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晋商的经营活动

第四节　晋商的经营活动

晋商足迹遍天下,有“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晋商”的说法。

一、晋商在北京(www.guayunfan.com)

“京师大贾多晋人”[53],在北京的商业活动中,无论是参与人数、资本投入还是经营领域,晋商均处于首位。

(一)晋商遍布北京,影响很大

晋商在北京从事商业的范围相当广泛,涉及银钱店、粮店、酒铺、油盐店、砖瓦厂、烟铺、茶馆等近几十个行业,有的甚至占有垄断地位。[54]

晋商在北京留下了许多老字号,山西李姓酒店曾获乾隆御笔钦赐“都一处”虎头牌匾;北京人食用的长芦盐,主要是山西盐商所贩。前门外路东大栅栏、内城西单牌楼和西四牌楼一带的点心、干菜、米、面、油、盐、酒行业都是山西襄陵人开设。崇文门外瓷器库中帽胡同晋记纸社和地安门外吉祥纸店都是山西临汾、襄陵商人经营。据统计,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在京的山西平遥颜料商就有36家,而山西临汾纸张、颜料、干果、烟行字号也有33家。[55]

(二)遍及全国的晋商会馆在北京最为集中

在京的山西会馆有以地区籍贯组成的,如平遥会馆、襄陵会馆、襄陵北馆、襄陵南馆、襄陵公所、临襄会馆、临汾东馆、晋翼会馆、潞郡会馆、河东会馆、盂县会馆、平定会馆、忻州社、太谷社等;也有以行业组成社,统一办公,如药王社、钉鞋社、成衣社、净发社、金炉社、鲁班社、宝丰社、银行社、集锦社、当铺、盂县氆氇行六字号公局等。[56]

(三)北京是山西票号的发祥地

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私人金融机构,成立于清道光三年,由山西省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东家李大金出资与北京分号当掌柜的雷履泰共同创办。起初他们就是在北京分号和平遥总号之间开始尝试票号业务。

咸丰初年,北京可查的账局就有268家,其中晋商占210家。宣统年间,北京账局虽大为减少,但在可统计的52家中,有34家由晋商开设;而其中49家的总经理由山西籍人担任;北京当铺较多,乾隆二年(1737年)已有200余家。咸丰三年(1853年),在京159家当铺中晋商开设的有109家。[57]从典当到账局,晋商为京城的工商业及金融流通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旅蒙晋商

早在明政府与蒙古议和后,晋商在蒙古地区贸易中地位显著。入清以后,内地与蒙古地区的联系更为紧密,晋商大显身手,深入草原,旅蒙晋商由此兴起,产生了许多晋商巨子,如赫赫有名的乔家、渠家、常家、曹家和大盛魁等。[58]

(一)晋商在蒙古草原十分活跃,贩卖的商品种类繁多且数量巨大

蒙古人生活必需品如茶、布、绸缎、药材、陶器、铁锅、纸张、农具等都依赖晋商贩运,而内地也大量需要蒙古所产的牧畜、畜产品。经由晋商运到内地的蒙古羊有数百万头,马的成交额也很大。当时仅乌兰察布盟销往内地的骆驼就有10万余头,羊皮10万余张。山西大盛魁商号,每年运往蒙区的茶叶就有3万箱以上,生烟2000多囤,每囤180包,每包1斤,从蒙区赶回的羊上百万只,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双方贸易量巨大。

(二)促进蒙古与内地的经济交流

晋商进入蒙古市场,他们把内地的种籽、生产工具和先进技术也传入蒙古草原,促进了蒙古畜产品加工业、手工业产品的发展,不再单纯依靠从内地购买。广大牧民改进了制革、鞣皮、制毡等手工作坊,畜产品的加工技术不断提高,不仅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还运销内地。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靴子1万多双,都是香牛皮制作,深受内地人民喜爱。

在晋商的影响下,蒙古经济迅速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兴起与繁荣。如归化城在乾隆年间就已成为蒙古地区的商业枢纽,“一切外来货物先汇聚该城囤积,然后陆续分拨各处售卖”[59]。它的周边盛产粮食,内地商贩采买者甚多,经黄河运至秦晋两省食用。

(三)旅蒙晋商活动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晋商给蒙古带去了先进的文化以及生活风俗习惯,同时也吸收了蒙古地区的一些风俗习惯。部分蒙古人开始定居,出现了木结构的蒙古包和平房。在食物方面,汉族的蔬菜、谷物等主要食物也颇受蒙古族人民的喜爱,成了他们的常用食物。春节时,蒙古人开始鸣放鞭炮、贴对联、贴门神、燃旺火。蒙古族订婚时,也开始讲究生辰八字。山西梆子在蒙古广为流行,至今仍在内蒙古流传。蒙汉两族人民还在“小曲坐腔”的基础上,吸收蒙古族民歌和晋西北的“社火”歌舞共同创造出二人台戏曲形式。

出塞的汉人也受蒙人影响,并将其一些习惯传入塞内,比如奶茶和肉食也为汉人喜爱。喝酒时唱“酒歌”以及山西河曲县在结婚时“碰门猪羊”也是从蒙古传入。

蒙汉两族的宗教信仰也得到了交流与融合。在晋商的影响下,蒙古族也开始供奉关公,汉族信仰的龙王等也为蒙古族所接受。在蒙古喇嘛庙的建造中就大量吸收汉式风格,里面有许多汉人出家的僧人。汉人也将蒙古族所祭祀的敖包作为圣物加以供奉。

晋商在对内外蒙古市场的开拓中,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促进了文化交流,改变了落后的闭塞风气,并增强了蒙汉民族间的团结,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三、华北其他地区晋商

(一)晋商占据棉布业的主导地位

明清时期,由集市、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和全国市场组成的市场网络已经在北方地区形成。当时河南、山东、河北是晋商在北方涉足的主要产棉区,华北的许多棉布、棉花交易主要是山西布商。清代中后期的华北地区、西北地区棉布市场已基本上被山东、直隶、河南三省的棉布所占领,江南棉布则被排挤在外。在洋纱、洋布行销华北地区之前的大约100年间,是华北地区棉纺织手工业的大发展时期,每年约有五六百万匹至一千万匹的输出能力。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晋商进行的长距离贩运贸易所形成的。

(二)促进城市的发展

原来贩运商人属于客商,到交易城市须投行。自明代大商帮兴起后,他们已不完全是客商,常常携家眷在交易城市“占籍”。入清以后,他们就大多在所到城市设立庄号,建立会馆。从投行交易到“占籍”交易再到建立会馆,晋商对各地城市的兴起和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华北地区一些重要的商业城市,如张家口、北京、天津、济南、开封以及山西的太原、大同、运城等,其发展都与晋商密不可分。张家口是自从设立马市后才兴起的我国北方一个重要的边镇城市,它的兴盛与晋商有着重要的关系。明末清初,张家口基本上被晋商所控制,市场上的大商贾也都是晋商。

无论是经营当铺、印局、账局、钱庄还是票号,华北地区都是晋商首要的也是重点的设庄区域。19世纪50年代,京城有当铺159家,其中山西典商开设的有109家,占68.55%。天津“远方来贸易者云集其间,至今称极焉”,晋商捷足先登,史称“西商辐辏”。[60]

四、清代新疆晋商

明末,晋帮商人就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势力,垄断西北贸易市场。明代时晋商便在新疆经商。清军入关并统一新疆后,该地的商业几乎被晋商垄断。新疆晋商遍及天山南北,如新疆古城塔、乌鲁木齐“山西巷子”等。

(一)晋商在新疆从事行业广泛

晋商在新疆从事茶、粮、布、盐、铁、煤、木材、驼运、饮食、药材和金融等多种行业。其中,茶、驼运与票号三业最盛。

新疆对茶的需求量极大,晋商在内地购买茶山,将加工、生产的茶叶北运归化,沿大草地路入新疆古城子,销售到天山南北。晋商不断创新生产出符合新疆牧民口味的砖茶[61],深受新疆牧民的喜爱。

晋商的货物主要靠驼马运输,因此驼运业非常发达。奇台有大小驼店近40家。早年在乌鲁木齐山西巷子有山西大同人季登魁开设的“山西驼场”,当时从呼和浩特来的骆驼队到乌鲁木齐都在此休整[62]。

票号业在新疆发展较晚,光绪后期,才在乌鲁木齐设立蔚丰厚、天成亨和协同庆三家分号,但其一经成立即“执新疆金融业之牛耳”[63]。它们除了民间业务之外,主要承办各省协济新疆的“协饷”业务,起着代理国库的作用。依据“1913年9月天成亨等14家票号存放实绩统计表”,迪化三家票号共存款113741两,放款852903两[64]。新疆票号还在收复新疆、平定新疆叛乱以及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晋商促进新疆城市的发展

新疆城市也因晋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65]如哈密“商贾云集,百货俱备,居然一大都会”[66];巴里坤“商货云集,当商、钱商以及百货商无不争先恐后,道光间颇称繁盛”[67];古城是晋商贸易总汇之地,生意其兴隆,“地方极大,极热闹,北路通蒙古台站,由张家口到京者,从此直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间。口内人商贾聚集,与蒙古人交利极厚,口外茶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即将米面各物返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地,关系最重,茶叶又运至南路回疆八城,获利尤重”[68];乾隆时,乌鲁木齐已“商民云集,与内地无异”,“繁华富庶,甲于关外”;[69]玛纳斯,“商民辐辏,庐舍如云,景象明润,丰饶与内地无异”[70];济木萨,“城外万家烟火,市肆无物不有”[71];南疆阿克苏,“内地商民,外番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72];叶尔羌,“中国商贾,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73]。伊犁、塔城、喀什等地也是一派繁荣景象。

(三)晋商文化渗透新疆

晋商还为新疆带来了独具特色的山西文化。山西汾酒、陈醋、面食深受边城百姓的喜爱。晋商在古城、乌鲁木齐、巴里坤等边城设立山西会馆,建筑高大宏伟,内供关羽塑像,独具北方民居风格。每逢佳节,山西会馆便组织社火龙灯,表演山西花鼓,还请山西戏班唱戏,丰富了边城各族群众的娱乐文化生活。

五、晋商在甘宁青地区

甘宁青地理位置特殊,处于丝绸之路通往关中的咽喉之地。乾隆时期大批晋商分赴甘宁青各府州经商,形成了互相关照、互通有无的庞大经商群体。他们基本垄断了甘宁青地区的商业,成为主导甘宁青商贸业的主力。[74]

(一)晋商在甘宁青地区经营商品多样

晋商在甘宁青地区经营的商品种类多种多样,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清朝中前期晋商经营多是民间手工制品。清后期晋商主要从天津进货,且津货中洋货占绝大多数。晋商还收购大烟、羊毛、枸杞、甘草、发菜等当地土特产品,运往京津等地。到民国前期,晋商调整经营品种,涉足皮毛行业,势力很快达到顶峰。甘宁青地区几个规模大、资产雄厚的皮毛商号,如瑞凝霞、步云祥、大德源等,均由晋商经营。晋商商号多种行业并举,只要盈利的行业,都有晋商活跃的身影[75]。

(二)晋商在甘宁青地区的经营活动

晋商在甘宁青地区的经营活动有地域之分,主要为晋中商帮和晋南商帮。而晋中商帮又以平遥、榆次、太谷、介休等县为多,俗称上府帮;晋南商帮以临津、稷山、万泉等县为多,俗称南路帮。而南路商帮中又分出绛太帮,“绛”指运城地区的新绛县(原为绛州),“太”指临汾地区的襄汾县(原为太平县),两地各取一字为绛太帮。绛太帮主要分布在兰州、西宁等地。赴宁夏河套的商帮主要是上府帮,也有少数南路帮。

晋商在甘宁青地区的经营方式、管理模式以及自律自强、诚信和善、本分勤俭的经商精神影响了当地商业的发展与走向并促进了当地城镇的发展。“晋益老”是晋商与乾隆时期在西宁创办的当地最早的大型商号。民国时期尚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说法。在其他城镇也流传着乾隆年间晋商商号促进当地城镇发展的类似说法。

六、东北地区的晋商

东北地区面积广阔,物产丰富,山西人很早就在此地从事木材贸易。元代时,就有晋商在东北辽阳建造了关帝庙,是东北地区有关晋商的最早见证。

明朝开中法实施后,晋商在辽东地区开垦农田、雇人耕种,再运粮换盐引,称之为商屯。此后,晋商不断进入东北,“辽东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更过半,居辽娶妻生子,率年久不归”[76]。

清代“直鲁商人于奉天、吉林两省居多数,而晋商则领先于黑龙江省。不过在商业上的影响力,无论奉天、吉林、黑龙江,皆以晋商为最大”[77]。

晋商在东北经营的行业很多,其中主要有粮食业、丝绸业、采参业、铁货业、杂货商号、烧锅业、染坊、布业、贩铜业、皮毛业、药材业、钱庄及票号业等行业。山西长治地区的铁矿资源丰富,矿质很好。山西潞州的铁锅也成为了销往辽东的主要商品,《明代辽东档案汇编》及《抚顺名胜古迹考》有记载:“明万历元年,销往辽东的有‘孙和尚潞州锅三垛’、‘郭世明潞锅一垛’、‘于守仁潞锅一大车’。”

晋商在东北地区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他们开设山西会馆,修建关帝庙。晋商也把山西的乡土戏曲向外传播,促进了关内外文化交流和东北地区戏曲文化的发展。东北地区流行的地方戏曲中多有山西戏曲的影子。[78]

七、扬州晋商

开中制度实施后,晋商纷纷南下扬州经营盐业。嘉庆《江都县续志》中记述:“扬以流寓入籍者甚多,虽世居扬,而系故籍者亦不少。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糜至。三原之梁,山西之阎、李,科第历二百余年。至于河津兰州之刘,襄陵之乔、高,径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撞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79]

晋商来淮扬经营盐业,寄籍扬州的在嘉靖时达数百人。如太原望族贾氏举家迁往扬州;清初著名学者闫若踞的第七代先祖“业盐策迁淮”;代州人杨继美迁扬州后被举为盐商祭酒;临汾的亢氏和大同薛氏都是扬州著名的盐商。有记载提到亢家在扬州不仅建有“亢园”,更在当时最繁华的小秦淮沿岸盖了百间房。

晋商还建了扬州最早的盐商会馆——山陕会馆,位于今东关街250号至262号及剪刀巷2号至6号。会馆设立初为联络同乡感情,后来成为山西祁县盐商在扬州的办事机构。声名显赫的山西籍扬州盐商亢百万(亢嗣鼎)经常出入于此。晋商在南河下一带的小巷子里还留有三义阁存在,比周围的建筑都高,依稀可见当年气势。

晋商在扬州经营盐业,对南北文化的融合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扬州的建筑就吸收了北方建筑的一些特色。比如扬州的四望亭的出鞘就建得比较短、比较平缓,不像南方的建筑翘得厉害。另外,扬州有很多青砖青瓦建筑不像南方的粉墙黛瓦,属于北方特色。[80]

八、晋商在海外

除了国内贸易,晋商还开拓了俄国、朝鲜、日本等国外市场。明清时期,晋商几乎垄断了我国的对俄贸易。

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人民可以过界来往,开展互市,打开了中俄边境贸易的大门。1728年,中俄双方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规定在中俄边境的尼布楚、恰克图等地通商互市。此后,山西商人前往蒙古及俄国经商的更多。

茶叶、布匹、烟叶和丝绸等是山西商人运销俄国的大宗,其中以茶叶为主。清代山西商人每年运往蒙古库伦、科布多、恰克图等地,专门和俄国商人交易的砖茶就有约四十余万箱,折合三千二百四十万斤。在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年)间,仅在恰克图一地的市场中,中国对俄茶叶输出每年平均达800余万俄磅,价值800万卢布,当时约折合白银320万两之多,而俄国同期每年由恰克图向中国的商品输出仅六七百万卢布[81]。

晋商开办的大盛魁商号,活动范围包括了内蒙各盟旗和外蒙喀尔喀四部,贸易活动深入到新疆的库车、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唐努乌梁海(今属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以及今天的俄蒙边界城市恰克图等地,并长期保持着对蒙古、俄国的边贸垄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