印度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后以强制性的方式推行世俗主义，却收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是印度应当记取的教训。目前，控制印度的原教旨主义与实现政教分离同样重要，但政府如何科学行事，却有待探索。

在改革传统过程中确保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印度的经验告诉我们，传统的东西在当代不得不面对两大难题:如何适应现代化的进程;如何应对西方价值观的挑战。印度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在适应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东西需要改革，需要引入新的思想包括西方思想;而在应对西方价值观的挑战，传统的精神道德价值又需要提倡和强调。在全球化形势下，印度宗教文化传统如何与现代化步伐和谐前进，将决定印度世俗化的未来。

欧洲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在创造中毁灭的过程。但在另一些社会中，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所带来的痛苦，却不能获得补偿。从历史上看，印度社会有着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的特点，更缺少对旧制度的革命式的冲击。这种发展特点虽然与印度的宗教文化特色有关，但客观上也未造成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大冲击。我们看到，独立后印度采取的政治渐进主义政策，和国民经济长期处于2%至3%的“印度教徒增长率”，也没有能够对旧的传统观念和制度造成大的冲击，而越是在印度教种姓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受到的制约越突出。印度人民党和印度教“同盟家族”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崛起历史也证明，越是在印度教宗教思想影响力强大的地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越容易见效。但是，国家的建设和治理不能停留在宗教性的政治动员上，经过10多年的阿约迪亚运动，北方邦的经济建设受到沉重的打击，人们越来越渴望更多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快捷的交通和通讯，印度人民党在2002年北方邦议会选举中的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邦政府没有保证起码的就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上学、就医等“世俗”方面的活动正常进行。

在当前印度社会中，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有组织的活动，呈现出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宗教的神秘主义、唯心主义仍然弥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宗教神权继续以神奇的力量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威力;另一方面，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下，南亚社会正以快速的步伐，适应现代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日益朝着世俗化方向发展，从而极大地影响着信众。今后印度的世俗化进程要得以顺利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印度有过被强制性地实现与国际经济接轨，即殖民地式的接轨的痛苦经历，因此对当前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印度以其经济民族主义观进行着审视和批判。如果印度能够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坚持经济改革扩大开放，使其国民经济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无疑可以增强印度人的自信心，有利于消除贫困和发展教育，从而推动世俗化基础的良性发展。

印度大规模教派冲突多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德里、孟买、古吉拉特等)的事实，证明工业化水平的提出和人们收入的增加，并不是避免宗教冲突的万灵药，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才是必须的。密西根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对于在教派冲突的环境下始终能够保持“安宁”的城市和地区的研究表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通过商务、政党、工会、职业协会等形式所建立的密切联系和形成的市民网络，不仅有助于整个社区的社会和谐，甚至能够迫使行政当局和警察队伍较好地依法行政和公正执法。因此，所有公民不分宗教共建世俗机构和组织，也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