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学派的兴旺鼎盛鼎盛：学术发展

郭老认为，伤寒学术之发展，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晋唐时期，为搜集、整理阶段

此期以王叔和为代表，对已经散失了的伤寒方证条文，进行广泛地搜集、整理与编次。他在《伤寒例》中自称：“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以防世急也”。表明他是从脉、证、方、治入手，按照仲景辨证论治精神进行整理、编次的，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唐代孙思邈晚年见到《伤寒论》，在《千金翼方·伤寒 上》中感叹“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不能钻仰”。意思是说，仲景之书精深入微，一般医生掌握不了。所以他采取“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即归类比较的研究方法，对伤寒条文方证进行归类编次。他说：仲景治法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开辟了后世从方证角度研究伤寒的先河。而明代方有执、喻嘉言等，竟本此而发展成“三纲鼎立”学说。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二）宋金时期，为深入研究，全面发展阶段

此期以成无己为首倡，他用以经注论，经论结合的方法，阐明伤寒学理，使《伤寒论》第一次获得理论上的说明。同时，他对论中50个主要症状的发生机理、表现特点，形证异同作了精深的辨别。成氏的成就，赢得了广大医家对《伤寒论》的理解和应用，开辟了用注释的方法研究《伤寒论》的先河。成氏著《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和《药方论》三书，其影响导致《伤寒论》的研究蔚然成风。如韩衹和著《伤寒微旨》，从脉证分辨，以脉为先；朱肱著《南阳活人书》，提出三阴三阳的本质问题，倡经络之说；许叔微著《伤寒九十论》等，从临床验证上深入探索；庞安时著《伤寒总病论》着重病因、发病方面的阐发，倡寒毒异气之说；郭雍著《伤寒补亡论》，搜采世说补入其中，常于平凡之处见精微。他们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医家，各有独到、各有特长。

王叔和、孙思邈、成无己、朱肱、庞安时、许叔微、郭雍、韩衹和共称宋及宋以前治伤寒八大家。

（三）明清时期，为流派形成，竞相争鸣阶段

这一时期，伤寒诸家非常活跃，围绕着《伤寒论》的编次注释，研究方法、六经本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论争，形成不同的流派，从而促进了伤寒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是伤寒学派的兴旺，鼎盛时期。伤寒学派内部不同派别的形成，实发端于明。方有执持错简重订之说，认为王叔和编次的《伤寒论》是“颠倒错乱殊甚”，必须“重修考订”。于是，他采取整移改削的方法。对其大加改订，并着重发挥了“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之论，著成《伤寒论条辨》。后来，喻嘉言著《尚论篇》，对方氏的考订大加赞赏，认为其“改叔和之旧，以风寒之伤营卫者分属，卓识超越前人”。并将风寒重订之风大盛，和者竞起。如张璐著《伤寒赞论》，深感诸家多歧而不一，读到方、喻之书后，才“忽有瞭悟，觉向之所谓多歧者，渐归一贯”。之后，著名医家如程郊倩著《伤寒论后条辨直解》，章虚谷著《伤寒本旨》，周扬俊著《伤寒论三注》，黄坤载著《伤寒悬解》等，无不以错简为说，指王叔和之非，记成无己之误。这一派称为错简重订派。与之相反，也有“尊王赞成”的，认为王叔和的编次仍为长沙之旧，不必改弦更张；而成无己的注释，不仅未曲解仲景之说，其引经析义，实为 诸家所不胜。持此种观点的代表医家，如张卿子、张志聪、张锡驹、陈修园等，这一派称为维护旧论派。其中以陈修园为干将，影响最大。陈氏著《伤寒论浅注》等书，认为“叔和编次《伤寒论》，有功千古，增入诸篇，不书其名，王安道惜之。然自《辨太阳病脉证篇》至《劳复》止，皆仲景原文，其章节起止照应，王肯堂谓如神龙出没，首尾相应，鳞甲森然。兹不敢增减一字，移换一节”。这一派对六经病机的解释，持六气气化学说，观点也几乎是一致的，介于上述二派之间的另一派学者，认为《伤寒论》的精神实质是辨证论治，不管是仲景旧论，还是叔和纂集，只要有利于辨证论治的运用，其错简与真伪就不是主要的问题，所以，通常称之为辨证论治派。此派的思维非常活跃，他们在孙思邈“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启发下，运用归类编次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充分揭示了《伤寒论》辨证论治的规律，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仲景学说。其归类编次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1. 按方类证。以柯韵伯《伤寒来苏集》为代表，极力反对方、喻“三纲鼎立”之说，认为伤寒太阳病只有麻、桂二纲，也不同意维护旧论派的主张，把一个个方证视为一个个独立存在的证候，以方名证，按方类证，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白虎汤证等，将有关条文汇列于下，加以分析。其优点是能够完整地体现各个方证的脉证，明确分辨出主证与次证，及其类证的鉴别，便于掌握应用。与此同时，他对三阴三阳本质的认识，力主“六经地面说”。

2. 按法类证。以尤在泾《伤寒贯珠集》为代表，特点是以法类证，以证论治，将有关条文方证汇列于大法之下，加以阐述，其法包括治法、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明辨法，杂治法等，其优点是充分揭示了伤寒治法规律。

3. 按症类证。以沈金鳌《伤寒论纲目》为代表，特点是以伤寒百余个主要症状，如恶寒、发热、烦躁、咳嗽、小便不利等，为归类标准，将具有这些症状的条文汇列于下，加以比较分析，其优点是充分阐明了伤寒主要症状的发生机制、表现特点及其治法异同，可以说是继成无己《伤寒明理论》之后，又一部关于伤寒症状鉴别诊断学的著作。

4. 按因类证。以钱璜《伤寒溯源集》为代表，他采取以方证的发病原因为归类标准，如太阳病有中风、伤寒、风寒两感，中风火劫、中风误吐、伤寒蓄血等，将有关条文汇列于下，以突出方证的病因为特点。

5. 分经审证。陈修园虽为维护旧论派的代表从物，但到晚年也吸取了辨证论治派的优点，著《伤寒医诀串解》，创分经审证之说。他立足于六经气化理论，将三阳病分经证、腑证、变证，三阴病分阴化阳化、水化火化、寒化热化之证，加以综合分析，充分体现出方证的联系及其传变，转归的机理。

当代，伤寒学派不乏名家。江阴曹颖甫著《伤寒发微》，强调“仲景后的方书卑不足道”，其门人沈氏述其学术思想云：“历代之注伤寒者，不下百数千家，大率皆妄易次序，颠倒经义……而吾师此书，以经解经，独得仲景之奥，更足以光大仲景之学”。西安黄竹斋著《伤寒论集注》，“还医林之巨观，刊诸注之谬异，集群哲之雅言……撷百种方书之精华，集一贯古今之真诠”。二人著作的编次注释，具有“尊王赞成”的倾向，但能兼采众家之所长，可称近世“旧论派”之代表。四川左季云著《伤寒论类方彙参》，“述仲景之心法，宗洄溪之方式，以方名编次，不类经而类方，且繁征博引，为见证施治之准绳”。可认作“辨证派”的代表。至于武进恽铁樵著《伤寒论研究》，倡导以中医为主体的改革论；上海陆渊雷著《伤寒论今释》，杂以西学，可以认为是“汇通派”的萌芽。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60年代成都中医学院主编，中医学院试用教材重订本《伤寒论讲义》的编次，体现了“旧论派”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湖北中医学院主编的试用教材《伤寒论选读》，采取按理类证，以理名证的方法进行编次。如在太阳病里有表虚证、表实证、邪热壅肺证、心阴心阳两虚证等，突出病理、病位和病性为特点。这种归类分析方法，实源于“辨证派”观点的影响。这一时期，是明清以后仲景学说的又一个大发展时期，各种伤寒著作、专题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对《伤寒论》的脉证方治及其认识论与方法论等，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全面深入地探讨，提出许多引人入胜的问题与设想。例如，围绕伤寒六经本质问题，继前人经络学说、六经地面说、六经气化说之后，又提出六经形层说、阴阳多少说、证候群说、阶段说、综合体说、六病说以及体质说、病理层次说等。这些探讨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六经病理实质及其传变转归的规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伤寒学理。又如，人们运用时兴的辩证法、控制论、系统论、逻辑理论等，探讨《伤寒论》理法证治的规律，提高了对其科学性的认识。此外，人们还对《伤寒论》的方药也进行了广泛的临床观察与实验研究，探索其卓有成效的原理。正是这些探讨与研究，使伤寒学说显示出坚实的可靠性、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综观伤寒学术的古今，发端于晋唐，形成于宋金，兴盛于明清，而现在正处于一个大发展的阶段。由于历代注家通过整理，编次、校刊、注释的形式，将自己的临证经验与认识融会于其中，从而使伤寒学说的内容不断丰富，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现今所谓伤寒学说，《伤寒论》是基本的，后世注家发展的内容则是大量的、丰富的，伤寒学派内部不同派别的论争以及注家们对《伤寒论》条文的不同校刊与注释，大都是由于不同的实践经验产生的不同认识，一般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相反，他们的论争在客观上却成为伤寒学说不断发展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