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晋商崛起的客观环境因素

明代晋商崛起的客观环境因素

阎应福^[1]

众所周知,山西商人是明清时代中国非常著名的地方性商人集团。他们不仅以盐商和票商所取得的巨额利润而闻名天下,而且还以从商人数众多、经营范围广阔、足迹遍逾全国、商帮势力强大、经商之道讲究、资本异常雄厚而著称于世。那么,明清时代山西商人为何能够一跃而起,进而雄踞天下呢?这是研究山西商人兴衰史中首先要遇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影响晋商崛起的各个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是弄清晋商崛起之因的基本前提。大体说来,明清晋商崛起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客观的原因,又有主观的因素,而且明代同清代的具体情况又不尽相同。因此,弄清明清晋商崛起之因,实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综合的考察。为此,本文仅就明代晋商崛起的客观环境因素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做粗浅的探讨。

一、明代晋商崛起的外部环境因素

明代山西商人之所以能够一跃而起,进而富甲天下,这不仅仅是“开中”关联效应的结果,而且还同明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生产的发展以及商人活动的外部环境因素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地方性商人为什么大都从明代开始崭露头角呢?山西商人从宋代开始就已初显身手,为何直到明代才兴盛起来呢?这就不能不使我们从明代商业发展的基础和商人经营活动的外部环境因素上去找原因。大体说来,宋代商品经济较之唐代确实有了显著的发展,虽然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增加了,城市的坊市分设置被打破了,市场扩大了,商人资本也有了发展,但是,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仍远远低于明代,市场上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在商品中的比重仍无法同明中叶以后相比。而且宋代的行会制度尚处于发展阶段,行会操纵市场的现象十分严重。总之,一切可供地方性商人兴起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均不具备。而元代虽有统一的疆土,但官府和特权商人把持商业,非专卖的重税政策及民族歧视政策,使得地方性商人的兴起根本无从谈起。那么,明代的客观条件是否有利于地方性商人兴起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一些因素进行考察,从而得到证实。

首先,对商人来说,明代有着统一的和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及经济环境。明初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进入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资本主义萌芽逐渐成长。尤其是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市场不断扩大,商品供应量显著增加,整个商品中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比重明显加大。除传统的盐、茶商品量增加以外,粮食、棉花、棉布、丝和丝织品的商品数量均有显著的增加。所有这些,都为包括善于经商的山西商人在内的各地商人的经营活动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次,对商人来说,明代的一些商业政策同元代相比,显然有利于商人的活动,而且明代还在一定时期曾采取了便商或厚商措施。虽然明代实行的仍然是重农抑商政策,但同元代相比却要开明得多。比如,在对待商人的态度上,明初就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鄙视商人的态度,朱元璋虽然沿袭了以往商人不得衣丝的禁令,但他又说,“商贾之士皆人民也”,^[2]并且还特命儒士为商人编写教科书。在商税政策上,明初曾一改元朝繁苛的商税政策,实行从轻从简的商税政策,将税率降为1/30,课税机关撤裁了364处,并对一般零星民用物品、农具和舟车丝布之类商品曾一度实行免税政策,^[3]而且又在全国推行有利于地区间商品运销的塌房制度。不仅如此,后来对于牙行制度及市场秩序还做了整顿,并加强了管理。尤其是酒醋允许私人酿造销售,铁允许私人采炼,这种对商品专利政策的放松以及诱使商人活动的盐法、茶法,等等,均是有利于善于经商的山西商人初起的政策环境因素。如果说明代前期山西商人的初兴与盐商品密切相关,那么,明中期以来的余盐盛行占中卖窝和盐的就场专卖制向实际上的商专卖制的演变,也就为晋商大买余盐、买窝占利、结托僚以扩大资本提供了有利条件。更何况嘉靖、隆庆时赋役制度的改革效应和张居正“厚商”、“资商”思想在政策措施上的体现,以及货币的白银化等,都是有利于善贾的晋商兴起的一般外部环境因素。

另外,明代道路交通条件的便利也是山西商人兴起的一个外部环境因素。明代山西商人向西向北的贸易活动,实与元代以来北部交通道路的畅通以及开中制的实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向今山东、北京及东北方向的活动,同北京作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以及永乐年间运河的畅通密切相关。因为运河作为南北运销的重要渠道,其沿途城镇码头便是商品的集散地,从而吸引着山西商人的活动,进而成为影响山西商人活动空间扩展的宿营地。而平阳、蒲州、泽州、潞州商人向陕西、甘肃、成都及长江沿岸城镇的活动,也同商路的开辟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之,明代山西商人足迹范围甚广,除其习俗重商因素外,还同明代全国南北贸易的频繁、商路的增辟以及新兴城镇的出现均有着一定的关系。当然,商路的增辟和新兴的商业城镇,既是商人活动的结果,又是后来商人活动的有利条件。

总之,上述有利于商人活动的外部环境因素,对各个地方的商人来说,显然是一种可以共享的外部环境因素,但是,在考察晋商崛起之因时,却是必不可少的,至少不能忽视这些因素。因为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地方性商人大都从明代开始崭露头角的共同原因,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些外部环境因素,便不能说明宋代已初显身手的俗善商贾的山西商人为何直到明代才兴盛起来的问题。

二、明代晋商崛起的地方物产因素

明代晋商崛起之因同山西当时的物产分布及其商品生产有着密切关系。这里我们不妨略举数例以示相关。

明代山西解州产盐,平阳产铁和银,泽州产铁,潞州产铁和绸;太原产铁,垣曲、代州、五台产铜,大同有马市。这种部分物产的分布,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明代平阳、泽、潞、蒲等地著名的富商大贾的家乡恰好均有特产。说明这些特产很可能都有一定比例的商品,因为明初曾允许私人采矿冶炼进行销售。就拿河东所辖解盐来说,明代不仅增设西场,规模扩大,而且产量剧增。其“盐行陕西之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河南之归德、怀庆、河南、汝宁、南阳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阳、潞安二府,泽、沁、辽三州”。^[4]这一情况,说明平阳、蒲州、泽、潞等地多贾同山西产盐及盐的行销地有着一定的关系。另外,明代山西冶铁之处甚多,明初仅官置铁冶所就有13处之多,^[5]估计此当为较大之处。而且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明代山西制作铁器者很多,并因此而招来了各地商人的运销。如“潞之西山中有苗氏者,冶铁致富,业已数世也矣,多致四方之贾……所借而食者常百余人”。可见冶铁致富又是晋商初起的因素之一。再说潞绸,潞绸在明初即已行销省外,明中叶后其规模一再扩大,产品畅销全国。所谓“衣被天下”、“士庶皆得为衣”即是对潞绸的赞谓。说明明代潞州富商的起因同该地产绸密切相关。即使产铜之五台,也有聚众鼓铸者,例如,曾被五台人所思的张守清,就“于山中聚工鼓铸”,富似王侯。另据明人顾炎武说,“绫：太平、平阳、潞安二府及汾、泽二州俱出……帕：出平阳府,潞安府、泽州俱有,惟蒲州府及高平米山出者尤佳……锡：交城、平陆、阳城俱出。瓷器：霍、吉、隰三州及临汾、赵城、汾西、岳阳、河津俱有窑。愚观晋之世霸恭俭,不失以殷富称”。可见,明代山西特有的资源及商品生产的发展当是明代晋商崛起的一个因素。

三、明代晋商崛起的“开中”效应因素

洪武三年创行的“开中制度”,无疑是明代晋商崛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机遇。因为“开中”首行于山西,对山西商人来说,自然是近水楼台,当时,山西行省之所以能够提出这种“招商输粮而与之盐”^[6]的建议,除当时官运路远费烦的实际情况外,想必已掌握了山西商人愿意应募的详情。否则,不会如此向朝廷提出建议。另外,“开中”之初往大同运粮,只有山西人最熟悉道路之情形,而且“开中”之前山西又有不少服役者富有为官府运粮的经验。如洪武元年,“大将军徐达令忻、崞、代、坚、台五州运粮大同”。^[7]此后3年内,山西他地之民被迫运粮次数当不会少。当开中制向边境各行省及内地的军事重镇和城市推广之后,河东盐也是领盐地之一。比如运粮交蒲、解、陕三州,每运3石者即支给河东盐一引。这无疑对晋商来说又是一个有利条件。然而,问题的关键还涉及开中之初晋商有无利用这种条件的能力问题。以往有人总是笼统地以“非巨商贾不能任”^[8]来怀疑盐商资本的来源问题。这种既承认晋商之起与“开中”有关,又说“非巨贾不能任”,实际上或多或少地带有颠倒因果关系之嫌。诚然,输粮中盐是需要一定资本的,后来也确实是非巨贾而不能任。然而,开中之初的25年内,基本上是“输米中盐”,米是官方的,商人仅承担运输任务即可获得盐引。这与后来的纳米中盐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开中的第一阶段商人只要是具备运输能力即可获利。而这对一般商人来说,并不十分困难,主要是运输能力的竞争。既然山西人以往无偿服役能够运粮,而今盐利的吸引想必会竞相趋往。更何况还有高利贷和晋商惯行的集资合伙的途径呢?合资经营明中叶尚还存在,此时必有无疑。史称：“明初,分商之纳领者五：曰浙直之纲,曰宣大之纲,曰泽潞之纲,曰平阳之纲,曰蒲州之纲。商纲之名始此。”这里所谓的“纲”,当为地方性商人组织的官方称谓。说明地方性商人组织在明初已经出现,晋商的合伙制也可追溯到明初,而且说明了明初晋商已有一定的经营能力。所以,“开中”的第一个阶段晋商确实有能力利用这次良好机会。至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后的召商纳粮中盐,粮则需商人收购后上纳缺粮之仓,这种“开中纳米则例”,^[9]商人确实需要较大的资本,才能获取盐商品的经营权。然而,此时晋商已初步积累了一定的商业资本,而且官府也向商人发放贷款,如永乐元年(1403年)规定,商人“无钱本者,官给钞贷之”。因此,晋商在纳粮中盐为主的(包括纳草、纳马、纳铁、纳钞、纳银等)这一过程中,虽然盐利至厚,但对他们来说,毕竟是初起的艰难跋涉。为了避免收购运输中的重重困难,盐商便想出了绝妙之法,即在边地就近雇人垦种,以低成本的粮食就近上缴以获盐引。这样,纳粮与贩盐进行分工自然获利更多。以盐利来说,永乐年间纳粟二斗五升,得盐一引,其利是“本一而息恒六七倍”。所以,明人张瀚说：“盐之利尤巨。”^[10]事实上,“开中”期间盐商获利绝非盐利一项,晋商以盐为中心的从淮浙到边塞的跨地区越行业的多种商品连锁经营在此时实已兴起。而后来北部、西部山西商人居多也与“开中”有关,所以“开中制度”客观上也造就了一批盐业界的富商。而且这批富商又首推晋商。因此,晋商之所以能够在明中叶以后雄踞天下,巨富再起,这同明前期长达120年之久的开中制度期间所奠定的基础密不可分。因此,开中制度是晋商崛起之初的一个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

四、明代晋商崛起的田狭人满因素

明代晋商崛起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经商人数众多。那么,明代山西人为何多外出经商呢?这是探讨明代晋商崛起之因必须弄清的一个问题。一般说来,除“商之利倍农”及晋人习俗重贾的因素而外,明代山西田狭人满、山多土瘠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在有关明代山西商人的文献史料中,我们屡屡可以看到,明代人在论及山西多贾的原因时,总是使用“地狭人稠”、“天寒地瘠”、“田故无多,虽丰年人日食不足”、“土陋而民伙”、“土狭人满”之类的字眼。而且从明代的文献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出,第一,明清时代山西人多外出经商,与当时山西土瘠田狭、人多食少相关;第二,山西人多外出经商的动因,与田不足养,被迫而为之的因素相关;第三,明代著名的平阳、泽、潞等地的富商大贾的籍贯,均与土狭人满或地瘠人多相关;第四,明清时山西人好贾而不资地力是结果而非最初动因,起初他们多是无地可耕或食不足荞,为生计所迫而外出经商。固然山西人好贾之风由来已久,而为何独在明清时兴盛程度突高于他地?显然,山西人格外好商之风突起于明代,而此风的形成必有其客观原因,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正是明代山西人地比例极不相称、人多土瘠田少,迫而为商后,商利倍于农的一种反映。

既然我们认为山西商人初起于明中叶以前,那么,明代尤明中叶前山西是否真的土瘠而又地狭人满呢?我们必须再做进一步的论证。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山西的人口密度(见表1)。^[11]

表1　山西的人口密度

从仅可考的统计数字编制的表1可以看出,自唐代以至明万历六年,山西的人口密度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且越往后密度越高,并始终超越全国各地的平均人口密度,位次在明代明显居高。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仅以表1明代三朝未列表内的山西布政使司的人口升降百分比和田地升降百分比来做比较,山西人稠田少的矛盾则更加明显。若以洪武二十六年山西布政使司的人口数为100,弘治四年则为107.08,而万历六年则是130.63。再看田地升降百分比,若以洪武二十六年为100,弘治十五年和万历六年则分别为93.35和81.91。显然。明代万历六年以前明代山西布政使司的人口是急剧的上升趋势,田地却是相对的下降势头。可见,前述山西土狭人满不是没有根据。

其次,让我们再来分析明代洪武、弘治、万历三朝山西布政使司的户口、田地及每户每口的田地数(见表2)。^[12]

表2　明代洪武、弘治、万历三朝山西布政使司的户口、田地及每户每口的田地数

仅从上表的统计数字来看,三朝山西的户口数增长速度并不算快,洪武二十六年山西户口占全国总数的5.59%,弘治四年占6.31%,万历六年是5.61%。而三朝的人口数分别占全国的6.73%、8.18%和8.76%。实际上这是我们没有考虑明代农民流徙的“大户荫包”、“豪匠冒合”、“船居浮荡”、“军囚牵引”、“屯营隐占”、“邻境蔽匿”,“僧道招诱”等各种因素。尽管如此,山西户口仍系上升趋势。至于田地亩数,其中包括官田的1195792亩在内,实际私田亩数只有37885142亩。而户均田地亩数还有两个因素未列：一是洪武二十六年、弘治四年和万历六年山西布政使司每户平均人口分别为6.84、7.58和8.92口;二是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平均每户田地79.86亩,万历六年全国户均66.04亩。这就说明明代上述三朝山西每户人口是上升趋势,而且每户平均田地又低于全国平均数,不仅如此,而且每户均田地还呈下降之势。如果说户口数字水分较大,那只能是实际户口更多,果真如此,则户均田地只会更少。再看山西每口人的平均田地数,我们不仅从上表中能看出山西人均田地亩数的急剧下跌,而且还应知道山西人均田地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人均田地14.05亩,而山西只有10.28亩,万历六年全国人均11.56亩,山西只有6.92亩。同时,也不要忘记人口占全国总数比例是上升的趋势。总之,从这些情况来看,明代山西的人地比例确实是地狭人满。

当然,人口平均田地亩数只能说明地狭人满的一般状况。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明代豪强的土地兼并的加剧、地租剥削的残酷和赋重差繁、土贫天寒等一系列因素,则山西广大人民的生计确实是一重大问题。难怪前人一再提到山西“人稠地狭,本地所出之,不足供居民之用”,就连平阳、蒲州、解州等重要产粮区也“必仰给于河南、陕西二省”。因此,山西土狭人满,人们多为生计所迫而外出经商之由,当为可信之因素。

最后,再从明初人口的迁徙上来看明代山西是否土狭人满。人所尽知洪洞古槐是明洪武、永乐年间山西向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移民时出发的聚集点。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初太祖曾采户部郎中刘九皋议,使狭乡之民迁至宽乡,遂“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太祖时屡徙山西民于宽乡,说明山西在明初的确是田少人多之狭乡,而成祖时专迁山西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一万户以实北平。而且涉及山西地域范围甚广。恰恰证明山西广大地区有许多人多田少之家或无田之家。可见,明前期山西土狭人满之说无须置疑。至于多次向省外移民是否与后来山西人多在省外经商有乡土、宗族等联系从而构成山西人多经商的众多因素中的微小因素,还有待研究。

关于山西土瘠天寒,这是由当时山西的地理形势所决定的,大体说来明代除平阳府、汾州府和太原府所辖的大部分土地较为肥厚之外,其余大部分土地(如大同、潞安等地)则倚边寒薄,或悬崖畸径,或硗脊难收。

总之,明代山西商人初起的多商原因之一,实与山西土瘠天寒、田少人稠密切相关。几乎遍布山西各地的不少人外出经商,他们不是天生乐意弃农经商,至少最初大多数人不是愿意弃田而离乡背井,逐什一之利。而是人多田少,或无田耕种,或土瘠寒薄收获不足以维持生计,或忍受不了残酷的地租剥削,或为了逃避繁苛的赋税差役,或在土地兼并的浪潮中丧失土地。一言蔽之,他们是无法以农耕而生存,才外出经商或在本地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正是明前期山西人多外出经商和山西手工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至于明中叶以后则与商利的吸引、经营者素质的提高、商人资本的积累、环境的影响等因素有关。不过这已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这里须强调的是,明代山西人多外出经商,土瘠田狭只是山西商人突起的一个因素,而绝对不是唯一的因素。至此,可能有人会问,如此说来,山西商人突起岂不成了人多因贫才经商吗?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其资本从何而来呢?这一问题,我们将在山西商人资本的来源问题里进行探讨。

参考文献：

[1](明)申时行.明会典[Z].卷61,中华书局,1989

[2](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Z].岳麓出版社,1996

[3](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Z].中华书局,1997

[4]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注释】

[1]阎应福,山西万荣人,山西财经大学副教授,中国商业史学会明清商业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2](明)申时行：《明会典》卷61,中华书局,1989年。

[3](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岳麓出版社,1996年。

[4](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岳麓出版社,1996年。

[5](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岳麓出版社,1996年。

[6](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所谓“中五州”,即今埠县、忻州、繁峙、代县和五台,岳麓出版社,1996年。

[7](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所谓“中五州”,即今埠县、忻州、繁峙、代县和五台,岳麓出版社,1996年。

[8](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中华书局,1997年。

[9](明)申时行：《明会典》卷34,《户部盐法》,中华书局,1989年。

[10](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中华书局,1997年。

[11]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12]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