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与思考

刚才两位不同层次的行业领导或者区域领导给我们谈了文化产业区域发展的思考和他们的一些做法，我在听的时候就做了一点笔记，我就把我听完的体会给大家做一下交流。

今天的主题叫作“文化自强区域文化发展模式与路径”，这个题目很好，六中全会阐述三句话，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我解读六中全会精神的时候，最近这个阶段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一些主流媒体正在找我做采访，我说这三句话是最核心的。文化自觉就是我们对文化的认识，所谓文化自信就是我们去发现文化可以做什么，所谓文化自强就是这里提到的路径怎么做。

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跟政策有关。但是我们不能光谈政策，我听完了前面两位领导的发言以后，我就想讲几个观点：

第一，文化发展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六中全会以后有很多媒体有很多对全会精神的解读。我发现解读过程当中有一个偏差，偏差是把文化解读得非常窄，比如说我们现在谈文化基本上媒体的解读都是说演艺、票房、动漫，像这样一种对于文化的理解，我的感觉实际上是把文化缩小到文化行政部门管辖下的管理形态来认识。我们现在谈文化体制改革，我发现很多媒体的解读都在谈院团改革，院团改革当然很重要，文化体制改革不是关注或者仅仅关注文化单位的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所有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机制和体制的改革。这里面就涉及我们对文化的认识，我在想我们首先得考虑文化产业和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叫作经营性文化产业，公益性文化事业。这种说法，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只是把这样一个东西给它突出出来加以强化，实际上就忽略了这里面的关系。所谓关系，我想事业和产业是相对独立，但是它们又相互支撑，甚至在一定程度下相互转化。我们今天在讨论文化产业发展的时候，不要完全从经营性的角度去思考文化产业发展，而要把文化产业发展放在整个文化立国，我们今天对文化的物质符号、价值体系以及制度建构这样的层面上理解文化产业和文化的关系。

第二，关于国家发展与区域发展的问题。刚才刘司长说得很清楚，我们国家的目标在2011年两会通过的“十二五”国民经济发展重要纲要里面明确提出逐步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家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是国家目标。这个目标从区域角度考虑，是不是每一个区域、每一个部门都要达到同步的、同样的标准？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纲要里面提到九个重点，是不是所有的区、县都要把所有九个方面作为区域发展的重点。这里面谈到九个方面面对着全国跟文化产业相关的各个部委，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产业部、商务部等包含在内，是不是每个部委都要把这九个方面作为重点加强推进。国家的发展也是需要分步骤、分阶段来考虑。国家发展和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一定是有所区别的。

我举两个例子，最近几年我们做了几个城市发展规划和文化产业规划，给北京做了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布局，我做了广州市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武汉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也做了杭州市国家文化创意中心的思考。做的过程中发现，最重要的不是找到它们在国家总体思路下面的共同点，最重要的而是找到它们的差异，文化就是差异，区域发展的重点是找出你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说北京提出全国文化中心，中央和北京的定位就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杭州按照国务院下发的文件，明确提出杭州要成为全国的文化创意中心。两个都是文化中心，这两个中心共同点和差异点在什么地方？共同点比较好找，差异点比较难找，但是我们必须找到它的差异。

在北京做文化不管做事业，还是做产业，比较多会从宏大叙事角度考虑，我们更多考虑文化作为一个事业和社会主义和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产业、它作为文化航母和支柱型产业之间的关系。但是杭州我觉得它现在找到的定位很好，杭州找到什么呢？生活，创意生活。我觉得从创意生活的角度找到杭州作为全国创意中心的定位，这就是区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思考点。差异是一个区域发展的核心。当然个性并不意味着它要切割，在区域发展和国家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联动”，找到区域核心特征，而不是说我就局限在这样一个核心特征里面做一个外壳，把这里面做好，是要考虑和周边的联动。最近北京和周边五省市签订了联动的战略思考，我觉得挺好。我们现在做各种规划的时候，比较窄的思路，都是没有考虑到联动，这种联动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源整合。

第三，产业发展与政策导向问题。政策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非常清晰的，特别在中国特定的语境里面。很多跨国集团、投资商告诉我“在中国做投资，做产业，最大的风险是政策风险”，因为政策风险你没有把握好，你的真金白银千万元的投入很可能就要打水漂，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制度，是法律，这是有保障的。但是政策是软的东西，政策有很大的调控余地。在政策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上，政策是什么？政策是导向，政策是我们发展的重要的主题。政策的制作主体是政府，政府拥有最大的行政资源，包含着政策资源。但是怎么样用好这个资源，这是需要认真的去研究的。我们政策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使事业和产业更好的发展，但是当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需要研究的问题时候，当我们没有非常清晰地考虑到它中长期稳定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可能通过政策手段来给予一个过渡，这就是我们说的导向。但是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关注什么？我个人认为政府更多关注的是资本力量够不着的地方，这就是政府的责任。比如说战略规划，刚才刘司长给我们谈到，在国家层面上考虑的是中长期的发展，有一个时间段有一个导向，这个事情只有政府能做，也是政府必须要做。关于产业结构的政策，前几个月参加中宣部和国家统计局关于文化产业分类的修订的会议，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是现在它承载了太多它所不能承载的责任。很多东西放在这里是可以说得清楚的，但是你增加了其他很多说不清楚的东西进来以后，它就变得说不清楚了。比如要把官员的政绩与项目综合考察，就出现了很多地方统计指标的差异。刚才刘司长说得很清楚，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只有北京达到5%，实际看到各个地方报上来的增加值很多都超过10%，什么原因？这就是所谓产业结构政策。这种结构政策，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中央对全国的标准是统一的，各个地方可能根据自己的特色做一点“N＋X”，“＋”这部分属于地方特色，从国家层面来说有一个比较的数据，要不然政策出台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研究没有办法根据准确的量化数据进行的。

政府环境建设，我说的环境建设不是修路，不是拉电网，做下水道，我说的是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我们现在有一个提法，我们要做大型的文化航母，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不是全部。所谓环境，一定是一个良性的生态，生态不能只有航母，必须还有不同的大大小小的船才能够形成生态，这也是政府做的。

政府应该做的还有评估体系，评估体系就是导向，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在这个层面上是政策和产业之间的关系。政策的执行制定主题在政府层面上，政府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企业更多是市场需要关注。

关于怎么思考区域文化发展的政策问题。对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调整、修订，我觉得按照控制论的原理叫作反馈、调节、再反馈，再调节。因为政策的好处就是要有调节的余地，法律出台以后，就有相对的稳定性，是纲化的，政策需要调整，根据实际情况，根据社会、企业、市场等各方面的实践不断反馈、调节。

北京提出全国文化中心的概念，也是在不断地调整过程当中，最近调到了大家认为的新的起点，叫作两轮驱动。以中关村（16.92%，0.13%，0.77%）的科学试验区为平台，同样一个目标在不同的区应该有不同的重点。我给北京很多区做过规划，至少我感觉到海淀是重点科技与文化关系，朝阳是文化与商业关系，东城更多是文化与传承关系，我们房山的领导在这里，听了她的阐述，我感觉房山更可以做文化与生态的关系。这种差异和共同目标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我们说的两个动力，它的共性和个性，两方面的驱动力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健康向前发展，既符合国家整体目标，又能够体现区域个性化特征，这就是我对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与思考，作为我对前面两位领导发言的学习之处。

谢谢！

【注释】

[1]在第九届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上的发言，北京，2012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