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资源方面，基础生活设施等得不到保障

二、生活资源方面，基础生活设施等得不到保障

一般说来，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村民大多居住空间分布零散、贫困时间较长、生活环境封闭、基本生活资源相对缺乏。在赣南农村，贫困村民大多数居住分散、偏僻，远离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地区、交通运输十分不便，在物资交流、信息交流、人才交流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同时，由于基层村级组织财政收入水平偏低，农村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投入力度长期严重不足，饮水难、用电难、就医难、上学难等问题突出，而且村级贫困户补助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至于村委会的补助，只有村级财务状况良好的村委会才可能提供，通常给予突然遭遇大病或其他灾难、民政部门未及时认定和及时拨付补助的特困户。”[17]医疗、教育、电力、交通等基础生活设施与生活资源的严重缺乏，极大地束缚了赣南农村贫困地区村民的生存、生活和发展。以医疗卫生事业为例，中国政府在农村医疗卫生相关配套体制机制构建方面严重滞后：“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导致两方面的直接后果：一是医疗支出在消费支出中比例高，从而大大降低了本来已经十分有限的生活消费。”[18]因此，加强农村基础生活设施建设，对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不断提高赣南农村贫困居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根据笔者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在“交通运输”、“娱乐休闲”和“生活环境”等农村基础生活设施建设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障碍，成为现阶段制约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重要因素。

首先，在“交通运输”方面，赣南农村地区的贫困村民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大多数农村贫困群体都是居住在处于交通极其不便、运输较为困难、远离经济中心的边缘山区。长时期地理位置的隔离，将生活在这些“生态脆弱区”的赣南农村贫困人口排斥在“现代社会”之外，进而深刻影响到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振兴发展。

根据笔者在赣南农村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对于“您对村内道路建设情况满意吗”这一问题的回答，如图4-2所示：

选择“非常满意”（选项一）的人数共计64人，占全体总数的8.95%；男性有4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9.38%；女性有1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7.09%；书记有2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8.42%；党员有1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8.00%；群众有1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7.39%；学生有2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7.52%。

选择“比较满意”（选项二）的人数共计239人，占全体总数的33.43%；男性有17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5.13%；女性有4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8.37%；书记有4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5.09%；党员有9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1.78%；群众有5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5.65%；学生有9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2.35%。

选择“一般情况”（选项三）的人数共计237人，占全体总数的33.15%；男性16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2.34%；女性有5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0.43%；书记有3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7.19%；党员有6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0.22%；群众有10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4.35%；学生有11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6.93%。

选择“不太满意”（选项四）的人数共计164人，占全体总数的22.94%；男性有11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1.96%；女性有29人，占该群体总数20.57%；书记有2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8.42%；党员有4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8.22%；群众有5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2.61%；学生有6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2.55%。

选择“不太清楚”（选项五）的人数共计11人，占全体总数的1.54%；男性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20%；女性有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55%；书记有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88%；党员有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77%；群众有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学生有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65%。

图4-2

根据以上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在“您对村内道路建设情况满意程度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中，不同的群体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村支书”群体排在前三位的选项从多到少依次是“比较满意”、“一般情况”、“非常满意”，“党员”群体排在前三位的选项从多到少依次为“比较满意”、“一般情况”、“不太满意”，“群众”群体排在前三位的选项从多到少依次为“一般情况”、“比较满意”、“不太满意”。从以上三个群体的评价差异上来看，村支书整体满意程度较高，特别是在“非常满意”这一选项上的数量，明显高于其他群体在该选项上的数量，而且，在选择最多的前三个选项中，部分群众、党员表现出对当前农村交通运输建设情况的评价为“不太满意”。其实，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就已经开始意识到“交通运输”情况在一个地区脱贫致富、振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农村，“要致富，先修路”等思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且广大人民群众也充分意识到近年来交通运输建设带来的巨大变化。根据2013年8月8日《赣南日报》报道：“2012年，全市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数762.08万人次，总收入49.36亿元，直接提供就业7200余人，间接提供就业25600余人。”[19]在赣南地区，有许多乡村通过发展旅游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得当地居民走上了脱贫致富、振兴发展的道路，而这些巨大的效益背后都是有赖于当地交通运输建设情况的有效推进。可是，仍然有部分赣南贫困地区村民居住在地理位置偏远、交通运输极为不便的山区，再加上当地贫困村民分布较为分散且大多处于自然地质灾害等频繁发生的地区，致使贫困农村地区“交通运输”建设工作的开展困难重重。因此，“交通运输”建设的严重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

其次，在“娱乐休闲”方面，赣南农村部分贫困地区存在着娱乐设施不全、娱乐场所缺失、娱乐项目较少等问题。而且，由于这些地方娱乐活动场所缺失，致使农村基层组织丧失了在思想政治层面宣传的“重要阵地”，部分消极“贫困亚文化”蔓延，“打牌”、“赌博”、“打麻将”等消极休闲类活动成为农村生活的主题，“读书”、“学习技术”、“提高农业技能”等风气严重缺失，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积极进取、勇于敢闯等“正能量”思想观念的形成。

根据笔者在赣南农村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对于“您所在的村有没有专门用于娱乐活动的场所，如老年人活动室”这一问题的回答，如图4－3所示：

选择“有”（选项一）的人数共计244人，占全体总数的34.13%；男性有17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4.93%；女性有4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2.62%；书记有4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5.96%；党员有10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6.22%；群众有7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1.30%；学生有11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6.60%。

选择“没有”（选项二）的人数共计405人，占全体总数的56.64%；男性有28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5.89%；女性有7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3.19%；书记有6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4.394%；党员有10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6.67%；群众有14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1.30%；学生有17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7.52%。

选择“不太清楚”（选项三）的人数共计66人，占全体总数的9.23%；男性有4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9.18%；女性有2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4.18%；书记有1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9.65%；党员有1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7.11%；群众有1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7.39%；学生有1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88%。

图4-3

以上统计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赣南农村居民中，有一半以上的地区存在着娱乐场所建设上的不足，也有少部分群体不清楚娱乐场所是否存在。娱乐场所作为农村居民茶余饭后相互交流的重要场所之一，是了解民情、洞悉民生的重要渠道，还是农村基层组织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日常化、生活化的重要平台。从整体层面上来看，娱乐场所能够从精神层面上帮助农村居民缓解生活压力、提升幸福体验。但是，赣南农村贫困地区村民的娱乐场所建设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失。在赣南地区个别贫困乡村，由于不良思想舆论导向的消极影响，加之我们党所倡导的主流思想价值观念缺乏相应的普及渠道，致使部分贫困村民存在着严重的“等”、“靠”、“要”思想，“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等消极现象时有发生。在农闲时，部分村民醉心于“打牌”、“喝酒”、“喝茶”、“打麻将”、“赌博”等活动中，并且因此而造成的打架斗殴以及群体性事件屡禁不止，影响极坏。

为有效推进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赣州市委市政府曾多次强调以“送服务、送温暖、送政策”为方式方法，推进群众工作长效化机制，并明确指出要通过教育、培训等素质扶贫增进农民技能。“推进素质扶贫，积极提升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要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创业能力；促进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力争通过2至3年努力，在贫困地区培养一批促进当地产业发展的“土专家”、“田秀才”[20]。但是，由于农村基层宣传载体相对欠缺，再加上个别地区贫困村民缺乏正确的思想舆论文化价值导向，致使地方部门的科普宣传、农业技能培训等工作陷入困境，在贫困农村“等”、“靠”、“要”等消极思想的不良影响下，农村贫困居民参与脱贫致富项目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严重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在农村地区提升农业技能、增加减贫知识等具体政策制度措施的落实。

最后，在“生活环境”方面，赣南农村部分贫困地区居民的生活环境急剧下滑，严重影响了当地村民的身体健康与农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随着赣南地区大规模稀土、钨矿等矿产资源开发以及农村化学肥料的大量使用，给赣南农村的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由于环境问题所引发的农村居民上访事件也不在少数。同时，由于赣南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长时期缺乏，致使贫困农村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态势持续加剧。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农村环境一直是环境监管和污染治理体系的死角。除了受到大规模疫情威胁时，农村环境基本处于‘自治’状态。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特别是基层政府提供环境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能力薄弱，使许多地区成为污染治理的盲区。”[21]

根据笔者在赣南农村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对于“您认为环保工作是谁的事”这一问题的回答，如图4-4所示：

选择“每一个人”（选项一）的人数共计594人，占全体总数的83.07%；男性有41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82.04%；女性有13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94.33%；书记有9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86.84%；党员有15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6.67%；群众有19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85.22%；学生有23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76.80%。

选择“政府责任”（选项二）的人数共计44人，占全体总数的6.15%；男性有2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39%；女性有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84%；书记有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39%；党员有4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0.00%；群众有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04%，学生有2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9.48%。

选择“环保人员”（选项三）的人数共计33人，占全体总数的4.62%；男性3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19%；女性有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42%；书记有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7.02%；党员有1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89%；群众有1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09%；学生有1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21%。

选择“不知道”（选项四）的人数共计3人，占全体总数的0.41%；男性有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60%；女性有0人，占该群体总数0%；书记有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党员有1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78%；群众有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30%；学生有1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23%。

选择“其他”（选项五）的人数共计41人，占全体总数的5.73%；男性有2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79%；女性有2人，占该群体总数1.42%；书记有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75%；党员有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67%；群众有1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35%；学生有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29%。

图4-4

以上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在赣南农村，大部分被调查群体普遍认为“环境保护工作是每一个人的事”，这即表明了广大干部群众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体现了现阶段农民环境权利意识的觉醒，这对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推进赣南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其实，由于农村居民生活环境破坏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时有出现。“2004年以来，因为环境保护问题而引发的大规模群体事件在我国很多地区发生，甚至在部分地区集中爆发。环境群体事件成为继征地、拆迁矛盾之后，又一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新因素。其中几起大的事件有2005年发生在浙江省东阳市与新昌县的两起农民暴力抗议环境污染的事件。在这两次事件中，甚至出现了上万名村民采用暴力形式，与当地政府与警察对峙的局面，造成的社会影响十分深远。”^[22]从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层面上来看，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问题，在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始终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开发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并且在制度设计层面上将污染治理融入到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把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地方公共设施建设必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美国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专门有环境规划，内容包括减少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改进垃圾及固体废弃物处理等”^[23]。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振兴发展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缺乏、农村环境污染处理体制机制缺失等不良因素始终存在，而且这也成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制约农村贫困人口生活环境水平提高的重要瓶颈。正如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国家部委联合调研组在赣州市调研综述中强调指出的那样：“住房难、饮水难、用电难等问题在农村地区比较普遍。赣南苏区有69.5万户农户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解放前建造的破旧土坯房，大量群众居住在库区、深山区、水土流失区，时常受到地质灾害威胁……”^[24]因此，生态恶化态势的不断加剧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不足，深刻影响了现阶段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