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鼎盛百年的奥秘

晋商鼎盛百年的奥秘——读《抱愧山西》偶得

本人既非历史癖，又非史学研究专家，一个偶然的机会拜读了以《文化苦旅》蜚声文坛的余秋雨教授的《抱愧山西》一文，不禁要说说这样的话题。

作者之所以对山西“抱愧”，是因为他对山西的误解。长期以来，他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把大寨作为山西的缩影。他写道：“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镢头，贫瘠的山头上开出了整齐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种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艰苦连着最低的消费，憨厚的大寨人没有怨言，他们无法想象除了反复折腾脚下的泥土外，还有什么其他过日子的方式，而对这些干燥灰黄的泥土又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这一命题是不公平的。

余教授在学术研究中接触大堆的史学资料后，终于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20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其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和太谷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其实山西之富是有史为证的：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称山西为“海内最富”；山西人在苏州做生意时盖的聚会场所“三晋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至今被视为建筑奇迹，成为“中国戏曲博物馆”；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太谷被美国作家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山西何以如此之富，我们从余教授的考证中不难找出答案：其一，坦然从商。山西商人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在那“士、农、工、商”社会定位序列中山西人不以从商位卑为耻，做起“纯粹”的商人。其二，目光远大。山西商人背井离乡，没有空间框范，视野开阔，谈论天南海北就像谈论街坊邻里，对各个地区在贸易上的强项和弱项、潜力和障碍，能够一一通晓，凝视着全国商业大格局。如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他们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把东南西北的金融命脉梳理畅通，把自己放在主宰地位上。如此的气概和谋略，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其三，讲究信义。山西人经商是一种群体行为，所谓的“联号”，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成就一种商业大气候，表现出一种大商人心态，机智而不小心眼，厚实而不排他，不为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特别讲究信誉。其四，严于管理。晋商发迹的年代，朝廷对商业、金融的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例如众多的票号就从来不必向官府登记、领执照、纳税，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约束。面对如许的自由，厚重的山西人却很少随心所欲，在无序中求得有序，制定了经营规范和守则，自我约束，在利益上休戚与共，情同一家。因为他们明白，一切无序的行为至多得利于一时，不能立业于长久。

这些足可证明他们是一批真正的管理专家，这些也正是晋商鼎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诀所在，难道对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行为不无启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