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会党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巨大的社会势力，也是近代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过去，历史学家大多从政治史的角度去论述它们，很少从社会史的角度来分析研究。为了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个社会历史现象，本文拟从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来考察它兴衰的社会根源，从会党自身的结构和功能来考察它的性质和作用，从近代中国急剧动荡的社会局势来考察它的发展变化。
18世纪下半叶，即清朝的乾隆、嘉庆时期，以天地会为主体的秘密会党在中国大量出现，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清光绪、宣统年间，会党的组织已遍布全国。从城市到乡村，从交通码头到驻军兵营，到处都有它们的山堂香水。会党的名目已达一二百种，会众约数千万，形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势力。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它的社会根源是什么？我们得从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变化中去寻找。众所周知，清王朝的统治，发展到乾隆、嘉庆时期，已经由盛转衰，吏治腐败，贪污成风，各种社会矛盾暴露无遗。在当时的许多社会矛盾中，最突出的是由于人口爆炸性增长和土地兼并严重所造成的耕地开发与人口增长的比例失调、人多地少的矛盾。(www.guayunfan.com)据学者的研究推算，中国人口的实际数量在明代万历年间（1273—1619年）已达1.2亿左右。[1]经过明末的农民战争和社会动乱，人口大减，至清初只有6 000万。[2]但清代的统治自平定三藩和台湾以后，即进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盛世”阶段，政局比较稳定，经济恢复，生产发展，人口也随之大幅度地增长。乾隆初年，全国在册人数已接近1.2亿，到乾隆末年，已突破了3亿的纪录，再过40年，到道光二十年，就达到4.128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数量最高的历史纪录。上述情况表明，从清顺治元年（1644年）到乾隆六十年这12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五至六倍。如果延伸至道光二十年，即200年内，人口增加了七倍。这个速度是十分惊人的。
但是，在同一时期内，作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耕地，却没有相应地增加。据统计，明万历六年，全国耕地面积有700余万顷，至清乾隆三十一年册载最高土地数，全国耕地面积有780余万顷。这就是说，在近200年内，耕地面积只增长了大约一成。如果以乾隆三十一年的耕地面积数，与清顺治十八年的耕地面积240余万顷这个较低的数字相比较，也只增长了40%多。如果将耕地以人口平均计，清初每人平均约有10亩，乾隆三十一年就下降为2亩多。在这期间，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并没有多大变化。[3]清代人口增长这样迅速，而耕地开发和生产发展却如此缓慢，就造成了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和生活资料来源的日益短缺。这种情况，乾隆年间即已相当严重，当时的许多地方志和文集常有“生齿日繁，地不加广”，人民“生计常苦不足”，“渐多游手”这类记载。这种情况，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就是社会生态的失衡，它必然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引起社会变迁。
应该进一步看到，这种人口膨胀与生产发展不相适应、人多地少的矛盾，是发生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随着人口总数的增长，地主阶级的人数也相应地增多；地主阶级的人口增多，即是兼并之家日多，必然造成土地的日益集中。如果将地主阶级的人数按全国人口总数2%的比例推算，那么清初地主阶级的人数应有220多万，乾隆中叶便有1 200万，到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时可达2 000万。他们在土地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展开长时间的激烈争夺，到乾隆年间，已形成“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六”的局面。[4]与此同时，他们对农民的压榨也更加紧和扩大。这就造成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破产流亡。当时，有人对占有土地和丧失土地的人口比例作过估计：“今天下……占田者十之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5]如此众多的人丧失了安身立命的土地，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怎样来解决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呢？清朝统治者都感到束手无策，连皇帝也说：“宵旰筹思，终乏良策。”广大劳苦群众为衣食所迫，不得不想方设法，自谋生路。他们或到外地出卖劳力，佣趁度日；或肩挑负贩，小本营生；或飘流江湖，行乞糊口；或上山开采；或入海为盗。解决人多地少、衣食困难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移民，也就是人口密集地区的失业人群，大批向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清康熙中叶以后，一些人口密集、土地贫瘠地区的群众，已开始大批自发地向外流迁。人口外流最突出的，南方是福建、广东，北方是山东省。
这几个省，都是依山傍海，山海交错，素属地瘠民稠。闽粤两省沿海地区，自康熙、雍正以来，就有大量无地农民外流。他们除一部分出洋谋生外，大部分则成群结伙，携老挈幼，向地广人稀的台湾、广西、四川等地迁移。山东省民人则大批流往关外东北地区。据记载，台湾的人口，在康熙以前不满10万，经过闽粤内陆民人的大批迁渡，康熙初年增至20万，乾隆中期即达100万，嘉庆二十年已增加到200万。[6]广西、四川和奉天地区的人丁数，同时期内也十倍、百倍地增加。如果以顺治十八年人丁数的升降比为100，那么，到乾隆三十二年时，广西就上升为4 066.79，四川上升为18 378.92，奉天上升为12 839.39。[7]这些地区人丁增长比例如此之高，当然有本地人口增殖的因素，但主要是由于外地人口的大量流入。此外，其他地区的人口，也有不同程度的流动和迁移。
大量破产农民离乡背井，流落到外省以后，生活孤立无援，极不稳定，常常遇到天灾人祸的打击和封建统治者的欺压。出于互助的需要，他们迫切要求结成团体。于是，像天地会、哥老会这类异姓拜兄弟，实行“一人有难，大家帮助”的秘密会党，就应运而生。康熙二十二年以后，台湾开始盛行结拜之风，雍正末年乾隆初年，就出现了父母会、小刀会等组织。乾隆二十六年天地会在福建漳州地区创立后，很快就随移民传入台湾。与此同时，天地会随闽粤民人的迁流，传入广西等省。在四川，随着外省流民大批入川，以及本地破产劳动者的涌现，乾隆初年出现了啯噜党，后来演变成哥老会。在东北，出现了在理会、红胡子等组织。其他省区，凡有破产劳动者游民聚集的地区，几乎都有这类秘密社会的存在。由此可以看出，清代秘密社会的发展趋势，与人多地少矛盾的加剧、破产农民队伍增长的步伐是一致的。清代中叶秘密社会名目陡然增加（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史料证明，秘密社会大量出现是在乾隆二十年之后），正是中国人口增长走向历史的高峰，清王朝由盛转衰，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这决不是偶然的历史巧合，而是上述社会矛盾运动客观规律的反映。由此我们也就不难得出结论：清代秘密会党的兴起，不是由于民族矛盾，而是由于社会矛盾。人口恶性膨胀和土地兼并剧烈，造成了大批无地可耕的游民，这就是清中叶秘密会党兴起的主要社会根源。到了晚清时期，即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传统的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更大量的破产劳动者游民队伍从旧式的交通航运业、传统的手工业和农业中分离出来，加之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千百万流离失所的难民，和连年战争所造成的数百万散兵游勇，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秘密会党得以飞速发展的主要社会根源。[8]
过去有的学者过分强调会党的“民主、平等色彩”，因而对它的进步性也提到了不适当的高度。其实，秘密会党的组织结构，基本上还是模拟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家族制度，并没有摆脱封建落后的状态。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素以家族、宗族和村寨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这种以血缘为纽带，并具有浓厚封建地域性的社会组织，是适应小生产的闭塞的自然经济基础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从人们的经济生活，到其他的社会生活，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的。这种传统，到了近代，还基本保留着。当大量的游民群众从这个传统社会中被排挤出来以后，他们没有土地、没有财产、没有户籍、没有职业，生存遭到严重威胁，因此他们迫切要求生活互助。同时，由于这些人离乡背井，漂流异地之后，就丧失了传统的亲族连带关系，在精神上造成了极度不安，因此，他们渴望归属于世俗的共同体。这种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基本欲求，是他们加入秘密会党的潜在动机。在这样的动机的支配下，他们就模拟传统的家族制度，创造出天地会、哥老会、青红帮这类具有虚构血缘关系特征的家族制的帮会团体。
秘密会党内“血缘关系”的创造过程，首先是通过歃血拜盟，使成员形成血缘的共同意识。歃血结拜、血盟誓约的风俗在中国很早即已流行，其中结拜义兄弟是血盟最重要的一种。这种结拜血盟兄弟的风习，通过《水浒传》中梁山水泊聚义和《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故事，在下层民众中流传下来。到清代，就被天地会、哥老会等各种秘密结社所采用。他们在实行异姓结拜兄弟时，“饮血酒”是最重要的一项仪式。天地会举行这项仪式的时候，新入会的成员都要用银针刺破自己的中指（有时以割鸡血代之），滴血入酒，共饮一杯血酒。饮血酒时，要吟唱“此夕会盟天下合，四海招徕尽姓洪，金针取血同立誓，兄弟齐心要和同”等诗句。[9]同时要在神明的照览下，宣读“结为同胞兄弟，永无二心”的誓约。经过这样的结拜仪式之后，秘密会党的成员都一律改姓洪，互称“洪家兄弟”，从而酿成会党成员的血族意识，创造了相互之间的血缘机能，最后就凝聚成一种命运与共的血缘家族制的帮会团体。
其次，在秘密会党的组织机构方面，他们也模拟家族制的构造原理，虚构起会党成员间纵横的血缘关系。由于世俗血缘家族关系基本上是纵向的父子从属关系和横向的兄弟和睦关系，因此，秘密会党也按照各自的需要，模拟这种家族制，在它们的内部建立起纵横两种关系，并使之保持均衡状态。
纵向关系方面，以青帮的严格字辈制和师徒传承制最为突出。青帮早期是运河线上运输漕粮的水手帮会，它的成员大多来自运河沿线的农村失业者和游民。由于这些人的出身地点不同，风俗、习惯、语言也不相同。而漕运工作是一种集体性的艰苦劳动，他们在数千里的运输途上，经常遭到土匪的袭击和异帮人抢夺职业等威胁。因此，要把这批苦力劳动者组织起来，并霸住漕帮，非有强力的精神统制和严格的帮规家法不可。青帮内崇拜罗祖和实行严格的字辈制度的家长统治，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运河沿线漕运劳动者在各处所设的碇泊安息所，同时也是他们守护罗祖神的共同祭祀和信仰的集会所。这种共同的宗教信仰的建立，可以在生活不安定的水手们慌乱的心中，唤起一种连带感和道德感，产生一种团结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青帮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字辈制度和家长统治。其辈分按“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觉悟”24字排列，凡拜师入门，各按字辈，入门弟子与师父之间的关系如同父子一般。这样，前后世代相传，就使全体成员都置于一个等级森严的犹如封建家族的序列之中。在青帮内部，实行上下绝对服从的家长统治，宣扬“师徒如父子，同参如手足”，[10]其核心是建立师父的绝对权威。他可以“替祖代法”，对违反帮规的成员施以各种酷刑处罚，使所有成员束缚在这种封建家长式的控制之下，而不能自拔。
横向关系方面，以天地会、哥老会的组织结构为代表。由于天地会、哥老会的活动并不限于一个地区或某个职业部门，也没有统一的奋斗目标，因此，它们的组织机构重点不在发展强力的统制和统合手段，而是发展横向的同辈、同僚的关系。在一个组织的内部，往往只因主持入会仪式、掌握钱谷、侦察情况和通风报信等需要，而设置一些职位，各执掌官之间都是兄弟相称。如天地会的首领（总理）为大哥，香主为二哥，白扇为三哥，以下还有先锋、红棍、草鞋等。哥老会的山主为龙头老大，圣贤为老二，新副为老三，以下直至老幺。为适应江湖游民结社的流动性的需要，天地会和哥老会的成员，只要持会簿和票布，即可随处传会，开立山堂。天地会随处开台、广泛发展之后，就分设长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哥老会则在各地分设山、堂、香、水。这种横向关系发展的结果，就出现了山堂林立、各自分峙、虽有交通、不相节制的局面。
总之，无论从纵向关系还是从横向关系看，秘密会党的组织结构都是对家族血缘制的模拟。按生物学的道理来说，血缘是永远切不断的。秘密会党虚拟这套血缘关系，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帮会大家庭。因此，秘密会党的成员要随意从帮会家庭中脱离出来，也是不许可的。它的帮规就明确规定，“拜把之后，不许擅散”；“进帮不准出帮”。入帮以后，必须视帮为家，“患难相共，与帮同休”。
由上述可见，从秘密会党的组织结构看，无论青帮红帮，或是其他团体，在形式上，都是模拟了传统的血缘家族制；在实际上，都采取了封建家长制的统治。陶成章说，会党“政体主共和，同盟者一体看待”，这只是与教门相比而言的，它并不具有新的阶级内容。如果离开了这个具体条件，来强调它的“民主、平等色彩”，就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秘密会党模拟创造这套“血缘家族制”结构，当然不是为想回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田园生活，而是为了适应江湖生活患难相助的需要。这可以从它们的结会宗旨得到证明。有学者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嘉庆、道光时期的天地会案件材料作了统计，其头目供明结会基本宗旨的有96起，其中为“遇事得有帮助，免人欺凌”者有26起；因贫苦难度而纠人结会以便“敛钱分用”者有12起；为纠众抢劫富户以“得财分用”者有39起；为攻抢城镇“竖旗起事”者有11起；为拒捕或防备械斗者有2起。[11]这个统计，虽不能说完全精确，但它基本上能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地天地会组织的结拜目的和斗争方向。
秘密会党的互助性质，还可以从天地会的条规则例中找到证据。例如，《洪门三十六誓》就规定，自入洪门之后“倘有父母兄弟，百年归寿，无钱埋葬，有白绫飞到求兄弟相帮，必要通知各兄弟，有钱帮钱，无钱出力，以定其事”；“各省外洋洪家弟兄，不论士农工商，江湖之客到来，必要支留一宿两餐”；“兄弟患难之时，无银走路，必要相帮，钱银水脚，无论多少”；“或有抢劫取错兄弟财物者，即速送回兄弟”；“有兄弟被人打骂，必要向前，有理相帮，无理相助”；“或赌博场中，不得使假吞骗兄弟钱财”；“有弟兄劫抢偷拐，或骗执之财，不得眼红”等等。而洪门的《二十一则》、《十禁》、《十刑》，就是对洪门成员违反上述原则的种种处罚之具体条例。
此外，秘密会党还颁发腰凭、票布，持票即可“随所至皆得衣食”。彼此联络有切口隐语，和“三指诀”、“茶碗阵”、“挂招牌”等暗号。开码头时，有盘问对答的诗句。这些都反映出会党的流氓无产性质和江湖习气。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在瓦解；另一方面，近代化的城市在成长。但是，由于这种变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秩序下进行的，不仅农村生产力极度低下，经济凋敝，而且城市的工商业也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加之自然灾害连年发生，战乱持续不断，失业人群和饥民队伍被层累地制造出来。这些失业和饥饿的人群为了求生，就大批投奔会党，加入匪帮，从事非法的“盗匪”活动。所以有人说，近代的中国，就是一个会匪遍地、盗贼横行的“土匪之国”。[12]近代中国的会党，不仅活跃于农村，而且密集于城市和交通码头。根据他们在城乡不同地区的活动特点，我们可以将近代会党分为城市型和农村型两种不同的类型。
农村型的会党，是以农村中的破产农民和其他游民为主体而组成的。在旧中国的农村，它们究竟有多少山堂，已无法确知。但是，我们从一定时期某些地区性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窥见其大概。例如，据《平桂纪略》所记，自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八年，广西就有会匪团体1 000个以上。据同时期的《堂匪总录》和《股匪总录》记载，广西12府“堂匪”的堂号数（附土匪）即有213个，“股匪”有230股。如果加上当地的棒棒会、孝义会、金钱会、北帝会、父母会、青莲会等种种名目，以及水上的艇匪组织等，总数也不下1 000个。由此可见一斑。
农村会党的社会功能，对内主要是谋求其成员的生活自保，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和行动步伐。由于农村破产劳动者和贫苦农民加入会党的最基本要求是谋求饭食，因此，农村会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会众的吃饭问题。我们看到，农村会党解决会众吃饭问题的方式，往往是数百为群，实行集住的共食制。这种共食制，以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天地会的“米饭主”最有代表性。凡米饭主，都开堂设馆，招待饭食。但会众抢夺的财物，要一律交公，同时必须遵守会内纪律，服从指挥。当时，在天灾人祸压迫下，广大无家无食的破产农民，有人管饭，生活受到照顾，无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是最大的慰藉，所以投奔“米饭主”的群众很多。广西最大的“米饭主”杨西安，在平乐沙子街开设的“连义堂”，拥有数万会众。[13]同一时期，湖南的会党，也实行“供给银钱饭食”的制度；[14]淮北的捻子，则实行集体掠夺、坐地分赃制。这种谋求生活自保的管饭制度，在许多农村的会党中，一直延续下来。如光绪初年，江苏东海县盛春山主持的“春保山红帮”，不仅实行平均共食，而且对因帮务而致残的人——“老公”，还给予终身奉养。[15]辛亥革命时期，河南的“在园会”和青帮也为饥饿民众解决饭食问题，所以在民间流行着“要想吃饱饭，赶快去在园”，“在帮的都是一家人，不在帮的没有你的馍吃”的歌谣。[16]浙江龙华会在其宗旨中还明确规定：“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17]
农村会党的对外功能，主要是进行非法的不择手段的经济掠夺活动。有时也进行抗击官府、反对贪官污吏的政治斗争。但又常被统治者收买，充当世仇械斗和镇压人民的工具。
由于会党的基本成员脱离生产，所以他们的经济活动就偏重于寄生的、非法的部门。通常是进行走私贩运，开设赌场、烟馆、妓院，和从事偷盗抢劫等各类活动。
走私贩运，主要指私盐贩运和鸦片贩卖，这是会党取得生活资料来源的一个重要途径。其中，私盐贩运活动古已有之，但到近代尤为突出。在近代中国的各条私盐路线和运销地区，几乎都有秘密会党的活动。如川私地区，就有哥老会的贩私活动。潞私地区，有哥老会、刀客、红胡及教匪勾结枭私活动。芦私地区，青帮、红帮、捻党处处充斥。浙私、闽私、粤私各线，则有私贩党、添弟会、三点会、千刀会等的活动。在以上各地区中，以两淮地区的私贩最为猖獗。据清朝地方官报告，此处游民多以贩私为衣食之源，苟图温饱者，蚁附蝇营，结队横行，“大伙以数千计，小者二、三百为群……凡安徽之颍、亳、庐、凤，江苏之徐、邳，河南之南、光，山东之曹州，湖北之襄阳，江西之南、赣、吉，红胡、教匪、捻匪、会匪以及粮船水手，皆其党类，处处充斥，阻坏盐法，扰害地方”。[18]
在近代的鸦片毒品走私包运活动中，会党也是一支最活跃的力量。嘉庆、道光年间以后，在黄埔、澳门各海口，珠江口外之零丁洋上，以及广东内河西江、北江的鸦片走私，以三合会的势力为最大。民国时期，青红帮的贩毒活动，遍及长江流域，以至两淮的偏僻农村。四川、云南的烟帮，多与当地的哥老会相勾结。
但是，会党在农村中最大量的活动，还是从事各类土匪活动。可以说，近代中国的土匪活动与会匪活动是密切相连而不可分的。所以胡林翼、曾国藩等在镇压会匪的过程中，曾总结出一条经验：只究其为匪，不问其为会。
按照近代中国土匪（会匪）的组合方式、活动规模、持久能力及活动的地理区域等因素，可以将他们分成三种类型：暂时性的匪帮，半永久性的匪帮，和土匪军队。[19]
暂时性的匪帮是最简单的土匪集团。它是一种小规模的、季节性的、地方上的游民的纠结。这种集团的成员，大多因经济上遇挫折，生活难度，即三五成群拜把，数十人结帮，在地方上搞小规模的偷盗活动。“忽散忽聚”是他们活动的最大特点。
半永久性的土匪，即组织相对稳定的大股土匪。这种土匪集团，大多是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的地区出现。因为在那里，还有数目巨大的农民投奔“绿林”，所以他们往往是千百为群，拜台结会后，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带，或山寨，或湖泊，或平原的“三不管”地区，作为基地，从那里出发，奔向远方掠夺。例如，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广西连续遭受天灾，饥荒严重，“通省群盗如毛”，“土匪纷起”，拜台结会，各编堂名，“每堂少者数百人，多者三、四千人不等，合数堂便已逾万……专以淫掠勒赎为事，通省无虑数十起”，[20]就是属于这种类型。在整个晚清和民国时期，淮北地区成百上千的土匪结帮，是一种普遍现象。据报道，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一带就麇集了大约二三十万土匪，他们丛簇结集在鲁、豫、苏、皖四省的边界线上。1922年，河南一省就有2万人的土匪队伍，而到了1930年，山东一省就有100万土匪。[21]其中拥有数百或数千人的大股土匪，山东省有47股，河南有22股。[22]这种大股土匪，内部组织比较严密，一般都拥有“侠盗”式的首领，首领与匪众之间，是建立在一种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之上，匪首向大众提供安全和物质的保证，匪众则报以从事掠夺和对于头领的忠诚。土匪内部这种组织状况，与秘密会党的结构是完全一致的。
这种大股土匪，除了进行有组织的抢劫掠夺活动以外，有时也干出了一些与梁山泊绿林豪杰相类似的劫富济贫、为农民伸张正义的事迹。例如，19世纪40年代，广西天地会张嘉祥部，曾以“杀官留民，劫富济贫”为号召，并提出了“上等之人欠我钱，中等之人得觉眠，下等之人跟我去，好过租牛耕瘦田”的口号。[23]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山东临清的土匪中间，也流行着一支与此相似的民谣。江苏盐城的一个土匪集团，还发布过这样的宣言：“我等发出告谕，要求绿林大众为了一个目的群集起来：清算我们社会中的腐败因素。普通乡里是我们关切的对象，集团财产是我们的目的。首先，我等必须处死贪官污吏和为富不仁之辈，摧毁中国灾害的根源，并把它改造成为完全的新世界。”[24]这些向往公平与正义社会的民谣告示，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愿望。正由于这个原因，农村会党、土匪集团，常常有众多的农民参加，如张嘉祥的“怡义堂”，最盛时期拥有万余群众。民国时期一些地方的绿林部队，情况也大体如此。而在会党起义高潮时期，就有更多的农民群众加入起义行列。所以，会党起义的真正力量，还是来自农民群众。
从相对稳定（半永久性）的大股土匪向前推进一步，就成为土匪军队。土匪军队一般多在几股土匪联合的基础上，采取军队式的编制，诸如分成军、师、旅、团、营之类，有的还采用正规的纪律条令和戒严令。[25]他们除了进行常规的土匪掠夺活动以外，还不时向城市集镇和地方政府发动袭击。如淮北地区的各支捻军，民国时期活跃在华北的白朗部队、河南的“老洋人”部队，以及江西井岗山地区被共产党改造前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都属于这种性质。
总之，以上各类土匪活动，都是农村会党对外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他们求生的主要行径。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近代城市的兴起，大批农村的失业者、土匪、游民涌进城市寻找职业和生活机会，秘密会党行帮的势力也在城市中迅速发展起来，于是就形成了近代城市型的会党。
由于近代中国城市的半殖民地性，以及城市行业多样，竞争剧烈，人群庞杂，流动频繁，统治者的力量较强等因素，就决定了城市会党有许多不同于农村会党的特点，这些特点是：（1）它的范围更加广泛，系统更为庞大。如上海、武汉等城市的青红帮，上至官府，下到里弄，从工厂码头，到摊贩商店，从赌场戏馆，到澡堂妓院，无处不有他们的势力。（2）分帮分行，各分地段。以上海为例，除了本地帮之外，还有苏北帮、安徽帮、浙江帮、广东帮、福建帮等等。在同一个行业里，如铁路、码头上，还分广东帮、山东帮、江南帮、湖北帮、福建帮等帮派。各帮在同一城市里，又按地区划分势力范围。如在上海，老城区是上海帮的基地，公共租界的虹口区是广东帮的范围，英租界归浙江帮，十六铺一带属安徽帮。（3）组织严密，帮规复杂。由于帮会势力已渗透到城市的各行各业，为适应行业、地区之间的纵横联系和控制，它们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网络组织和详细的帮规暗号。如青红帮在长江各城镇码头都设立了山堂组织，还有进行联络的“海底问答”、“江湖切口”，就是最明显的例证。（4）具有更强的寄生性和反动性。帮会进入城市以后，就逐步演化为黑社会组织，其头目不仅包赌包烟包娼包盗，过着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而且还与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相勾结，充当他们的爪牙鹰犬，与人民为敌。如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武汉的刘贵堂、杨庆山等，都充当着这样的角色。
至于城市会党的社会功能，除了一些基本点与农村会党相同外，它在为城乡破产劳动者介绍职业，以及在开展经济斗争等方面，也还有某些特殊的作用。
综观近代中国城乡会党的社会功能，我们不难发现，其对内职能与对外职能的道德标准是互相矛盾和对立的，它对内要求互助，对外实行掠夺的求生战略，与它政治上的两面性一样，都深刻地反映了游民阶层的阶级特性。
近代中国，是处于社会急剧动荡变化的时期。考察秘密会党的历史演变，必须与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同时，又必须注意到会党自身发展的具体规律和特点。按照天地会、哥老会这个系统的秘密会党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以为可以划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761—1792年。
从乾隆二十六年至乾隆六十年，这是天地会的初创时期。根据清代的档案资料记载，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系乾隆二十六年由漳浦县的洪二和尚即万提喜俗名郑开首创。天地会成立以后，即在闽粤、闽浙的边界地区迅速传播。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天地会在漳浦县首次发动了数百人规模的卢茂举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福建平和县人严烟将天地会传入台湾。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就爆发了天地会组织发动的林爽文起义。林爽文起义，标志着天地会的反抗斗争走向第一个高峰。
在这一时期内，应该特别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天地会的出现，是适应了破产劳动者生活互助的需要。从组织形式来看，天地会的产生也不是偶然的，它是在闽粤一带原有的一些秘密结社（如父母会、小刀会、铁尺会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天地会只是汇集了这些组织的特点，以新的号召、充实了新的内容而建立起来的。最明显的是它采纳了以往秘密会党的基本结拜方式，但又独创了“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取烟吃茶，俱用三指，以及木立斗世等暗号”。这种“三指诀”，是由洪二和尚首创，后来就成为会内世代相传的特有暗号；“五点二十一”、“三八廿一”，则暗喻洪门，也是天地会特有的象征。第二，林爽文起义在天地会的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是天地会成立以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它动员了数十万群众，斗争历时一年有余，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正是经过这次起义，清政府才真正认识到天地会的力量和“危害”，严密查拿，期以根绝，并在《大清律例》中明确规定了惩办天地会案的律例。这就给后来天地会的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第二时期，1796—1840年。
从嘉庆元年至道光二十年，这是天地会广泛传播的时期。这时，中国封建社会已完全进入衰败阶段，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秘密结社在民间飞速发展。天地会在这一时期已从福建、台湾一带传至两广、浙赣、两湖、云贵等广大地区，并且传到了南洋。由于林爽文起义之后清政府对天地会实行严厉镇压，“天地会名目犯禁”，他们就改变名目进行活动。这一时期出现了添弟会、三点会、三合会、仁义会、串子会、双刀会、千刀会、百子会、边钱会等数十种名目。从这些组织的结拜方式和活动内容看，它们都是从天地会演变而来的。这一时期的大量档案资料可以证实，许多天地会分子纠伙结合，都因天地会受清王朝明禁，不敢犯禁，才不得不改变名目进行活动。在这一时期内，由于天地会的广泛传播，社会的动荡不安，天地会发动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此起彼伏，约有数百起举事。但这些斗争的规模都不大，一般只有数百人或数千人的规模，大的也不过万余人。而且，每次举事爆发，即被迅速镇压下去。因此，这一时期的天地会起义，没有发展成像川、楚、豫、陕、甘五省白莲教起义那样大的规模。
第三时期，1840—1874年。
从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开始，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相继失败，这是会党起义的高涨时期。这一时期，会党发展有三个显著特点：
首先，会党在中国南方各省广泛蔓延，山堂林立，无处不有，起义不断发生。这时，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社会危机空前严重，大批破产劳动者流离失所，投奔秘密会党。据统计，这一时期的会党起义约有千余次。
其次，这一时期的会党起义，主要围绕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酝酿发展而起伏变化。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南方会党的起义，有力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为太平天国起义作了掩护，准备了条件，开辟了道路，提供了经验。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各地会党多起而响应配合。有的地区会党与太平天国取得了联系，如上海、福建的小刀会、红钱会起义，广东的天地会“红巾”起义。有的地区的会党在人力物力方面给太平天国以很大的支援，如太平军在广西，以及进军湖南、湖北的过程中，大批会党群众加入太平军，迅速壮大了太平天国的队伍。这一阶段的会党起义，规模最大的是广东天地会陈开、李文茂等领导的“红巾”起义（或称“洪兵”起义）。这次起义于1824年首先在广东爆发，然后发展到广西大部地区，以及湖南、江西南部和贵州东部。起义军建立了大成国和其他一些农民政权。大成国从1822年秋建立，到1861年失败，达7年之久。其余的起义队伍到1864年才失败，坚持11年之久，参加的群众在百万之上。这是天地会史上动员群众最多、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起义。他们的斗争矛头，不仅指向清朝统治者，同时也指向外国侵略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平天国起义高潮中，有许多地方的会党，虽然没有直接与太平军取得联系，但在太平军胜利进军的影响下，也纷纷起来响应。例如，浙江宁波南乡姜毛山地方的会党，他们得知太平军占领南京的消息以后，便聚众“抢聚粮食”，以待太平军的到来。[26]类似的情况，各地还有不少。这反映出，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高涨，会党运动也出现了高潮。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虽已销声匿迹，但各地会党仍在坚持斗争。因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广大贫苦农民仍然没有摆脱苦难和贫困，因此，各地的会党继续在集结力量，进行斗争。例如，广西许多地区的农民，原先追随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失败后，他们就大批“转红”，加入天地会，继续坚持斗争，出现了“三十里内转洪蓄发者至九十六村”、“五十余村皆长发转红”的局面。[27]甚至太平军的余部也大批转入天地会。
再次，这一时期，会党与教门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融合与渗透。一方面，天地会在闽粤一带，与原有的白莲教、斋教互相渗透，出现了教、会相合的阳盘教、阴盘教等组织；另一方面，由于天地会势力的北移，与川楚一带白莲教势力会合，就发生教门与会党大规模的互相参透和融合。这种现象，以湖南最为突出。据清政府方面的报告，太平天国起义高潮时期，湖南“教匪充斥，有红簿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28]“会匪名目不一，有添弟、串子、红教、黄教、白教、道教、佛教及有青龙白虎等会”；[29]此外，还有“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结党成群，啸聚山谷”。[30]这些教门和会党，多参与、响应和支援太平天国的斗争，在大规模的群众斗争高潮中，教门与会党之间便广泛发生融合，出现了许多教门具备会党特点和会党带有教门色彩的组织。有的会党组织设众多头目，“半自粤余土匪出身，半由白莲教匪出身”。[31]这是近代会党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第四时期，1874—1894年。
从光绪元年至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是哥老会势力在长江流域崛起、会党投入反对外国教会势力侵略的斗争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已从东南沿海地区深入到中国内地，尤其是长江流域，侵略者在长江沿线先后开辟了七个通商口岸，六个寄航港，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它们的轮船航行于长江内河，外国商品大量倾销到长江上下游的每个角落，并从农村掠走大量原料。这就造成广大农村经济破产，旧式运输工人、手工工人破产失业。加之同治以来，军营大批裁撤，散兵游勇不下百万流落各地。于是，以散兵游勇江湖游民为骨干的哥老会势力就在这一带迅速崛起，天地会势力则相应居于较次地位。这时，由于外国传教士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获得到内地传教、置产的特权，教会侵略势力就大批进入中国内地。教会的侵略，不断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这一时期，各地会党多投入了群众性的反对教会侵略的斗争。他们和广大群众一道，把反侵略的仇恨集中到教会身上。从1890年长江上游四川大足县余栋臣连续发动的哥老会反教会的起义，到1891年长江中下游六省数十个城镇连成一气的反教会斗争，汇成了一片反侵略斗争的火海，标志着这一时期会党反侵略斗争走向一个高潮。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哥老会“为打日本起见”，还到关外去发展组织。甲午战争后，长江南北秘密结社的反侵略反教会的斗争，更是风起云涌。如鲁西南的大刀会发展至数十万人，声言“非毁尽教堂不散”，[32]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浙江的伏虎会也屡闹教案。其他如贵州、四川、山西、河南的哥老、红灯教、在理教、大刀会等，都“借仇教煽乱”，最后汇成以义和团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一时期，哥老会已由川黔山区偏僻农村，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各大城镇和交通码头，散兵游勇，江湖游民充当了哥老会的主要头目，这是会党发展史上又一个显著的变化。
第五时期，1894—1911年。
从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创立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起，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这是会党与资产阶级各派势力发生关系，会党运动发生新转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会党势力特别是哥老会的势力已遍布全国各地，所谓“伏莽遍地，各属哥弟会党，风起云涌”，[33]就是实际情况的写照。这时，资产阶级各派力量都想利用会党，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以后，就开始从事联络会党的工作。从此，会党即从单纯的自发斗争状态，转向与先进阶级力量发生联系。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转化为保皇派，他们在海外想通过利用和争夺会党力量，进行保皇运动，没有成功。以唐才常为首的一批维新派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很快转向革命，1900年他们利用长江哥老会的力量，建立起“自立军”，发动了反清的自立军起义，也很快失败。真正与会党发生密切关系，比较深入进行会党工作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重视联络会党，是想寻找依靠力量，企图通过会党实行与农民的联盟。会党这时也感到已不能“独守故态”，渴望接受先进阶级的领导，以改变自发斗争的局面。革命派在联络会党方面作得比较有成绩的是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和陶成章、秋瑾的浙江光复会。1902年同盟会成立以后，联络会党作为它的一项重要政策，从此，会党工作更全面展开。由于革命派的努力，由于会党自身力量的发展，所以辛亥革命前各地会党的起义，以及革命党人利用会党搞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就为辛亥革命造成了极有利的形势。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各地会党起而响应，在各省独立、建立革命政权过程中，会党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它不能有效地联合会党和改造会党，同时，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夺取政权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能满足会党和农民的基本要求，所以辛亥革命后，会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很快就走向破裂。
第六时期，1912—1921年。
从清王朝被推翻、民国建立，到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会党与资产阶级关系破裂的时期。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来说，武昌起义以后，特别是民国建立以后，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天下大定，不再需要依靠会党和广大工农群众了，于是就把他们一脚踢开，这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对待会党的总态度。虽然各地的革命党人对待会党的具体措施有所不同，但从总的趋势看，多是从利用、安抚到镇压的过程。
从会党方面来说，他们在武昌起义民国成立后，也错误地认为，起义成功，百事大吉，可以随心所欲了。于是飞扬跋扈，破坏秩序的事时有发生，这对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来说，是极其不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就以此为借口，纷纷进行镇压。这一方面反映出会党本身的落后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无能，他们在革命过程中，没有也不可能改造会党的这些弱点。
这一时期，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抛弃了会党和工农群众，在根本利益上完全没有满足会党和工农群众的要求，因此，到后来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时，就得不到会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充当革命领导者的角色了。
这一时期，会党的斗争又失去了明确的目标。但由于会党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尽管有些地区的会党组织遭到镇压破坏，但总的趋势是，会党势力还在发展。这一时期，会党在维护劳动群众的经济利益、开展某些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中，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消极作用愈来愈大，特别是会党进入大城市以后，被帝国主义、军阀势力所利用，逐渐转化为黑社会组织。在农村，地主豪绅和地方军阀也纷纷对会党进行拉拢利用。
第七时期，1921—1949年。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时期是会党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生关系的时期，也是会党史上又一个重大转折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会党的势力仍大量存在。在它们的组织里，不仅拥有大量的劳苦群众，而且还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在有些地区，会党控制了整个政治经济局面。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会党，采取什么政策，就成为一个关乎能否顺利领导工农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争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达到革命胜利的重大策略问题。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四个革命时期，每个时期的斗争特点不同。同时，由于地区的不同，如苏区与白区、城市和农村的不同，采取的策略也各异。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1—1927年），中国共产党主要围绕着大力开展工农运动这个中心进行会党工作。在城市，主要是排除帮会的障碍，将中国工人从旧式的行会、帮会，组织到现代的工会中来，并开展工会运动，发动罢工斗争等。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时，也十分注意各地的秘密社会工作。如南方广东农民运动中的三点会工作，两湖农民运动中的哥老会工作，和北方山东、河南一带的红枪会、长枪会的工作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中国共产党对秘密会党的工作，是分苏区和白区两方面进行的。在苏区的帮会工作中，摸索和创造了不少经验，确立了“孤立其首领，夺取其群众，瓦解其组织”的方针，并有效地争取改造了一些“绿林”部队，使其变为革命的武装。在白区，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帮会工作成绩甚少。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2年），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发布了《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哥老会宣言》。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农村以及各杂牌军和国民党的军队里，广泛对帮会开展工作，对各地的红枪会、大刀会、哥老会以至上海的青红帮都进行争取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解放战争时期（1942—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开展斗争，推翻蒋家王朝。这一时期，主要是进行紧张的武装斗争。围绕着这个中心，中国共产党通过帮会的关系，对蒋管区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争取瓦解工作。
在整个近代民主革命过程中，会党始终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一切革命者所面临的一个艰难复杂的问题。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只能暂时利用它，但不能有效地团结、教育和改造它。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能对它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区别对待，争取和改造其大多数，使之转化为革命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农群众生活问题的基本解决，随着破产劳动者失业队伍问题的解决，会党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会党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注释】
[1]参见Ho 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 1953，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9。
[2]参见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3]参见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第1辑。
[4]（清）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清）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39。
[5]旷敏本：《复范抚军论城工》，《峋嵝删馀文草》。
[6]连横：《台湾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6—110页。
[7]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60页。
[8]蔡少卿：《论长江教案与哥老会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9][荷]施列格：《天地会研究》，薛澄清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7页。
[10]王殿甲：《漕运汇选》，1934年石印本，第21页。
[11]秦宝琦：《天地会档案史料概述》，《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12][日]铃木中正：《中国史上的革命与宗教》，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第249页。
[13]（清）苏凤文：《股匪总录》卷2。
[14]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礼科给事中黄兆麟奏。
[15][日]末光高义：《支那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社》，大连：满洲日日新闻社，1938年，第36—40页。
[16]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五），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376、386页。
[17]《龙华会会规》，[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第124页。
[18]（清）王赠芳：《请更定盐法疏》，（清）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0。
[19]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在研究淮北农村的民众运动时，将淮北地区的土匪分成以上三种类型。实际上，这三种类型的土匪，在旧中国的各地区几乎都存在。因此，我们这里也采用她的分类法（参见Elizabeth J.Perry，Rebels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66 74）。
[20]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页。
[21][日]长野朗：《土匪、军队、红枪会》，东京：支那问题研究所，1931年，第64—66页。
[22][日]长野朗：《土匪、军队、红枪会》，第72—72页；何西亚：《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上海：泰东书局，1922年，第89—94页。
[23]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26年，第20页。
[24] [日]长野朗：《支那农民运动观》，东京：建设社，1933年。
[25]何西亚：《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第34—38页。
[26]（清）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3—82页。
[27]光绪《玉林州志》卷18。
[28]《大清文宗圣训》卷90。
[29]《刘中丞奏稿》卷2。
[30]《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
[31]《大清德宗实录》卷130。
[32]《刘坤一遗集》，北京：中华书局，1929年，第1402页。
[33]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 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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