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二郎搜山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何为二郎搜山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有人说，看一个人的性情品位最好读他的词，了解一个人的政治抱负最好读他的诗。

嘉靖十八年（1539）前后，对于朝廷和地方都是多事之秋，一系列政治暗流由上而下地搅动了大明王朝的大半江山，而吴承恩也因为这数年间的风波在诗文中直接表现出了对政治的关切和对自己“野史氏”人生道义的践行，具体所指就是他的七言古风《二郎搜山图歌》。

确切地说，《二郎搜山图歌》完成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左右的一次文友聚会时，是吴承恩诗文中最为慷慨负气、最为畅酣淋漓的一篇。但这次文友聚会只是引发激情的一个契机，事情的渊源得从本朝改元的那一刻说起。

十八年前的正德十六年（1521），前朝武宗皇帝朱厚照突然去世。这位皇帝生前的种种行为曾引起很大争议，在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他被视为是一位懵懂的先知先觉者，他坐在那个特殊的位置上，首先感受到了中国封建制度下官僚机构的成熟以及皇权与相权的颉颃，并且采用了种种玩世不恭的方式戏弄、对抗日益强大的士大夫们。宏观地看历史进程，这个见地极为深刻，但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包括吴承恩在内的大多数人通常都无法在这个层面上理解问题，大家首先关注的是这位武宗皇帝的古怪和荒唐。而吴承恩正是从这位皇上身上第一次感受到了政治的难以理解。

从一件小事说起。江淮地区有一种常见的小鱼，通称鲫鱼，但在淮安却拜武宗皇帝的恩泽被称为“朝鱼”，至今如此。(www.guayunfan.com)且说武宗皇帝在宫中玩得有点腻了，后来几年他最乐意的事是玩失踪，因为悄悄地外出没有任何约束，不必听大臣们无止境的絮叨。所以他高兴起来就带几个太监套上便装跑到大同、宣化等左近地区渔色，不管是青楼女子还是大家闺秀，只要入眼——甚至是听得一点风闻，他就会闯上门亮出皇上身份，再然后就会把这女子安置在宫中。

正德十四年（1519）秋，武宗南巡，因为他身边有位太监总管是淮安人，所以就在淮安停留了下来。大约由于有刚刚从大同得来的青楼女子刘凤贞随行，武宗在淮安倒没有闹出什么出格的风流韵事，但他好上了钓鱼。

与漕务相关，户部在淮安清江浦有个很大的储粮库，叫常盈仓，通常仓库都得近水，殆为防火的需要，因此这常盈仓的院子里就有一个极大的水塘。不知道从何说起，武宗想到了在这里伸竿垂钓。上钩的鱼很多，一水都是十来公分大小的鲫鱼，每钓上一条，围观的大臣便高声叫好，于是皇上一高兴，上钩的鱼便都被赏赐给了一众大小官员。官员们自然受宠若惊，抖呵呵地把鱼捧回去，养起来，然后招呼全家老小包括三亲六眷都来观赏，以示荣耀。最初能得到赏赐的都是漕运、盐政、河道和户部税务机关、仓储机关的官员，那些不得接近皇上的地方豪绅只能设法求告转让，得到一麟半爪，便视为拱宝，烟花爆竹声中，张灯结彩地迎回去，唯恐他人不知。这鱼也就得到了一个特别荣耀的名字：朝鱼——谓其上钩乃是朝圣。

转眼过去了三十四天，武宗还在一如既往地钓鱼、赏赐，大臣们渐渐有点紧张了。因为皇帝的赏赐不是白给的，旁边都有太监记着“某日，皇上赏某大臣朝鱼若干尾”，某大臣第二天就得向皇上纳贡以示感谢，皇上天天有鱼上钩，陪侍的大臣就得天天纳贡。虽然可以设法转让，但稀罕劲大不如前，身价也就没有当初那么高了，转让就有了摊派的性质。最后各位大臣合伙凑了份子，打通了太监江彬的关节，才让武宗抓紧启程去了下一站扬州。谁知钓鱼钓出了甜头，这位皇上第二年又来淮安，还是为了钓鱼，而且听从太监的调唆，要上船撒网拿鱼——道理很简单，撒网鱼总是会比钓鱼弄到更多的鱼。这时候，大家才渐渐地回过味来，原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上钩的不是那些可怜的朝鱼，而是已经被皇上盯上了的占据淮安各肥缺衙门的总督、巡抚等一干大小官员。皇上留在淮安，与那位淮安籍的太监总管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去而复来，也是因为惦记淮安有那么多的肥缺衙门——要知道，漕运总督的任期基本上只有一年，有时甚至半年一换，殆因油水太足，皇上知之，朝廷知之，漕督本人亦知之，就公务而言，见好就收为妙；而皇上则另有点小算盘，既然你们这么肥，那为何就不应该备点额外的孝敬？所谓钓鱼者，说白了就是以鱼为诱饵也。后来网上一条大鱼，武宗一高兴脚下踩空，跌入水中，惊吓之下，当即躺倒，回到京城后一命呜呼，关于钓鱼的案子才算了结。

这不是传说——尽管可能有一点渲染。

这一年吴承恩十六岁，这大概是他第一次离政治如此切近。虽然没有机会面见圣上一睹龙颜，但皇上驻跸淮安近在身边也是难得的事。然而钓鱼的话头渐渐传开，进而引出了有关皇上的若干旧事，私下有议论说皇帝贪财好色。甚至在学中也有人花重金转让了朝鱼而觉得后悔。朝鱼是什么，大家都很清楚，本来也许附着一些宠爱荣耀，但现在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话。在这个年轻人心目中，皇上的光环渐渐有些黯淡，但他还是像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坚信皇上天生圣明，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他身边的那些小人身上——那些宦官佞臣。后来武宗过世，皇太后首先降旨杀了武宗最信任的佞臣江彬，正好印证了吴承恩的判断。在他后来的各种文字包括《西游记》中，凡簇聚在皇上周围的人都会受到他强烈的质疑和批判。

武宗的死在朝廷中引起一阵混乱，因为他无子，且自己本身就是单传，这种状况叫绝嗣。最后皇太后和朝廷大臣们商量决定，由封在湖北安陆（今钟祥）的第二代兴献王朱厚熜继承大位。朱厚熜在辈分上是武宗血缘关系最近的堂弟，时年十五，即位后改元嘉靖。

朱厚熜幼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外表虽然不如其堂兄朱厚照威猛，性格也不外向，但遇事有主见，甚至有那么一点外柔内刚、刚愎自用的意思。其进京伊始，他便看出满朝文武尤其是几位内阁大臣心存掌控自己的非分之想，便也拿定主意就要在这些大臣身上树立自己的权威。他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以何种身份继承皇位的问题。按照朝中大臣们的设计，他应当是“承嗣继位”，也就是以小宗入大宗，先过继给朱厚照的父亲明孝宗弘治皇帝成为明武宗的弟弟，然后以明孝宗之子的身份继任皇位。但朱厚熜认为这绝对不能接受，自己应当是按照“兄终弟及”的祖训“承统继位”，自成一宗，必须行天子礼，从大明门入，在奉天殿即位，并坚持要将自己的生父封为皇帝。而大臣们认为这不合礼制，绝无可能，双方争辩了很长时间，最后君权的高压体现了巨大的威力，拒不依附的大臣或者被下狱，或者被当廷打死，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勒令还乡，朱厚熜的意愿终于得以实现。

嘉靖十八年（1539），嘉靖皇帝的生母章圣太后驾崩，由于朱厚熜的生父身后葬于湖北安陆封地，因此他决定将母亲的棺木南送，与父亲在安陆的显陵合葬，并决定躬至安陆，亲自调度，是为南巡。这次南巡皇上一方已经获得绝对的话语权，原先的持异议者已被清除殆尽，现在大臣们考虑的则是如何为皇上寻找理论根据和替皇上想得更为周到，即使有些谏臣直言反对也不过如蚊蝇嗡嗡而已，而各派政治势力也在借这个机会伸展自己攻击对方。此次随同南巡的有翊国公郭勋、礼部尚书严嵩、左都御史王廷相、御史胡守中等，还有新近得宠的道士陶仲文，他们都将在以后的政治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是年二月，嘉靖帝率文武百官浩浩荡荡离开京师，向南进发。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为出巡铺桥修路、搭建行宫、供应粮草等，朝廷支用了太仓银等数十万两，地方上供给更为浩繁，略有疏漏便会受到惩处。更普遍的是随行的宦官、锦衣卫和大小京官趁机骚扰百姓，勒索地方。在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就是大量的类似于封口费的贿赂。有人则借用典故，以“四凶”“五鬼”明指在南巡中受宠、发迹、嚣张的严嵩、张赞、郭勋、胡守中等人。“四凶”“五鬼”都是旧典：四凶指传说中被舜帝流放的四个凶神，或说指三苗、兜、鲧与共工；或说指饕餮、浑沌、穷奇与梼杌。“五鬼”指宋代奸相王钦若等。

四月，章圣太后的梓宫赴湖北安葬，走的是水路，即出京经运河入长江，再溯长江而上到达安陆，这就必经淮安。地方官府与乡绅照例要安排迎接和拜祭等一应仪式。其时蔡昂由礼部右侍郎调任南京礼部侍郎，上任途中在家小憩，自然就成了迎接太后梓宫的头面人物，他把写一篇祭文的任务交给了吴承恩，也算携带吴承恩参加了迎接太后梓宫的筹备。

章圣太后梓宫南移过境，虽然没有嘉靖南巡那样声势浩大，但骚扰地方的气息相似。先是大小码头清场封路，所有公私船只回避；其次一切皇家祭祀的繁文缛节，不能缺少任一环节；再次为供应船上数千人的三餐饮食，几乎征用了大小酒楼的所有厨师；而最不堪忍受的是那些随行京官阉宦，贼溜溜的眼睛瞪着就是为了找茬儿，而平息所有麻烦的不二法门就是递上银子。虽然在淮安境内仅有三天时光，官府士绅却不堪其虐，直到将梓宫和一大堆“蝗虫”礼送出境，包括蔡昂在内的众人才直腰摇头相对苦笑。

吴承恩虽在外围执事，但对这一应过程感同身受，因为所有的勒索贿赂都处于半公开状态，有眼就能看到，有耳就能听到。他没想到自己顶礼膜拜的圣明天子周围竟有这么一批百姓蠹虫，没想到自己期待一展身手的朝廷竟有如此黑暗肮脏的一面，没想到世道竟和他每天要读的圣贤教诲如隔海天。他问蔡昂：“恩师，难道朝廷就是如此风气做派？”蔡昂能说什么呢？他是朝中少有的一直在清要部门任职的官员，也是少有的清廉自律的官员，但也仅能做到洁身自好而已，对于纠弹风气早就自认无能。他只能回答明君恒在，小人常有，圣听终究不会被蒙蔽，庙堂终究会有正气张扬之时等等一番套话。

随着南巡沿途酝酿出的对朝官厌恶情绪的发酵，朱厚熜渐渐地也感觉到了怨气有向自己转移的可能，于是在随后的二三年内陆续惩办了一批官员，斩去了“四凶”“五鬼”中的郭勋、胡守义。在嘉靖二十年（1541）的郭勋案中，吴承恩的一位挚友冯焕以自己的前程为代价声张了正义。冯焕，号南淮，与吴承恩曾一起在府学读书，属于肝胆相照的那一类朋友，上一科春闱中进士后留京任刑部主事，职务虽不高，但郭勋案他是经办人之一。郭勋是明初武定侯郭英袭封六世孙，郭英是一员武将，当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战功赫赫，尤其得到信任。后来也不涉政治，所以在洪武年间朱元璋的大清洗中得以保存。这位郭勋一点没有乃祖的风标，朱厚熜继位后，他挟恩宠，揽朝权，擅作威福，网利虐民，终于引出公愤，朝野舆论都将他列为“四凶”“五鬼”之首，朱厚熜也对他极端骄横甚至亵渎人臣之礼不满，于是将郭勋下狱等候处理，但朱厚熜还有庇护之意，态度比较暧昧。此时包括冯焕在内的刑部法司官员一边坚持秉公严办，坚决不理皇上屡屡发出的从轻发落的暗示；一边也用了点严刑逼供之类的小手段，最后将郭勋弄死在狱中。这个结果当然是朱厚熜不愿见到的，一阵雷霆之后，冯焕被贬边方，也就是被发配到偏远的广东茂名任县尉。

冯焕赴任途中在淮安做了停留，昔日同窗相聚，吴承恩特意写了一首诗相赠，诗题《杂言赠冯南淮比部谪茂名》，其中“比部”即冯焕在刑部的任职，诗中他以骏马、宝刀作比称赞冯焕：

君不见骅骝烟霄姿，舞辔出门遭一蹶。龙沙顾影志千里，一喷生风汗成血。夫容玉花之宝刀，流落丰城比凡铁。忽然一日长光价，照胆吹毛动烟雪。

这是对冯焕道义精神的肯定与夸奖。接着又劝慰他说，如今世道是“黄金铄众口，白玉生苍蝇”“文章狎鱼鸟，君子为沙虫”，真的是翻云覆雨，只希望他记住“韩子来潮阳，儋耳苏长公”（韩愈、苏轼）的故事，像他们一样豁达，度过这困难时光。

大约冯焕对吴承恩透露了大量宫廷和朝政的内幕，吴承恩这一时期显得尤为亢奋。很简单，追求功名的士子不管有多少弱点、缺点甚至是污点，但永远比庙堂之上的达官贵人单纯干净得多，至少圣贤的教诲没有被完全曲解或者丢弃；而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不会理解政治是如何的黑暗和腐朽，当无可怀疑的事实摆在面前时，自然会产生一种极度的失落和焦躁。

面对黯然叹息的冯焕，吴承恩无言以对。他不能追问更多的“为什么”，因为冯焕即将远赴他乡，像壮士一样去面对许多的未知，他更需要一种淡定和豪气，所以吴承恩只希望他记住韩愈和苏轼，而不愿再为他增加沉重的精神负担。但那些“为什么”不会自然散去，只会在内心深处郁结得越来越深。

吴承恩对政治黑幕的反感终于在一次文友的雅会上喷发。

事情起于吴承恩的一位同姓文友吴醴泉，他是世家子弟，祖上曾经做过御史，现今吴家虽然风光不再，但仍有书香大宅的气度，家藏古籍字画甚多。据说他家曾藏有一幅一百多年前永乐朝著名宫廷画家李在的人物长卷《二郎搜山图》，先辈爱如珍宝，可惜在吴醴泉祖父手中遗失，阖家引为憾事。然而天道循环，现在这幅画竟然又被吴醴泉从古玩商人手中得到而认祖归宗，大喜之下，这位吴兄邀请本城的名士法家共赏，吴承恩在列。

画卷为设色绢本，长达数米，慢慢展开，满室轰然惊讶。画卷虽是明人所作，但仿宋元技法，工笔人物，水墨背景，古拙且有生气；所绘为嘉州太守赵煜率领梅山兄弟剿灭山精水怪的场景，一众妖魔或捆绑，或拖倒，或斧钺加身，场面开合有致，气势磅礴如虹。惊叹之余，一干文友的话题渐渐地转移到朝政上，有接近官府消息灵通的说到了京城近来“四凶”“五鬼”的喻指，群情顿又鼎沸，大叹世风不古，竟全无贤明气象。

主人留饭。吴醴泉道：“今日略备小酌助兴，望各位快意。献茶之后，请留下墨宝以纪盛事。”众人自是欢呼雀跃，跃跃欲试，应景酬答，都是看家本领。酒过三巡，就有人离席，泼墨挥毫，笔走龙蛇；待香茶献上，已经诗、书、题、跋俱全。

唯独吴承恩端坐默然，他第一次觉得这种场面有点不合时宜，竟有点愧对如此一幅好画了：天下向来英雄与妖魔共生，精魅横行方显英雄本色，前有大禹铸鼎将魑魅魍魉显形于四方，又有二郎搜山锁拿天下山精鬼怪，都是解救天下苍生的千古事业。然而今日朝中又见“四凶”“五鬼”，百姓凄苦再如倒悬，但何时才有二郎这样的英雄横空而出？想到此处，不禁叹息。

吴醴泉瞥见，忙道：“汝忠乃是题画高才，今日倒是落后了。快来，快来！”见吴承恩眉间如锁，又颇为体贴地说，“不过诗画都不是急事，如需斟酌，在下明日登堂索宝也可。”他怕今天这位文思滞塞，一时不能成篇，这也是常有的事，言语之中就留下了台阶。

倒是吴承恩走了过来，起手一揖：“这《二郎搜山图》仰慕已久，今日得以展眼，果然不负期待，何等激动。但睹物思人，倒真为我朝百姓忧心，庙堂又见妖雾，毕竟不是幸事，不知我朝二郎又在何处！”叹息一声，又神情一凛，道：“此情此景，说几句陈词滥调岂不辜负？请各位恕在下放肆。”提笔写道：

二郎搜山卷，吾乡豸史吴公家物。失去五十年，今其裔孙醴泉子，复于参知李公家得之。青毡再还，宝剑重合，真奇事也，为之作歌：

此为小序。吴醴泉连称：“贴切！确为我家幸事、奇事。”

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挥部从扬灵风。

星飞电掣各奉命，蒐罗要使山林空。

名鹰搏拿犬腾啮，大剑长刀莹霜雪。

猴老难延欲断魂，狐娘空洒娇啼血。

江翻海搅走六丁，纷纷水怪无留纵。

青锋一下断狂虺，金锁交缠擒毒龙。

神兵猎妖犹猎兽，探穴梼巢无逸寇。

平生气焰安在哉，牙爪虽存敢驰骤。

此为描摹，本题画诗的应有之义。众人喝彩。说实话，如此笔墨场景，已非画境可容，在座诸位非不为者，实不能也。

我闻古圣开鸿濛，命官绝地天之通。

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

后来群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

终南进士老钟馗，空向宫闱啖虚耗。

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

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

此为议论，话题已涉朝政。众人附和，或慷慨指点，或窃窃叹息，一介书生，其本色亦仅此而已。

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

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

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

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

此为抒怀。众皆默然，谁是世间英雄？没人想过，无此心胸也。

阳光下的罪恶

是谁培养了吴承恩甘为“野史氏”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人生道义？是谁把吴承恩引上了以描摹情态为手段的文学之路？

吴承恩身边没有革命者，没有思想家，甚至没有哲学家，只有仕途上的熙熙攘攘的得意者和落魄者。如果说到对吴承恩另类的“培养”和“引导”，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那位日夜期待他在功名上有所建树的老人家吴锐。当我们回眸历史，仔细研究这位看起来无关紧要的老人时，关于吴承恩和《西游记》许多疑团的答案其实已经有了。

吴锐幼年失学，但酷爱读书，稍有消停时光，他会用那把总是捧在手里摩挲的紫砂西施壶冲上一杯清茶，然后就是惬意地捧上一本书，或者坐在柜台后面，或者搬一把摇椅躺在店门口的凉棚下，一干杂务都交由伙计们打理。三官殿门口天生是草根小民休闲的场所，整天人流如水，人声如潮，但老人家读书很投入，除了与进门的主顾打打招呼外，其余很少有事能打扰他的雅兴。有一次，他在门外的凉棚下正凝神，有官府的大轿经过，执事的开道大锣老远就“哐”“哐”地敲过来，但他似乎压根就没听见，直到那锣敲到了耳朵边，才恍然如梦醒一般地起身挪了挪摇椅。轿子里的官本想发作，待看到是位读书的老爷子，觉得无趣，才愤愤作罢。

吴承恩在《先府宾墓志铭》里对他父亲是这样描写的：

自《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流览，独《尚书》、左丘明《春秋》，未尝一日置也。于诸书训诂声切，不甚通悉，然独得大旨要归焉。居尝逡逡，口不能道辞，及与人谭说史传，上下数千载，能竟日不休。每读书至屈平见放，伍大夫鸱夷，诸葛孔明出师不竟，周子隐战没，檀公见收，岳鄂武穆死诏狱，未尝不双双流泪也。又好谭时政，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云。

说老爷子“自《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流览，独《尚书》、左丘明《春秋》，未尝一日置也”，肯定有些夸张的意思，也许是出于尊敬。吴锐远离科举，所以读书反倒比较随意，以吴锐的文化水平论，他所阅读的很可能并非原著而是市面上流行的通俗文学读本，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唱本、话本之类。这本身很好解释，他不必再去钻研制义所必须的经籍坟典，也无须去揣摩八股考试的那些技巧，所以可以比较潇洒地关注那些人物坎坷的命运和精彩的事迹，与他们同悲同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老人家读书，动情投入，不仅读，而且评说；不仅评说，而且联系时政；不仅评说时政，而且愤愤然喜怒形于色，经常把柜台拍得咚咚响，然后就是“岂有此理”之类的怒斥或者是“快哉！快哉！”之类的欢呼，这时他的身边可能有三官殿里的老道士，可能有大银杏树招惹来的总角儿童，也可能店堂空空荡荡——老人家经常自言自语，并不需要谁回应。只有对面班家净发行的顾客，会相视一笑，说一声：“老痴子又发狂了。”

这样的读书其实是一种非常文学的读法，是在提炼文学的道义精神，是在张扬文学的感染力。而对于当时的小小读书郎吴承恩而言，简直就是以身作则，现身说法，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为他讲解、灌输传统的文学精神。在这个环境下长成的吴承恩，如果不热爱文学，如果不能表现出传统文学精神的传承，倒是显得有点怪异。

这里有一个吴承恩自己说出来的故事。事情大约发生在他十七八岁时，有一次，家中有客来访，吴承恩陪侍。座中谈到唐代韩愈给《石鼎连句诗》写序的典故，都说轩辕弥明此人行踪飘忽，神情古怪，或为真的隐士高人也未可知。这时吴承恩脱口说道：“此事其实不值一辩，定是后人编造无疑。”客人颇为惊讶，说：“你怎么如此肯定？”吴承恩笑笑说：“你没注意，《石鼎连句诗》用的是《礼部韵略》，难道他能未卜先知？”客人最初一愣，醒悟后哈哈大笑说：“此事不知骗过多少人，连朱熹老夫子都引以为真，没想到被汝忠一言点破，高才，高才。”

这个典故本身在《太平广记》中可以查到，大意说唐代有位世外高人叫轩辕弥明，有次现身与两位当时的诗人同行，在古庙过夜时，三人以一座石鼎为题连句作诗，轩辕弥明的诗句仙风道骨，似乎不食人间烟火。次日天明，轩辕弥明不知去向，两位诗人深感他留下的诗句高深莫测，于是记录整理，并请韩愈作了序。后人遂常就这位轩辕弥明的身份而争辩，信之者尊为神仙隐士，不信者谓之故弄玄虚。而吴承恩所谓《礼部韵略》云云，则是说这《石鼎连句诗》使用的是宋代才颁布通行的《礼部韵略》，说它出自唐人之口，岂不是笑话一桩？

这个故事很能说明吴承恩的才思敏捷和学识驳杂，但意义不仅于此。从中可以看出吴承恩是多么熟悉《太平广记》这一类的神仙故事，它与《禹鼎志序》所诉说的，正好形成映照，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孩子的心思、情怀和时间究竟消耗在何处。而这一切却又都是“阳光下的罪恶”，一心望子成龙的吴锐难道就没有察觉？

子不教，父之过。

吴承恩的命运其实在他朝朝夕夕听老父亲为历史人物扼腕叹惜时已经被决定了，吴锐老先生人格精神的分裂，在他那里被进一步放大，灵肉相博的局面早早形成——文学就是心灵的脉动，科举就是生活的肉欲。

科举本就不是为文学准备的，吴承恩选择了文学作为表述社会责任感的方式，实际上已经意味着选择了社会的非主流生活方式，所以他科举的一再落榜几乎就是必然的事。

文学家也从来不为科举而生，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有时他们会对科举低头，但全然不会在本质上改变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如果能被改变，那就不是文学家了。

因此，尽管吴承恩曾经在表面上看去很像一个科举制度哺育的“乖孩子”，并以此赢得了夸奖赞扬，但这仅仅是表象，事实上吴承恩面临的人生追求、道义责任与家庭目标、个人责任之间的矛盾早已潜藏。当然，他的“乖孩子”表象并非刻意伪装，他肯定会意识到在他身上承担的吴氏家族的未来期望，肯定也曾经试图调和人生道义目标和科举仕途使命这两者的差异，比如他面对失望的父亲号啕大哭、伤心不已，比如在恩师葛木的灵柩前信誓旦旦地表示将悔过自新，因此不能责备他口是心非。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他不会意识到科举本来就不是为他这样的人准备的，更不会意识到他内心深处的文学情结将会主宰他的一生。

选择文学是他自己的决定，不管他是否已经知道这种选择的全部后果，不管他是否曾经犹豫过甚至后悔过，但最后他还是执拗地这么走了过来——一直走到奉献出《西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