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根源论

环境根源论

一、社会历史根源论

我国现阶段的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地带有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和100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的印记，具有遗传的劣根性。

“剥削根源论”。腐败在本质上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是腐败的根源，即根本原因。剥削制度是少数人凭借占有生产资料侵占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的制度，是产生腐败的经济根源;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思想观念，是产生腐败的思想根源;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服务的国家制度和政权，本身是剥削关系的产物，是产生腐败的温床。私有观念是腐败行为的原动力，私欲的满足是腐败行为的出发点。因此，从根本上说，现阶段所发生的一切腐败现象，仍然是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影响所致。承认腐败的剥削根源并不是否定现阶段私有制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指出剥削制度是腐败的根源同肯定现阶段私有制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田心铭，1997)。

持相同观点的同志指出，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影响的存在是腐败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新旧经济体制更替、个人收入的悬殊是其社会基础，而令其蔓延的重要因素为思想教育不够，纪律不严，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健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的长期存在，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必将贯串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在我们国家，一个人特别是共产党员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发生动摇，对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一心向往，这是当前腐败产生的思想根源，而这种思想根源的经济基础，则是私有制(江南春，1996)。

相反，有的同志认为腐败的产生同剥削阶级没有必然的联系，腐败是权力自身滋生的一种异化行为，即人类社会中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权力商品化行为。它是人类政权的一大通病和共象，不存在阶级属性。在人类政治生活的历史上腐败现象确曾与剥削阶级政权相联系，但同剥削阶级政权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也不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和意识的必然产物。腐败严重侵害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各个时代的剥削阶级都对其加以挞伐惩处(杨三省，1995)。

二、经济体制根源论

腐败绝非市场经济所特有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便早已有之，只不过是程度和规模上远不及今天，体制转轨时期瞬息万变的无序状态，将以往暗存的社会弊端和矛盾冲突公开化、尖锐化和扩大化了。

1.“残缺形态的计划经济体制说”。这种观点认为，残缺形态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诱发着腐败。具体来说:

一种观点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上来分析。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所决定的，它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又要看到，任何经济成分的存在，都是以取得一定利益为目标的。各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与竞争，说到底都是为谋取自身利益的竞争。特别是在我国目前新旧体制正在转换的时候，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不完备，市场的监督、管理措施还不严格、不规范;市场经济体系很不健全，在资源配置上起不到基础性作用，政企不分，行政机关在人、财、物的配置上还掌握相当多的权力，利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的情况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经济成分为了自身利益，在相互竞争中，就会出现以钱买权、权钱交易的违法违纪行为，从而导致腐败的发生(彭吉龙，1997)¹²。

另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已经启动，计划尚有余威，这就为权钱交易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认为以利益导向为中心的社会动力系统的影响;权力系统沿着“放权、松绑”的方向改革，但由于缺乏相应配套措施的制约，结果决策主体增多，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普遍化;从政治系统本身的运作来说，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就有腐败产生的可能性(童星，1996)。

2.“新旧体制同时运转说”。这种观点认为，新旧体制同时运转，给腐败现象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具体来说: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宏观调控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管理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为从行政机关，特别是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机关对经济的调控和管理上来分析，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的调控是不可缺少的。宏观调控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不论哪个国家的市场经济都不可能是完全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都不可能是没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而是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资源配置作用的基础上，同时由国家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控，以防止和纠正市场经济出现的诸如大批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等弊病和缺陷。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特别是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经济管理部门转变职能，由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转变为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但是，我国目前宏观调控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管理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突出表现是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对经济活动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还没有完全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过来，在很多情况下，仍然包办和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采取直接行政命令、指示的管制方法，这就为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机会(彭吉龙，1997)¹³。

另一种观点认为双轨制环境必然导致大量的腐败现象。我国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生活的各方面都由国家统一管理，重要的生产要素按国家计划配置，物价由政府核定，流通渠道由政府确定并管理。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原来由政府管理的事情逐步放开，交由市场调节。这时出现了一个两种体制并存和交替的过程，出现了价格、物资管理、信贷资金的利率、外汇汇率、铁路运价等方面计划内和计划外的双轨制。同一商品却有计划内和计划外、平价和议价两种价格。谁掌握了计划内紧缺物资的审批权，就有可能借此去谋取私利，并成为人们行贿的对象，相关的计划审批权便成了一种可以带来收益的权力，“批件”成了价格高昂的商品。于是，一些掌握权力者在执行公务中吃拿卡要，收礼受贿，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种种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便由此而产生出来(庄思，1996)²⁵。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社会发生较大变动时期，当腐败的“诱发因素”大于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因素”时，腐败现象就易于泛滥成灾。因为在这样的时期，原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和平衡状态被打破，而新的一套又尚未建立起来，从而出现许多空隙，使腐败现象的泛滥有了可乘之机。我国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在这样的时期有一个特点是:腐败的诱发因素增多。为此，必须采取治本的措施，主要的就是要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减少以至消除腐败的“诱发因素”。增强对腐败的“控制因素”，使其对比态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王贵秀，1997)。

3.“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的漏洞和薄弱环节说”。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漏洞和薄弱环节，给腐败行为的滋生留下大量的空隙。具体来说:

一种观点认为改革措施不配套，导致一些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难以根治，表现为一些体制问题和政策问题没有解决好。由于我国实行低税制，加上税收管理上的一些漏洞，国家税收流失严重，导致国家财政收入不足;同时，财政分配职能未能在体制转换中得到集中和强化，财政再分配职能分散，政府有关部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财政分配，以致大量的“基金”和收费游离于预算之外。这是造成一些地方和部门乱收滥摊，预算外资金乱花滥用，私设“小金库”和“收费养人”等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广东省纪委调研组，1997)。

另一种观点认为腐败现象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活动，腐败分子有着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进行过定量的腐败可行性分析或效益评估。如果代价即腐败成本很低，预期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就可能选择腐败。这样，如果一个握有公权的人可以通过腐败行为得到比从事遵纪守法活动还要多的收益，那么就意味着社会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制度基础，某些私心严重、意志薄弱的“公仆”就很容易堕落成为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郑志瑛，1996)。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具有正面的和负面的双重效应，而负面的效应推动腐败现象的发展。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有效的防范措施。市场经济的重利性、竞争性和等价交换原则，在某些方面冲击着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观，对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起到诱发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甚至不择手段追求私利的副作用，使一些人的精神支柱倾斜，政治信念崩溃，思想意识堕落，经受不住改革开放的考验和金钱、物欲、美色的诱惑，违法违纪，走上犯罪道路(江西省纪委研究室，1997)。

4.“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双重转换’说”。这种观点认为，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双重转换”，是腐败现象高发的根本原因。

这种观点认为，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双重转换”过程中，即经济体制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经济结构正处在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向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经济的转换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都得相应发生变化，这就会引起政治和经济的不平衡，产生不同利益群体在各种利益关系上的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观念的混乱和伦理道德的失范。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不可能通过法制形式来加以严密规范，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形成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机制，权力和金钱交换等腐败行为就容易大量滋生蔓延(李雪勤，1997)。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结构的转换会导致腐败的产生。在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结构向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结构，投资与贸易结构，人口流动与就业分布，城市与乡村格局等，都因基本经济状况产生阶段性变化而出现一些具有不同特征的变化，其中必然伴随着出现大量的社会问题，包括腐败问题。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业就业人口向非农业大量转化的过程。由于城乡差别客观存在，一些农民为了尽早进入城市，就可能采用非正当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多年来在“农转非”等问题上出现消极腐败现象的背景。同时，现代化过程也是国家大规模投资进行基本建设的过程。在基建项目承包权的争夺战中，往往会出现不择手段的贿赂行为。并且，在这一结构转换时期，由于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发展不平衡，交通、能源等制约经济的“瓶颈效应”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必然会出现用非正常手段来竞相获取优先权的结构性腐败行为(李雪勤，1997)。

三、政治体制根源论

1.“政治制度弊端说”。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现象，主要根源是政体上存在一些弊端。腐败现象不是我国根本制度的产物，但又不能简单地说与根本制度无关，它与现实根本制度的具体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有关。由于体制不健全，甚至有诸多的弊端，致使目前存在一些腐败现象(王立胜，1997)。有的同志进一步指出腐败的政治根源主要体现在现行政治体制的下列弊端上，一是权力高度集中，而对权力缺乏制约机制或制约不力，造成失控;二是某些现行政策并不配套，也是诱发行政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三是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端和缺陷，政治透明度低是行政权力腐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李惠平，1997)。

2.“政企不分弊端说”。这种观点认为，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经济、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影响，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虽然“还权于企”已经抓了多年，但不少地方依然存在政府干预经济太多的问题。在一些地区，县长、乡长好比是“董事长”，厂长、经理是“打工仔”，企业对政府主管部门、审批部门不请客，不送礼就事难办，脸难看。公职人员搞权钱交易的方法很简单——该办的不办，该批的偏拖，制造各种卡人的借口，结果是财源滚滚而来、批件择人而去。真可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天长日久，办事的人都要考虑请客送礼(冀党生)。

3.“分配不公说”。这种观点认为，分配不公和消费心理受挫导致腐败的存在和蔓延。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公职人员所受的教育、所具备的能力在他们国家里都属于较高的阶层，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按照公正的社会物质利益分配原则，他们的经济收入应该属于社会的中上水平。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加速发展过程，国家依靠有限的财政收入一般无力及时增加公职人员的薪俸，从而导致公职阶层经济收入偏低，经济地位明显下降，造成社会物质利益分配极不公的现象。在一时无法通过合法途径改变这一局面的情况下，以权谋私等非法途径就特别容易出现。由于它在客观上可能对社会物质利益分配不公起到一定的补偿作用，于是，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的默许，而默许则更进一步导致腐败现象的蔓延(邓伟志，1997)。

持同样观点的同志指出，国家公职人员获得公职需要经过长期的教育与训练，从事的是一项需要较高智力，负有重要社会责任的管理工作。与许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比，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收入显然偏低，不少国家公职人员对自己的经济收入极为不满，对当前与未来的利益保障感到十分忧虑，带来了日益沉重的心理压力。由于公职的特殊性，他们不能通过兼职谋取其他收入，也就是说他们几乎没有合法的途径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增加经济收入，几乎没有合法途径自己克服需要与满足之间的矛盾。如果国家公职人员不甘清贫，追逐享乐，则几乎只能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资源，通过贪污受贿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可见需要与满足之间的矛盾构成了部分国家公职人员贪污受贿的内在动因。利益驱使着这些国家公职人员走上贪污受贿的违法犯罪道路(陈国权，1997)。

4.“执政党自身问题说”。这种观点认为，腐败的原因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来说:

一种观点认为执政党自身建设存在的某些问题是腐败产生的根源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党内存在着“一手软、一手硬”“一阵紧、一阵松”的偏差;二是某些领导干部本身的腐败行为起到逆向示范效应;三是党内存在的治党不严、执纪不严、打击不力、以纪代刑、以罚代刑的现象，致使腐败分子心无悸惧、有恃无恐(孙传宝，1996)。

持同样观点的同志认为当前腐败现象之所以严重，多种经济成分存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仅是客观原因，更重要的还是我们党自身的因素在起作用。因为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些年来，我们党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以致崇洋媚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滋生蔓延，冲淡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支柱。虽然党在反腐败斗争中查处了一批又一批大案要案，取得了一定成绩，可是工作上仍存在不足。由此可见，我们对待腐败问题，决不能以腐败“有它的客观必然性”而自欺欺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从主观上找原因，严格从我做起，从上到下都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做出样子，取信于民。同时拿出共产党人走群众路线的看家本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下决心把腐败现象根除，这对有优良革命传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并不是做不到的(曹晋杰，1997)。

还有的同志撰文说，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令人难堪却也是不能抹杀的事实，反腐败的阻力来自我们共产党内部。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显著变化同步，在我们党内和国家及其内部是不是也出现了那种具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小经济团体和小政治团体呢?他们不是一般地代表工人利益，也不是一般地代表农民利益，或其他人利益，而是一种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以寻求本团体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当他们在因客观原因而需要共同分享成果和其他资源时，或者要对抗来自外部的威胁和整治时，也会相互勾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官官相护，盘根错节。这些小团体还会千方百计地影响政府政策甚至最高决策，使政党作为铁板一块的作用削弱，从而进一步削减了党和中央的权威(张阳升，1997)。

5.“制度和法制存在漏洞说”。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目前反腐败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具体来说: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政治体制上尤其是法制上的漏洞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它的突出表现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一些法律法规的规定与现实脱节，一些问题无法可依，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范英，1996)。

另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党内的各种规定已经不少。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使一系列制度规定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在反腐败中发挥制约保证作用，是广大群众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执行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使一些规定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这些问题严重地阻碍着党内各种规定的贯彻执行，从严治党的方针与执纪不严的现实，形成了很大反差(刘春锦，1997)。

四、思想文化根源论

1.“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说”。这种观点认为，我国具有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这个具有深厚封建传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脱胎而来的，这些封建主义的残余，具体表现为封建专制主义、封建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官本位和权力私有、以权谋私等封建主义的意识残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对我国社会生活和我们党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现阶段所发生的腐败现象往往都带有浓重的封建主义色彩，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都带有封建主义思想的烙印。具体来说:

第一，传统文化的专制性为腐败现象埋下了病根。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有专制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政治上维护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政体，即皇权至上的封建君主制。实际上，在我们党内，有两个问题一直没有处理好，一是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二是权与法的关系。前者导致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搞“一言堂”;后者导致以言带法，以权压法，法律成为权力的附庸。这些既是腐败现象的表现，又是腐败现象的根源(唐日新，1994)²⁰⁴。

第二，封建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驱使一些掌权者以权谋私。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社会中的人被分为各个等级。在这种等级制度下，下等必须绝对服从上等，上等拥有下等所不能拥有的特权，处于最底层的劳动群众居于被统治地位而没有任何权利，与此相适应形成了以封建专制政权为后盾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这种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即在坚持或认同等级特权的思想指导下的权力思维，他们“导演”腐败丑剧，就是引导掌握公共权力者非规范地运用公共权力，丢弃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功能，而把权力用来为少数人谋取私利，即把公共权力变成“私化”的权力，绝对为私的权力。国外有的学者则认为搞腐败的官员把他的官职视为一种经营活动，力图从中获得最大收益(周安伯，1995)。

第三，传统文化的血缘宗法性是腐败现象的直接孽根。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本前提的，由于封建宗法关系的遗毒，宗法观念深入人心。这就使社会缺乏强烈的与外界进行交往的驱动力，很容易形成社会关系中的依附关系，诸如血亲的依附性、民族和地域之间的依附性以及门生故旧间的依附性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裙带风”和“关系网”。这种现象流行至今，造成社会上有关系的人办事畅通无阻，无关系的人却处处碰壁，人们为了办事的便利不得不精心编织各种“关系网”。在关系网中，每个人都以自己为轴心，将亲属、朋友、同事、上下级依血缘、亲缘或关系的亲疏远近，向四周扩散呈伞状的排列。各种关系网相互交错、衔接，使得同一层面或不同层面的人们往往无需过多的周折便能在某一点中相遇。人们依靠这种“关系网”来实现个人目的，致使当今社会人际关系商品化，使人际关系成为个人实现私人目的、从事腐败交易的手段，许多腐败行为正是围绕着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展开的，并在“关系网”的掩护下有恃无恐地进行。

第四，一些落后的传统文化准则和风俗习惯的影响。今天，我们历史上一些传统的、落后的文化准则和风俗习惯侵入公共生活领域，对于助长腐败现象滋生蔓延起了重要作用。例如，社会上强调“礼尚往来”，使请客送礼成为人际交往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又如“知恩不报非君子”，导致报恩心理和施人恩惠期望得到回报的心理非常普遍，这些传统的文化准则和风俗习惯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根深蒂固，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把这些文化准则和风俗习惯带入公共生活领域中去。因此，在公共生活领域中符合这些文化准则和风俗习惯的行为方式通常受到社会舆论的赞许;按照传统的文化准则和风俗习惯行事，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富有人情味的;坚持原则、秉公办事的人则被指责为“忘恩负义”或“六亲不认”而很难在社会中立足。这就使腐败行为在社会舆论掩护下大胆进行，在传统的文化准则和风俗习惯下显得合情合理(何增科，1995)。

2.“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影响说”。这种观点认为，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我们在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时，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也难免会钻进来，涌入我国社会生活。由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决定的追求高额利润、唯利是图、见利忘义、金钱万能的腐朽思想、价值观念、社会方式，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具体来说:

第一，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等道德观念的影响。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一切向钱看的道德观念严重地毒化社会风气。在这种资产阶级道德观念的腐蚀下，我国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信奉金钱至上，他们心目中只有一个“钱”字，一切为了钱。由于社会分配不公成为日益严重的现实，就从一个侧面强化了某些人的金钱至上的价值观。这样，一方面是金钱的诱惑越来越大，一方面是某些党政干部心理失衡越来越严重。于是一些意志薄弱者一步一步走向金钱的陷阱，成为“有钱就有一切”的拜金主义的牺牲品(唐日新，1994)²⁰⁸。

第二，资本主义腐朽的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改革开放后，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污染着我们的社会。宣扬淫秽、凶杀、暴力等腐朽、庸俗和颓废的内容的作品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格调低下的精神垃圾充斥市场。一些党员干部理想淡化，丧失了党性，一味追求刺激、追求低级趣味，他们思想空虚，情绪颓废，精神世界趋于崩溃。有些人借助报纸杂志恬不知耻地公开鼓吹“性解放”，一些已在我国绝迹多年的卖淫嫖娼、吸毒等现象死灰复燃，并在各个角落迅速蔓延开来，造成社会道德水准下降。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报刊书籍为招揽顾客，迎合某种读者的低级趣味和猎奇心理，编辑、创作思想不正确，与其说是在进行反腐败教育，不如说是在搞腐败教育;与其说是在搞法制宣传，不如说是在教唆如何违法犯罪，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田心铭，1997)。

第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是否定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腐败与自由化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使人丧失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崇高的理想，失去精神支柱，因而扭曲了人生态度，转而去追求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堕落成为腐败行为者或者腐败分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削弱，瓦解了人们思想上的防线，侵蚀人们的头脑，严重损伤了党和社会的肌体。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改革开放造成干扰，借改革以谋私的腐败现象泛滥，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有直接联系。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声称:“改革实际上是向社会主义说再见。”他们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基本主张，就是否定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全面私有化”，“全面实行国有财产的个人化”。在这种改革观影响下，一些人把改革视为吃国家的“唐僧肉”，当做化公为私，聚敛私人财富的极好机会，处处想捞一把。有的把国有资产转入小金库作为福利费用，或转入为创收及安排子女开办的第三产业，化大公为小公，然后化公为私。有的借口股份制改革，将国家或集体资产低价折股转让给私人。有的在与外商合资中对国有资产低估甚至不估，拱手让人，或搞假合资，让外商只挂名不投资，一起分享国家免税带来的好处。行业不正之风盛行，各行各业都有人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那一部分权力或便利条件去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不惜去“宰人”或敲诈勒索(庄思，1996)²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