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在学校体育中的地位

中国武术在学校体育中的地位

一　中国武术在学校体育中的地位

一般来说，事物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内因和外因。中国武术教育的发展在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既受到社会的外部因素影响也受到中国武术自身文化发展的内部因素影响。其中社会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中国城市化发展促进武术人才的流动以及武术活动对象的改变，随之产生武术组织形式的变化；另外在中国教育制度变迁中，兵式体操从辉煌到衰败的过程，也为武术进入学校体育教学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从武术自身文化发展和变迁看，武术教育的认知价值从最初的实用技术转变为有益于身心健康的锻炼手段，与中国学校体育的教育目标不谋而合；另外，武术教学手段、方法以及教学内容的变化也使中国武术纳入学校体育体系成为可能。

（一）中国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程的背景

1．武术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宋明清代以来，传统武术一直根植于中国的农耕社会。武术、武术组织与传统社会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基础上的传统武术，可以被视为村社的青年组织，在保留武术技击格斗的基本功能的基础上，逐渐演变出多种功能并存的传统武术。例如香会组织在各种庙会上的武术表演——宗教功能；赶庙会途中的武术表演——娱乐和社交功能；村社练武组织强烈的排外性，即不准将本门武术轻传他人——村社或团体的认同功能；村社自卫组织的护秋活动——经济功能；农闲或工作之余的练武活动——休闲功能等。(www.guayunfan.com)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武术的生存基础逐渐瓦解。小农经济的破产，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成为城市工商业的从业人员。因此原有的练武传统也被带入工商业行会中。新兴城市的发展，促进武术社团、武术组织在城市蔓延和发展。一些社会名流和教育家，延揽武术人才，出面组织以推广和研究武术为宗旨的武术组织。当时，有识之士认为武术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国粹，应称之为“国术”。1928年成立南京中央国术馆后，各省、市、县通设国术馆。这样，民国年间，几乎没有一个城镇无武术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上海除1910年成立的精武协会外，还有中华武术会等30多家武术会社；北京除1911年成立北京体育研究社外，还有中华尚武学社等25家武术会社；天津除1911年成立的中华武士会，还有道德武术研究会等10余家武术会社，其他大中城市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城市各行业武术组织大量聘请民间拳师任教，使得原本只在一地一族中传习的拳术，冲破了地域家族界限而广传于世。原本拳师个人设场授徒，也变成了拳社招生开班。城市武术组织的大量派生，也改变了原来武术主要在农村传习、自生自灭的情况，形成了以城市武术组织为中心，有组织地推广、传播武术，有组织地开展对武术理论和技术的整理和研究。中央和地方国术馆、上海精武协会等武术组织和社团在武术运动的推广、宣传、人才培养以及武术科学、理论研究等方方面面都起到重大主导作用，这也为武术运动进入学校体育奠定了社会基础。

2．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影响

在我国近代教育史和体育史上，军国主义教育思潮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从体育方面来说，它对推动西方体育传入我国起到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宣扬机械服从精神，限制生动活泼，在运动项目上也有很大局限性，又起着消极作用。

军国主义本来是某些国家为了进行侵略，疯狂扩军备战，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的黩武思想。军国民教育是军国主义在教育上的体现。这种教育打着“尊君”、“爱国”的旗号，向青少年灌输专制主义与沙文主义思想，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把他们培养成侵略的工具。19世纪末，军国主义教育思潮主要从日本传入我国。

资产阶级改良派从尚武强国的爱国思想出发提倡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留日学生组织起了“军国民教育会”。通过宣传教育，引起国民激昂慷慨的精神。蔡元培、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党人则直接利用“军国民教育”培训革命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清政府为了训练忠于封建王朝的力量，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也接受军国主义教育思想。清末村社武术的重要功能之一是防身。社会的连年动乱，促使百姓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在农闲时进行自我防身的武术练习；在军队中，武术作为士兵基础训练手段，一直受到重视，但是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蔓延，社会名人对“同胞之将亡”和“救中国之真豪杰”呼唤的同时，召唤国人有“尚武主义”，以获得处于危亡处境中的中华民族的“自存”和“自强图存”。

在军国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学校体育表现出强烈的封建专制色彩。以军国民为目的的“体操科”使大量不懂体育的退役士兵进入学校，并使“体操科”贯穿着专制、盲从、机械、生硬和单调。

辛亥革命以后，在政府颁布的教育宗旨继续保留着军国民教育，学校的体操科仍然以兵式体操为主。

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一个《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建议：

（1）小学校学生宜注重作战之游戏；

（2）各学校应添中国旧有武技；

（3）师范学校及各中等学校之体操课时间内，宜于最后学年加授军事学大要。

（4）中等以上学校之兵式体操最后学年，宜实行射击；

（5）中等以上学校体操应取严格锻炼主义；

（6）各学校须注意学生体格检查；

（7）各学校养成粗衣淡食之习惯，施行忍寒耐暑之操作；

（8）各学校宜设体育会；

（9）各学校应由教职员率同学生厉行各种运动游技；

（10）各学校应表彰历代武士之遗像，随时讲述其功绩。(20)

从以上材料看，学校教育中出现武术教育的条例。当时，各界人士倡导“强国强种”，中国传统武术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辛亥革命后，一些社会名流认为，“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技击而不讲，则致社会个人积弱愈甚”，纷纷提倡技击，振起尚武精神。这一时期的尚武之风与当时的国民教育和尚武教育相吻合。因此一些学校相继在体育课中增添武术课，或开展课外武术活动，在学校运动会中增列武术表演和比赛。尤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为盛。一些教育家认为，列武术为学校课程内容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3．兵式体操的衰落

兵式体操的传入是洋务教育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近代海军学校和陆军学校的教育内容和训练项目。在清末时期内忧外患的情势下，朝野有识之士本着“师夷制夷”之教育理念，倡议创办军事学校，授以西方军事知识，培养军队人才，用以保卫祖国，捍卫海疆，维护国家主权。当时先后创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主要有北洋水师学堂（创办于1881年）、天津武备学堂（创办于1885年）、广东陆师学堂（创办于1886年）、广东水师学堂（创办于1887年）、天津电报学堂（创办于1880年）、上海电报学堂（创办于1882年）、南洋水师学堂（创办于1889年）、湖北武备学堂（创办于1895年）、南京陆军学校（创办于1885年）等，这些学校多仿照外国同类学校课程设置，聘用外籍教师。这些学堂中一般都开设体操课，军事学堂中体操课程更多。

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积极推行军国民教育的德国战败了。这使得一些人认为，军国民教育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我们不该再用它；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误以为世界大战结束，从此世界太平了，军国民教育和兵操也就不需要了。加之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入，对军国民教育和兵操又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因此1919年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决议中提出：“近鉴世界大势，军国民主义已不适合教育之潮流，故对学校体育应加以改进。”这时，有些学校自动减少兵操，增加田径、球类等活动。有些学校自动把“体操课”改称“体育课”，废除兵操，以田径、球类、游泳和普通体操为主要教材。当时有不少学校开设武术课，也有一些学校根本没有体操课。所以，学校一度呈现混乱的状态。但是，总的趋势是兵式体操的衰落，为更多的运动项目进入学校体育课程提供了契机，同样也为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程提供了有利时机。

4．武术认知价值的转变

民国初年，提倡武术的人大多视武术为一种实用技术，重在自卫应敌。这是当时颇为流行的看法。孙中山曾在《精武本纪》序言中写道：“概自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忽而不讲，驯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不知最后五分钟决胜负，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时。如今此欧战所屡见者，则谓技击术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而我国人，昔仅获得他人物质文明之粗末，遂自弃其本体固有之技能，一味无用，岂非大失计耶？我国民族，和平之民族也，吾人初不黩武善战策我同胞，然处此剧烈竞争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此皆为不知自卫者警也，今以提倡体魄修养，以振起从来健体魄之技击，此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这个序言反映了当时大众对武术的认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军国民教育思潮的逐渐衰退，“尚武”教育的过时，美国自然主义体育的引进，在体育界引起轩然大波。刚刚复苏的武术又面临着自然主义体育的冲击。在新的情况下，不少人“一变致用之志，而以武术为卫生之方”，更多的是从强调强健体魄的角度来阐述武术的特殊作用，力图说明武术与近代体育的一致性。这一变化集中体现在北京体育研究社1919年《呈教育部请定武术教材文》中。该文指出我国拳术“为最好之运动法”。强调指出：学校体育“须注意人格之修养及陶冶性情者方为适当。故学校锻炼与军队锻炼，不可混视者也”。该文还列出拳术的八个优点：（1）使人身全体内外平均发育；（2）得精神之修养；（3）增进智慧；（4）陶冶性情；（5）便于锻炼；（6）富于应用；（7）材料丰富；（8）长幼兼宜。这里着重突出武术有益于身心锻炼以及便于习练，自卫应敌的说法已不存在。

传统武术的宗教色彩和社会认同的意义逐渐消失，搏斗积极意义的削弱，武术健身、娱乐和教育功能的凸现，着重从身心锻炼、道德修养、审美要求等方面挖掘武术的体育意义，与当时学校体育的培养目标和宗旨相符合，更进一步促使武术跨入学校体育的行列。

5．武术教学方法的改变

传统武术的教学多采用个别辅导和单独练习的方法。这种教法难以进行团体教练，难以进入学校体育课程，因而一些担任军队武术教官或武术学校教员的武术家开始改进武术的教学方法。

一种是传统拳路练习法的改进。这类改进主要是变单人教学为团体教学。据《体育丛刊》记载：“自民国元年，吾社（北京体育研究社）成立，京师各校渐向社中聘请教员，教授斯（武）术。乃查照体操教练之规程，订定团体教练之法。”方法是将每一拳路分解为不同的单式，再按拳路顺序连接成不同的段趟，配以口令，分段练习。(21)

另一种是“依习拳术当然之顺序，按习它种科学方法排列之”。即从风格各异的传统拳术器械中抽选出一般的基本动作，再按武术套路的基本原理编排成新的势势相承的练习。《中华新武术》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成果。

马良（1878—1947），字子贞。河北清苑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1901年任山西武备学堂及直隶陆军速成学堂教习，曾任北洋常备军辎重营管带，第六镇正参谋官，步兵第二十一标标统，第六镇炮兵标标统。1911年6月，调任北洋第五镇九协协统。1912年后，任第五师第九旅旅长，山东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师长等职。《中华新武术》，最初是马良在1901年任山西武备学堂教官时，为适应军队的团体教练，对传统武术教学进行改造的成果。1914年在济南开办山东武术传习所，训练骨干和师资。邀集国内武术名家编纂《中华新武术》。这套武术包括摔跤、拳脚、棍术和剑术四科。计划每科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初级教材，主要是集中武术的基本动作，以掌握武术的基本技术与养成习练武术所必需的身体素质为主要目的。下篇为高级教材，主要收集传统搏人取胜的实用技术。

《中华新武术》在教学上的创新，方便了学校武术的教学和训练，不少学校相继以此作为武术教材。1916年，教育部曾派许禹生、孔廉白等人赴济南考察《中华新武术》的实用效果。并由教育部审查了《摔跤》、《拳脚》两科教材，建议把《中华新武术》作为教授武术参考用书。1918年10月，全国中学校长会议决议，“以《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各种学校正式体操课”，教育部即令各校执行。1919年，经国会辩论通过，成为全国学校正式体操。至此，武术高调进入教育殿堂，在学校体育中崭露头角。

（二）中国武术进入学校体育的意义

自1915年教育部通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后，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仍不断有提案“注重国技”。教育部还陆续在其颁布的正式中学、小学、师范学校和大学体育课程标准中，对武术在体育课中应占的课时和武术课的内容作了规定。明确规定武术为学校体育内容，这是辛亥革命后提倡与推行武术的重大成果之一。

1．中国武术自身发展的不断完善

清末民初武术进入学校，成为学校体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武术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武术从宋代以来作为军事训练的技击手段转变为现代身体锻炼的运动项目；标志着武术从村社活动转变为上层建筑学校体育的运动项目；标志着武术作为一项体育活动的形式，在融合西方体育文化的同时，不断进化成为普及较好、最受大众喜爱的运动项目。

中国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程，不仅扩大了武术的普及面，拓宽了武术的领域，而且促进了武术自身的发展。学校课堂的集体教学方式，改变了民间武术的传习方法，促进了武术团体教练法的编制和逐步完善。自宋代出现武术流派、门派以来，中国武术的传播形式主要以师徒制来延习，更突出的矛盾是为确保本门武技的神秘性、排他性，师傅主要是以口授的方式传授武术，很少有文字的记载留给后人学习。中国武术进入学校体系后，作为教学的必备工具——武术教材的编写势在必行。学校武术教材编写工作的开展，不但促进了对中国武术传统拳械套路的整理，也促进了中国武术理论资料的保存和传播。

2．中国武术进入学校体育的社会意义

中国的现代体育是随着欧美等西方国家炮火带进中国大地的。清末民初现代体育的启蒙和发展都是以西方列强的法则为标准。现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在军队和学校两大组织机构中开展。现代体育进入中国不仅带来了西方体育运动，同时也将西方文化融入中国古老的东方文化。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经济、政治以及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清末民初我国社会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西方文化主导着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人民渴望民族的独立，文化的自由。

在旧中国，人民也有自己的体育，虽然不占统治地位，却为广大群众所爱好。我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丰富多彩的民间体育，就是最好的证明。当西方文化渗入到教育中时，我们以西方的模式建立学校，制定学校制度，连学生的身体锻炼方式也照搬西方形式时，我们的民族文化几乎被掩埋。教育是国家发展的支柱，它能拯救国家也能毁灭国家。当教育部规定中国武术列入学校体育课程，不管当初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形式对于这一举措有任何疑义，它对于继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强调一国之体育必须有一国之精神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