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这锅羹_陆学艺评传_事迹

中国社会学这锅羹_陆学艺评传_事迹

1987年5月的一个晚上，一位不速之客，敲开了陆学艺在干面胡同的家门。来人刚进门，还未坐下，便自我介绍起来：

“我叫王胜泉，是费老的学生，也是搞农村研究的，现在北京经济学院当教师。”

同行。“快坐下。”陆学艺招呼着客人落坐。

王教授坐下后，先是寒暄和闲聊了一些北京经济学院和农村研究方面的事，然后他重点谈起中国社会学会来。他说：“中国社会学会很有一些时日未开展活动了，坦率地说，费老从社科院撤出到北大后，社会学所与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关系一直没理顺，扯皮拉筋的事不少。”他希望陆学艺来所后抓一下社会学会的工作。同北大社会学系和费老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多联系，多合作，多交流。(www.guayunfan.com)陆学艺刚到所不久，对所里的事还不十分清楚；对社会学会的事，虽有所耳闻，但具体情况，也是正在了解之中，但他很赞同王教授的观点。他表示：

“你这个意见很好。我会尽快了解情况。以后我们可以加强联系，你可以直接找我。但我是副所长，重大问题，还得跟老何（建章）商量才能定。”

事后，经过了解，社会学会1979年3月成立，费孝通先生为会长，由中国社科院主管，秘书处设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费老出任民盟中央主席和政协副主席后，工作单位转到民盟和政协，不再在社会学所上班了。社会学所所长由何建章教授接任，但他不是社会学会的会长，也不是秘书长，在工作上有诸多不便，直接影响了社会学会的工作开展。学会工作开展得不正常，也因此影响到费老和中国社科院的关系。

1987年，陆学艺调社会学所主持日常工作时，院领导特别交代，要尽快改善同费老和北大社会学的关系，把学会的工作抓起来。因此，陆学艺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只有初来刚到，工作太忙，一时还顾不上。他准备尽快抽出时间，到北大去向费老汇报，争取支持。

1988年5月，中国社科院党组决定，陆学艺接替何建章担任社会学所所长。

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还没有正式公布，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就打来电话，请陆学艺作费孝通的博士生沈关宝论文的答辩委员。打电话人特别提示，“费先生特别关照，务请陆所长出席”。

陆学艺一听电话，觉得这是一个向费老汇报，改善两家关系的好机会。他当即答应，一定准时参加答辩会议。

6月初的第一个星期天上午，陆学艺赶早直接去了北大勺园。这时候，费老已经在了，另外几个答辩委员北京大学的袁方先生和韩明谟教授也陆续来到。

陆学艺到后，费老很客气，让他坐在自己身边。陆学艺和费老原是大老乡，陆是江苏无锡人，而费老则是江苏吴县人，两地相距不过百里，风土人情相近，语言口音也相通。两位先生用乡音交谈，旁人听不清楚，他们则心领神会，显得亲切而随和。

论文答辩会开得轻松而认真。先由沈关宝摘要介绍了论文主要内容后，大家对其论文逐一做出评述。肯定其选题和主要结论，以及材料，有创新；也提出了其不足的方面。费老也以普通导师的身份，参与其中讨论。他还说，硕士论文，要求只要把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而博士论文，要求就要高得多。不仅要题目选得好，观点要新，而且资料要用一手的，要有创新才行。

答辩会完后，几位答辩委员留下在勺园吃中饭。席间，陆学艺向费老敬酒，也简单地向他汇报了他来社会学所近一年多的工作。费老显得很高兴，对陆先生说：

社会学重建还不到十年，是一个老资格的“新兴”学科。现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改革开放又很需要社会学的发展，所以北京大学社会学和社科院社会学所之间，要多一些合作和交流，共同把社会学的重建工作搞好。

陆学艺十分赞同费老的看法，当场表态，今后一定要多向费老汇报，请教，加强两个单位之间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社会学科的发展。

自从6月份在北京大学参加了沈关宝博士论文答辩之后，陆学艺同北大社会学系和费孝通先生的来往就多了。在交流中，大家不约而同地关注起中国社会学会的工作和活动来。

自1982年在武汉召开了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之后，已经有6年没有开展活动了。这一方面是因为费先生工作的变动，造成北大和社科院在工作联系和衔接上出了问题；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学会理事会体制机制上存在问题。在我看来，是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中，都是当“官”的，没有办事的。第二届理事会、会长费孝通、副会长雷洁琼、杜任之、罗青、李政、陈道、林耀华、田汝康，都是资深且年长学者，让他们办事，当然不行。秘书长吴承毅应该办事，但人数太少，且没有实体单位的支持，在组织活动，协调关系和落实经费上有困难，故活动开展不起来。

陆学艺也看到了学会组织体制和机制上的缺陷，他建议费先生，近期以中国社会学会和社会学所的名义，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并讨论一下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会的换届问题。他还把这一建议报告了雷洁琼教授，希望两位前辈能够予以支持。

费和雷两位先生认为这一建议很好，表示支持。陆学艺经过与其他几位副会长和秘书长的协商，决定把这个会议放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召开。其原因是，黑龙江省社会学会和哈尔滨市社会学会，以及伊春市政府大力支持，希望在他们那里开一次全国的会议。

这是中国社会学会1982年会议六年之后第一次召开会议。社会学界的老新朋友150多人，在北国美丽的伊春相聚，既分外亲切，又心怀感慨。费孝通先生和雷洁琼教授虽未与会，但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祝贺信，让代表们感到温暖。会议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学的任务这个主题，作了热烈的讨论，还讨论了恢复和增加社会学会的学术性活动和筹备召开中国社会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等问题。

陆学艺这时虽不是理事会的成员，但他作为会议主办方之一的社会学所所长，组织和主持了这次会议。为会议的成功召开，作了大量的协调、组织和服务工作，其组织能力和学术水平，第一次在中国社会学会亮相，即赢得了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和各地代表的满堂喝彩。这为他进入下一届理事会的领导班子打好了基础。

伊春会议之后，中国社会学会秘书处就开始筹备，同各省各单位联络，商量推荐理事，听取意见，准备于1989年召开中国社会学会第三届理事会。但因一些特殊原因，学会换届会议也就拖延下来了。

1990年春，陆学艺决定要续开这次会议。于是他同宋家昇、沈原等人一起，去费先生和雷先生家，专门就第三届理事会换届问题，作了汇报，听取他们的意见。两位老人家都赞成续开去年延误了的会议，支持陆先生和学会秘书处的意见，全面恢复社会学会的工作，加快推进社会学学科建设。

1990年8月6日至8日，中国社会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万年青宾馆召开。全国有近百名理事和社会学者参加。费孝通、雷洁琼两人专门向大会发来贺信。经过两天会议，通过了第二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新的学会章程，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即第三届理事会。北京大学教授袁方当选为会长，王辉、吴铎、何肇发、郑杭生、陆学艺当选为副会长。陆学艺兼任秘书长，王庆基（常务）、宋家鼎、蔡文眉、李强、谢寿光、王思斌为副秘书长。另推荐费孝通、雷洁琼为名誉会长，王康等16人为顾问。

这次会议在中国社会学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时隔8年后，中国社会学会实现了新老交替，学会工作走上了正轨，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第二，这八年间，各地社会学发展迅速，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新秀，学会理事会首次将各地社会学新秀，选为理事和常务理事，使中国社会学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泛的代表性。

第三，加强了秘书处的力量。陆学艺副会长兼任秘书长，极大地提高了学会全面统筹、协调、组织和管理能力；6位副秘书长分别来自北京各社会学重点单位，确保了各重点实体单位对中国社会学会决定和活动的执行力，另外，谢寿光以其为一家出版社负责人身份当选副秘书长，体现了陆学艺要实体运作学会的意图。

第四，在这次会议上，召开了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今后每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每次年会定一个主题，进行学术交流。自此，学会的学术年会形成一个制度。

从1991年到2011年，每年一次的学术年会，除1999年外，从未中断。每年的主题都是围绕着当年国家发展的重点进行确定，会议地点则是由各地申报由理事会评选。以下是社会学历次学术年会的情况一览表：[1]

陆学艺从1990年进入中国社会学会第三届理事会，主政秘书处；1996年至2000年，当选为第四届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会会长，2000至2005年，他又同郑杭生教授共同当选为第五届社会学会理事会会长。在这15年中，他每年都要花很多精力在中国社会学会的工作和活动上。每年一次的学术年会，从定题、选地，到具体的经费和日程安排，他都要过问，还要在会议上致辞，发表学术演讲，工作量大，具体琐碎，而且全都是无偿服务性质。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会领导下，在各地社会学会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年会规模逐年扩大。1991年年会只有160人参会，提交论文百余篇。之后逐年增加，到2011年，人数增加到800多人，分论坛33个，提交论文720多篇。年会水平也不断提高。1996年开始对论文进行评奖，2000年开始将获奖论文结集出版，至今已出版10卷。而且，每卷篇幅也在增加，体现了年会学术质量的提高。社会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早年，仅仅是一个学术性会议；而到了现在，会议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官员也出席会议听讲，媒体参与报道。政府和媒体的参与，增加了人们对社会学的了解，也提高了社会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

对中国社会学会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水平，尽管可能还有些人并不满意，但总体来讲，大家还是认可第三届理事会以来历届理事会尤其是陆学艺所作的工作和努力。陆学艺自己对学会的活动，尤其是对学术年会20年多年来的坚持与发展，给予积极评价，觉得这一路走来，相当不容易。

我是中国社会学会局外之人，自然很难窥探这种“不容易”具体指的是什么？但也见过和参加过不少同类学会、协会，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并不少。深感这学会，不过是一种群众团体，既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权力有限，资源有限，财力有限，甚至舞台也有限。会员、理事、常务理事什么的，尚不足道；即便会长、副会长，其实也是“公仆”，为大家服务，而且登台唱戏，不过一届两届而已。故一般呆板学人，不但“耻”于上位，而且还力有所不逮。即使是象费老这样的大家，也只能号召号召，让他去东奔西走、求神拜佛，恐怕也难。好不做，做不好，不好做，是学会工作常态。陆学艺在他15年实际主政中国社会学会工作中，功劳、苦劳、辛劳，人知、自知、我知，皆不足论。最值得一说的，是他把学会“这锅羹”煮得五味调和，咸淡适宜，为人所称道，又不为人所知道这件事。

知识分子说白了，有如刚下锅的马铃薯，比较有个性，比较独立。你要将这众多个性独立的土豆，煮成一锅羹，还不能有老鼠屎什么的，火候、调料和炒作手艺是重要的。火候掌握不好，调料轻重不合口味，烹饪手艺不到位，就很容易煮成一锅夹生饭，谁吃谁骂人。毫不夸张地说，陆学艺是中国烹制知识分子土豆羹大餐的特级厨师。他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支起这口大锅，什么时候放入佐餐的调料，然后再进行炒作。这锅羹味道怎么样？粘稠度怎么样？颜色怎么样？是他定，也是大家定。同劳共享，一句话，这是一桌大锅饭。大家说好，才是真的好。

我想这“煮羹”哲学，也就是陆学艺作领导的哲学，也是中国老子的政治哲学，也应是中国治国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