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5世纪的英国农村劳动力向乡村纺织业转移

14、15世纪的英国农村劳动力向乡村纺织业转移_英国的历史

早在14世纪初年，英国外贸模式就开始从原料(羊毛)向制成品(呢绒)转移，由一个羊毛原料出口国向呢绒出口国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古英国许多工业生产的扩张、产品升级和结构转换都离不开商人，羊毛纺织业的发展尤其如此，许多商人转而从事大规模的呢绒出口，“商人阶层”出现了。据米勒等人考察，正是在14世纪英国出现了一个“商人阶层”[53]，这不是偶然现象。显而易见，“商人阶层”的出现既是英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呢绒贸易和生产活动。

中古晚期，英格兰商人不仅销售呢绒纺织业的终端产品，而且深深卷入到生产领域各个环节，从购买并发放原料、组织手工业工匠和帮工生产到收购成品，一种新型的呢绒生产组织形式——“外包工制”出现了。在外包工制下，传统的手工业生产组织开始发生变化，贫穷师傅和帮工一同变成计件工人，显然呢绒商人已经支配了纺织业生产。到14世纪末，伦敦、考文垂、布里斯托尔和索尔兹伯里四个城镇的呢绒生产占据了英国绝大部分份额，这些呢绒产品大量输往欧陆的佛兰德斯和佛罗伦萨，逐渐在欧洲市场占有越来越大份额，此后300年来呢绒业成为英国经济的支柱产业。详情可见表4-2。[54]

表4-2　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呢绒和羊毛出口数量的变化　(单位：匹，袋)

由表4-2可见，其一，呢绒年出口量呈逐年递增趋势，羊毛出口则逐年递减；其二，在15世纪城市经济衰退期间，呢绒出口始终平稳增长，可见呢绒生产不是出自城市，至少可以肯定大部分产品不是来自城市。我们将上述表格绘制成图，呢绒和羊毛出口的变化轨迹更加直观。见下图4-3。(www.guayunfan.com)图4-3　中古晚期英国呢绒和羊毛出口变化

由图4-3可见，从14世纪下半叶开始，呢绒出口量稳步上升，取代了以往羊毛大宗商品出口地位，而羊毛出口量则稳步下降。鉴于中古晚期城镇经济处于衰落状态，显而易见大部分份额主要来自于乡村地区的农家茅屋作坊，呢绒出口量上升反映了乡村纺织业出现如火如荼的发展局面。当然，同时这也意味着畜牧业相应的仍在持续稳步发展。因此，呢绒出口贸易增长的背后体现着乡村毛纺织工业和畜牧业发展水平，是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程度的一个间接指标。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这一时期关于羊群数量增加的证据。1398年，埃文河流域的克罗普绍恩(Cropthorne)小修道院庄园数起诉讼，都涉及数目各达300和200只的两群羊踏坏庄稼，特兰特河流域投诉一数目为400只羊群踏坏庄稼，这样大规模牧羊无疑都是出于商业目的。所以Я.波梁斯基认为，“从13世纪末期起，养羊业达到了中世纪早期所不曾有过的发展程度。13世纪时，一个羊群有250只绵羊乃是常见的现象，而在14～15世纪时，一个羊群一般达到了500只绵羊。”[55]牧业的发展状况从羊毛出口数量也可见一斑。从13世纪晚期开始，英格兰羊毛大规模出口到欧洲大陆，尤其是佛兰德尔，14世纪中叶时最高年出口量达40000袋。一直到15世纪中叶，羊毛出口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呢绒纺织业的崛起则是伴随着畜牧业大发展的必然结果。该行业由家庭副业发展而来，在一些地区成为占居重要甚至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作为呢绒业繁荣的重要表现，中世纪晚期英国由羊毛出口国逐渐转变成为呢绒出口国，大部分产品销往欧陆低地国家，由此再转售到其他地区，以至于“衣披半个欧洲”，低地国家商人惊恐地将大量涌入的英国进口商品比做“洪水泛滥”。[56]以，一些经济史家认为，纺织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下降的农业种植业，使得中世纪晚期的英国经济在前景黯淡的农业危机中透出了一丝希望之光。[57]际上，畜牧业、呢绒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农业的“补偿”，更在于它对农村传统经济结构的优化，它使得英国中世纪盛期初步形成的混合经济结构在中古晚期得到进一步确立，这种农牧混合经济在英国由封建农本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进程中正逐渐显示其活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深刻理解英国著名史学家屈勒味林(现通译为特里维廉)的判断：一部英吉利纺织业的社会史就是“中古英吉利变成近代英吉利”的历史。[58]

这两种商品的不同趋向造成许多地区和城市经济地位发生变化，因为羊毛行业曾使东北部地区富庶繁华，而呢绒纺织工业主要坐落于英格兰东南部和西南部地区。羊毛到呢绒出口模式的转化对英格兰许多城市港口命运产生了不同影响，东海岸港口深受其害，逐渐衰落，而东南部和西南部港口地位则日渐其重，逐渐富裕起来。可以说，中古晚期相当多城镇的繁荣程度主要就取决于该地呢绒纺织业的发展程度，呢绒业发展则城市繁荣，呢绒业落后则城镇衰落，西南部地区城镇的普遍繁荣证明了这一点。该地区以生产精美“宽幅呢绒”或“大呢绒”(broadcloths)著称，尤其是科茨沃尔德丘陵地区(Cotswolds)出产英国质量最好的羊毛，漂白土资源也非常丰富。藉此，斯特罗德(Stroud)地区成为格洛斯特郡的呢绒纺织中心。东南部最富裕的地区是东盎格里亚的萨福克郡，也是一著名呢绒生产中心。该郡最富城镇拉文纳姆(Lavenham)3/4的居民直接或间接从事呢绒生产。[59]由此可见，呢绒纺织业对于英国城镇发展的重要性。史家布伦纳甚至认为，15世纪晚期以来的呢绒出口贸易实际上是英国在近代早期经济发展的“起点”[60]，这使得我们没有理由不正视呢绒生产的历史地位，对于上述地区而言，呢绒生产已经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封建庄园经济的“补充”和农业经济的“附属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当地居民赖以谋生和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简言之，封建晚期英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主导地位由农业种植业向各种非农生产活动转移。

随着呢绒业的发展，中古城市原有的“基尔特”组织不再完全适应纺织业生产管理，新的生产或管理形式应运而生。这就是“家内制”(domestic system)和“外包制”(putting-out system)，两种呢绒生产者分别出现于英国经济比较繁荣的上述地区，即东南部和西南部诸郡(West Country)。一般说来，“家内制”下的呢绒生产者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自己买进或生产羊毛由家庭成员梳理、纺毛线，雇用帮工制成呢绒。英格兰北部地区约克郡盛行的就是这种模式，生产者直接拿到韦克菲尔德和哈立法克斯的市场上销售，主要满足当地居民需要；另一种是采用“外包制”的形式，资本家呢绒商介入呢绒生产领域，发放原料交给工匠纺织，然后从散工处收集呢绒，最后雇人漂洗加工成产品。

显而易见，“外包制”下的生产者依附于呢绒商人，不像“家内制”下的生产者具有较大独立性。到中古晚期，随着生产和交换条件的变化跌宕，小手工业者独立经济凸显出很大脆弱性，尽管也依然在家里从事生产，有时也被称为“家内制”，但新型“家内制”已大大不同于传统“家内制”。中世纪城市史专家刘景华教授将两种“家内制”分别称为“家内制的初级或原始形态”和“典型的家内制”，后者更多地被学者们称为“外包制”或“外放制”。[61]在“外包制”下，原本自由小生产者开始被纳入大呢绒商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他们一个个独立的家庭变成了一个个分散的生产作坊。这实际上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的第一个阶段——分散的手工工场。

这种生产形式在东盎格里亚和英格兰西南部诸郡最为盛行，产品主要销往国际市场，像威尔特郡的卡斯尔库姆村生产的优质呢绒在欧洲市场上闻名遐迩，东盎格里亚以沃斯特德(Worsted)和克尔赛(Kersey)两个毛纺织村庄最为著名。纺织密实呢绒需要相当大的力气，为了保证呢绒质量，在诺里奇，妇女被禁止纺织“沃斯特德”呢绒，因为她们没有足够的力气织好这种呢绒。[62]“沃斯特德”成了英国精纺毛料和精纺羊绒的代名词，沿用至今；“克尔赛”呢绒则变为窄幅粗质呢绒的泛称。

据近代早期萨福克郡的一份账簿估算，在一周内生产20块“宽幅呢绒”(broad cloths)大概总共要雇用500人。当然在中世纪时呢绒纺织远未达到这样的规模，一星期也生产不出这么多呢绒。据王室度量官(ulnager)的呢绒海关税收账簿记载，理查二世在位末期，萨福克郡1395年全年生产了733块宽幅呢绒，需雇佣劳动力大约120人，不过该郡出产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窄幅呢绒”(narrow cloth，每片12码宽，整块呢绒宽度也就24码)，数量高达9200块，投入生产的人手大约有300人。[63]埃塞克斯生产的主要也是窄幅呢绒，拥有资本的呢绒商活动频繁，想来也是呢绒行业发展的结果。

不过，资本雄厚的大呢绒商主要在西部从事贸易活动，由此可见，西部呢绒业发展更为兴旺。在“粮乡”巴恩斯特布(Barnstaple)，约翰·帕门为1080打(dozen)窄幅呢绒缴税，理查·伯纳为1005打呢绒付税，还有9个呢绒商收购了约1600打窄幅呢绒。当然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有如此规模的呢绒生产和贸易活动。像康沃尔郡产量就比较小，总产量只有90打，索尔兹伯里、温切斯特、约克、肯特的呢绒商人均收购量最少的还没有超过10打。如果按呢绒年出口5万宽幅计算，在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受雇人数约在15000～25000之间，如将兼职的生产者也计算在内，则呢绒业的就业人数是上述数字的二倍，至少占到总人口的2％～3％。[64]实际上，我们知道，到16世纪中叶时，呢绒出口量已经达到16万匹，这个数字尚未包括国内居民消费的呢绒产品，显而易见，出口呢绒往往质地优于滞留国内者，但国内市场呢绒消费规模一般而言不会低于出口量，很有可能还高于出口额度。如此可知，呢绒生产者数量、比例还要高于我们目前作出的估算。

在15世纪初以前，拥有资本的呢绒商主要出现在上述几个固定城镇，影响相对有限，直至15世纪下半叶的60、70年代，伴随着英国农村和城镇纺织业性质和状态发生重大变化，资本雄厚的大呢绒商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比较著名的像约翰·温奇科姆(John Winchombe)即“纽伯雷的杰克”、拉文纳姆的斯普林斯(Springs of Lavenham)等，都是雇用大量劳动人手的雇主。在这些大呢绒商的支配下，如上所述，乡村工业生产组织形式主要是“外包制”，“家内制”下独立的生产者已经消失不见，工匠、帮工以及其家庭成员等都处于依附呢绒商的状态，他们的家庭不再是享受天伦和亲情的场所，不再是以往从事家庭副业生产的处所，更主要的是已经演变为“组织者”呢绒商的一个作坊或工作车间，只不过这个“车间”分散在乡村许多农户家庭里，所以这时的家内制也称“分散的手工工场”。不过，正如一位历史学家说的：“分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种种事实表明，家庭劳动已经陷入一张无形的蛛网之中，而蛛丝则掌握在几个包买商手里。”[65]这里的包买商指的就是介入并支配了纺织行业的呢绒商人。

在分散的工场中，这些从事呢绒等非农行业生产者的职业结构最大特点是“亦工亦农”。一位学者对拉特兰郡人口研究表明，许多居民在一份表中被称为“工匠”，在另一份表中被称为“农夫”[66]，既是小土地所有者又是手工业者，这种状况从中古晚期一直持续到近代早期。泽尔(Zell)研究16世纪肯特郡威尔德乡村工业后也发现，对当地居民作严格的职业区别没有太大意义，许多有耕地的农民也是手工业者，很多都从事于呢绒纺织业，还有许多人从事金属冶炼、皮革制造、裁缝和木匠等行业。其实不只威尔德地区，很多村镇都存在上述情况，所以乡村居民的分野莫不如在拥有耕地和无地的居民中间进行划分。根据居民的财产清册或详细目录来看，一半以上的手工业者都是农民(farmer)，比较贫穷的小工匠也饲养两头牛或猪，而比较富裕的商贩或呢绒商也都同时经营农业，从事商业活动的部分资金也许就来源于农业利润。[67]因此，不仅普通纺织工人、小工匠身份是双重的，拥有雄厚资本的呢绒商人也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同时也是农场种植业经营者。见表4-3：

表4-3　1565～1599年一份呢绒商遗产清单中的地产价值

资料来源：Michael Zell，2004：Industry in the Countryside：Wealden Society inthe Sixteen Centu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10-211。

由表4-3可见，地产价值在100英镑左右(60～100英镑者13人，100～200英镑者15人)的呢绒商28人，大致占到该群体的50％～60％，而地产价值在100英镑以上者(不包括100英镑)则占到53％，由此可见，呢绒商兼营农业是一个非常普遍现象，他们在另一个税册中被称为“地主”、“农场主”或“乡绅”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形。迈克尔·泽尔提供的这份呢绒商遗产清单，尽管包含人数不多，但对我们理解呢绒商身份、呢绒工人身份的双重性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上述对手工业者、呢绒商人的两种称呼都是正确的，它恰恰表明了社会转型时期乡村工业的特点：从组织者到生产者都具有两重性、模糊性。正如克里斯托弗·戴尔所言：大多数订立遗嘱者都不能归属于某一专门行业，很难给他们轻易“分类”(pigeon-holed)[68]，像他们这样的人很多，有乡村的手工业者和小业主、各种中间人、介于绅士和约曼之间的农场主、放贷的教士、自己私下做买卖的仆人、自己打工而又雇用别人的工匠等，因为他们既不适合中世纪规定的等级秩序，也不适用现代史家使用的阶级和集团概念，为他们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是史家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69]

从中可以看出，从业者一方面占有土地，生活在农业自然经济之中，另一方面从事手工业生产，成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工人、工场主。这种两重性是相互补充的，又是相互对立的。在相当时期内，手工业经济是农业经济的补充，共同构筑了前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和社会的经济体系；当手工业经济日益增长，最后取代农业经济从而占据主导地位时，当两者的地位出现逆转、农业成为手工业经济的补充时，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就到来了。中古晚期英国由羊毛出口国逐渐转变成呢绒出口国，正是手工业经济逐渐取代农本经济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从中古晚期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的“亦农亦工”经济是封建“农本经济”瓦解的开始，也是走向重商和工业经济的历史起点，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