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题研究框架

二、本课题研究框架

本课题研究的逻辑思路是，首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行了回顾，这一回顾使我们能更清晰地掌握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脉络；接着，我们分析了“农民工”形成的原因和条件、农民工的主要特征、农民工的历史贡献、农民工进城后的主要社会问题及问题的成因、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碍；通过分析，得出“不完全城市化”是造成目前农民工问题的主要原因。最后，课题组用三章的篇幅讨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创新问题。

下面将课题主要内容作一简述。

1．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劳动力在转移的形式上主要有三种类型，我们试图通过对不同类型和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研究，一方面探寻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分析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政府政策的关系，为当前和今后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借鉴。这一部分，我们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1949—1957年为第一时期；1958—1978年为第二时期；1979年至今为第三时期。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根据不同的特点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政策的关系，再划分若干历史阶段，以期准确把握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

2．农民工形成的原因和条件

新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以“农民工”形式出现的，农民工产生的原因，除了世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般规律外，还有中国特殊国情决定的具体的原因和条件。

关于农民工形成的原因，我们认为，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宏大是农民离开土地走向城镇的重要动力，人多地少、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农村新增劳动力和全国经济活动人口持续增长、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造成了数量宏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其次，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巨大拉力。再次，日益扩大的地区收入差距是农民选择流动方向的重要决定因素。

中国国情决定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仅有城乡之间的推力和拉力是不够的，还受制于一些其他因素，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农民工形成的“条件”。形成农民工的条件，从制度与政策角度分析，主要有：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户籍制度的实际松动、市场机制的确立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等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农副产品的丰富使农民流动进城成为可能；乡镇企业的壮大发展开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渠道；经济持续发展，农民进城成为城市的需要；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建设领域。

在这一部分，我们还分析了农民工流动就业个人决策层面的因素。我们认为，血缘、地缘社会网是农民工流动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促进了农民工进城的决策，降低了他们流动的成本和风险，为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提供了心理支持。

3．农民工的主要特征

关于农民工的特征，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但为了本课题的完整性，我们还是单设了一章，对农民工的主要特征进行描述。在这一部分，我们根据课题组的调查并综合他人的调查成果，主要从人口特征、就业特征、生活状况、政治参与状况等几个方面对农民工的特征进行了描述。

4．农民工的历史贡献

这一部分，主要从经济、社会和城市化三个方面论述了农民工的历史贡献。

经济方面，我们认为，农民工是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是城市建设中的一支劳动大军；由于农民工的进城，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增加了国民经济积累；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由于大量的农民离开农村，推动了农村探索土地流转的方法和途径，促进了农业集约经营，同时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和普及。

社会方面，我们认为，农民工对社会发展和保持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是推动各项改革的促进力量，他们的流动就业挑战了僵化的二元结构，促进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推动了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农民工外出劳务收入是农民增收的主体，增加了农业投入；提高了自身的素质，为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作出了贡献，农民工流动就业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农民工还是沟通城乡关系，推动城市化进程和促进城乡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5．农民工进城后的社会问题及成因

农民进城务工，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不少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涉及的人员数以亿计，如不妥善处理和解决，势必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在这一章，我们对农民工的低薪、欠薪、社会保障缺失、子女教育、劳动保护与职业病、农村留守、性等7个方面的问题，分析了现象与产生的原因。应该说，农民工进城后的社会问题还有一些，如政治参与问题、社会歧视问题、新生代问题等（这些问题我们在其他章节也会涉及），但根据研究，我们认为以上7个问题是主要问题。尽管我们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具体原因作了一些分析，实际上，产生这些问题，还有更深的历史背景和制度原因。对深层次的历史背景和制度原因，我们将在“不完全城市化的负面影响”中专门讨论。

6．农民工融入城市、转换社会角色的障碍分析

“农民”作为工人，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已经二十多年了，但已经或真正成为“城市人”的还是少数，原因何在呢？我们在这一部分对农民工融入城市、转换社会角色的障碍进行了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遭遇诸多障碍，具体分析，既有户籍、社保、就业、教育、土地等制度性因素，也有政策、观念、文化、习俗等非制度性因素。

制度障碍是外来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障碍，其本质是中国事实上存在着社会等级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为造就的城市与农村、城市居民与农村村民相隔离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直接形成了以户籍为核心，以控制农民流动为导向的就业、教育、社保、住房、土地等制度体系，这种体系通过各地政府以政策法规的形式不断固化，成为外来农民工走进城市、融入城市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非制度性障碍，主要表现为设置名目繁多的证卡，提高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门槛；巧立名目乱收费，加重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负担；来自城市管理者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偏见与歧视等。由于长期二元体制的惯性，农民工自身也在心理、文化、习俗、素质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障碍因素，延缓了其市民化的速度。制度与政策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是决定因素，只有在制度创新的背景下，农民工个人方面的障碍才能逐步克服与消除。

7．“不完全城市化”的负面影响及产生的原因

“不完全城市化”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本课题的一个核心观点。从2000年开始，官方统计的城市化率中，不仅包括具有城市户口的常住居民，同时也包括没有城市户口、但在城市居住6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大部分为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这些农民已在城市工作，但户籍却在农村，没有城市户口的“城市人口”实现的迁移是“不完全”的，把这些人统计进城市化率，我们以为就是“不完全城市化”。数以亿计的实现了就业转移，但没有实现身份转变和居住地转移的“不完全城市化”人口，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我们认为，目前农民工的所有问题，根源都在于“不完全城市化”。我们具体分析了“不完全城市化”的负面影响：（21）不利于节约集约用地；（2）不利于农业实现规模经营；（3）制造了农村的“留守问题”；（4）进城农民难以转变角色、真正融入城市；（5）不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认为，“不完全城市化”是农民工进城产生其他问题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

我们认为，造成“不完全城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原因，有制度的安排也有思维的制约。我们在这一章分析了造成“不完全城市化”的客观原因是，历史积累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20世纪80年代的“不完全城市化”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改革开放30年了，还用“不完全城市化”来制造和固化农民工的流动方式，使“农民工”变成了一种制度安排，原因就在于制定政策的人们（包括一部分学者）存在一种改变不了的思维定势，存在一种摆脱不了的历史阴影；存在“土地是保障”的认识误区；存在农民最终是要回到农村去的偏见；存在“城市化速度快了”的错误判断。以上种种原因和观点，既造成了“不完全城市化”的现实，又深刻地影响了目前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目前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的目标还不是为了将农民工吸纳为城市居民，而主要在于改善他们在城市的“暂居状态”。我们认为还是治标不治本，治本之策就是加快城市化，实现完全城市化。

8．制度创新，共建和谐

本课题认为，我们应该把“和谐社会”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实践性的、可操作性的深度思考，探索并建立起从理想到现实，切实可行的社会实现机制和制度保障，把良好的主观愿望变成人们符合规律的普遍行为，用“和谐社会”的思想指导制度创新，用制度创新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把理论的力量转换为制度的力量。

为此，我们用三章的篇幅讨论了制度创新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创新的设想。

在第九章，我们主要讨论了户籍、土地制度创新问题。制度创新的关键是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这两个制度是与农民工有关的制度网络的核心。我们提出了户籍制度创新的设想，进城农民工的户籍应该有条件、分步落实；并提出了为进城农民工放弃农地作出制度安排。同时，我们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应该在城镇体系规划指导下进行。

在第十章，我们就加快建立具有农民工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建立城乡平等统一的就业市场、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和农民工再社会化等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了我们的建议。

在第十一章，本课题创建了“劳动关系预警机制”和“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这是两个既相联系又各有侧重的指标体系。我们之所以在本课题中构建“劳动关系预警机制”，是因为劳动关系紧张，不仅损害农民工的权益，也损害中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通过预警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之所以创建“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是因为没有评价就没有动力，同时也没有压力。各级政府应该对构建和谐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指标体系的创建就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促使各级政府和领导树立全面、协调、统筹的政绩观，更多地关注民生和社会公平。我们希望，通过这两个指标体系的创建和运行，更有效地维护农民工权益，推动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