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群众，从严治政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依靠群众，从严治政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蒋介石任命邓演达担任行营主任职务，是蒋介石与唐生智争权夺利斗争的产物。当时，唐生智希望巩固自己在两湖地区的势力，企图取代蒋介石为总司令，而野心勃勃的蒋介石又极力保持自己在党政军中的地位，绝不容许任何危及其地位的企图，因而委派陈公博和邓演达掌握湖北的军政大权，企图以此来克制唐生智的野心。正如中共中央指出的：“蒋处处想以总司令权力限制唐生智”，“彼赴江西前敌，要陈公博、邓演达留汉口与唐争湖北政权”。[2]（蒋介石还设立湖北财政委员会，任命陈公博为主任。）总政治部顾问铁罗尼说：“邓演达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优秀左派，然而他很年轻，缺乏权威，而且被唐生智的势力震住了，往往失之深谋远虑。这里除陈公博和邓演达以外，实际上再没有什么其他人了。尽管邓演达有时失之精明，但他仍是左派‘领袖’，并比其他人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即邓和我）密切合作，关系非常亲密。我们住在一起，事实上，我就住在他的房子里。”[3]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邓演达开展各项工作的一贯立场和工作作风。他说：“政治部现在的工作是，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肃清反革命分子。”[4]“革命军的胜利，仅有军事胜利，还是靠不住，必须同时得到政治的胜利。”“欲得到政治胜利，必须各界人民表同情于革命军，并参加革命工作。”[5]为此，邓演达充分利用当时各种合法会议和场合，反复宣传国民革命的宗旨和方针政策，实现“军队民众化”和“群众革命化”。1926年9月29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为庆祝北伐军军事胜利，在普海春酒楼宴请中央党部各委员、国民革命军各重要人物和工商学各界代表。邓演达借此机会发表了重要演说，他说：“目前的工作，第一是应使‘军队党化’，第二是注意‘民众革命化’，第三是务使‘革命民众化’。”“我们应当打破一切享乐生活，打破一切利害观念，消除一切小的意见，大家和衷共济，国民革命前途才有希望。”[6]从10月开始，总政治部向全国各机关、学校、团体发出宣传工作通函指出：“敝部为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唯一机关，现为扩大宣传工作，特设宣传品收发处，按期将政治部所出各种宣传品，分寄全国各机关领袖团体和学校，务期宣传工作普及全国，革命势力日益发展，恳在收到该项宣传品时，即行分送各处，或照样翻印转载，俾广宣传为盼。”[7]当时，总政治部印发的宣传品有：《农工商学联合起来》《国民革命与农人》《中国国民党是什么》《取消不平等条约》《敬告奉鲁军阀铁蹄下的民众》《打倒奉系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北伐宣传总纲》《中国国民党的农工政策》等数十种。在邓演达领导的总政治部的强有力的宣传攻势下，加上各部门共产党员的积极工作，使武汉革命政府的工作出现崭新局面。人们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在群众中建立起各种组织，人民群众普遍发动起来，处处出现新鲜事物。工人公开反对压迫，集会讨论切身利益和政治问题，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冲破封建罗网，反抗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青年学生投身革命，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商店店员和学徒要求提高待遇，监督老板严防走私漏税，维持物价稳定；妇女们呼吸了新空气，蔑视旧礼教，打破封建枷锁，参加革命活动；少年儿童也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唱革命歌曲，呼革命口号；其他如自由职业者也觉醒起来，拥护革命，参加行动。一时江汉波涛澎湃，革命的风暴，冲刷着旧世界，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到处洋溢着革命的新气息。[8]

从严治政这是邓演达主持政务的根本方针。他主张公务透明公开，依法行政，以取得社会的信任和监督。邓演达在主持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的短短半年时间内，就发布了一系列训令和法令，制定了各种条例，以规范政府行为，防止行政腐败。

1926年9月23日，邓演达就职湖北政务委员会主任的当天，就向全国各党政军领导机关、社会团体、新闻报馆发出通电：“兹值军事告终，训政开始，自当遵总理遗教，以求主义的贯彻，于最短期间将民众痛苦解除，使党的主张得以渐次实现。惟事属更张，百端待举，绠短汲深，陨越堪虞，祈望时锡嘉猷，匡其不逮。”[9]以表明他为民执政，忠于总理遗训的真诚态度。邓演达的通电很快就得到广州国民政府的复电：“即准于备案。”同时也很快得到湖南省政府、广西省政府、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广东土地厅长周佩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械处长文素松、国民革命军先遣军第四路司令谢献之、总政治部留守主任孙炳文等发来贺电，以表示祝贺。孙炳文在贺电中写道：“我们虽远在后方，但不敢一刻苟安，誓与各级政治工作同志们，尽宣传工夫，唤起民众，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巩固国民政府，为你们的后盾。请你们本总理大无畏之精神，再接再厉……祝你们勇敢！勇敢！再勇敢！”[10]可见他们两人感情的真挚和认识上的一致。(www.guayunfan.com)

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成立之后，邓演达即向委员们阐明其成立的意旨，指出：“本委员会不是独裁制，所有的职务不是只集于一人的身上，乃是由大家分头负责去做的。”他告诫说：“近闻外面有人说：本委员会里有某某在外藉名招摇，做种种不正当的行动。……如果有此等事情发现，那末，在本党的纪律上是不容的。……在本党的统治之下，一切政府机关，当要除掉以前种种黑暗的毛病，切切实实的为民众谋利益，而且还不能除掉以前的毛病，反予人民以痛苦，那就不如没有的好！……从今天起，各位中如有不忠实于工作，或有假藉名义在外招摇者，那不论是旧党员，是老同志，都要以军法从事，不容宽宥！”[11]

1926年9月23日，邓演达主持召开政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讨论了本委员会条例的补充案、接收行政职权案、文官任免规定案、司法事务管辖案等条例法案。

政务委员会发布的第2号布告明确表示：“此后施政，自当以人民利益为根据，首在解除妨害人民利益与人民最感痛苦之苛政，次则将与苛政同一祸民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尽加芟夷，以除恶务尽之心，行见善必迁之政；务使害民祸国之流永绝根株，无复继起；然后登明选公，信尝必罚，以建设廉洁政府。”

9月29日，邓演达主持召开的政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了湖北文官临时惩戒条例草案、组织湖北临时监察委员会案、起草县司法委员条例案、各县警备队存废案。

10月18日，在邓演达、陈公博主持下召开的政务、财政两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了本会暂时用人标准及限制与任用手续案、各县警备队名称案、司法委员任用案。

10月30日，在邓、陈主持下召开的财政、政务两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了县长考试实行案、举行绥靖并指定基本队伍案、筹办人民自卫军养成所案、筹办警察教练所案、各机关人员兼职不兼薪案、清理逆产从速举办案等。

12月30日，政务委员会发出951号训令，根据省党部的呈请，向黄陂县县长周念行训练令，“查该县县长违背党纲，擅组特别党部，殊尽荒谬”，责令其“迅即取消，以维党纪”。

1927年1月，政务委员会训令所属各机关执行国民政府外交部公函，指出：“统一外交既经党部联席会议决定，本部自应遵照办理，惟恐各国领事或其他外交代表，或有因循旧习，径向外交系统以外各机关投递公文，致生，倘有此种事情发生，应主将该项公文退还各机关，亦幸勿向外领或外国政府致送公文，以昭统一。”

2月，政务委员会通令各县县长不得擅离职守，同时，政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更换了大批县长。[12]

从这些从严治政的法案和措施的制定，可见邓演达的民主法制意识十分强烈和是严格督行的。这在当时军阀独裁专制盛行的大环境下是对官吏制度的一场革命，是对人治腐败的严厉鞭挞，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