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同盟军陕西商帮

晋商的同盟军陕西商帮

山西和陕西一河之隔，历史上就有“秦晋之好”的传统。在明代，两地的商人互相合作，共同经商，所以，被合称为“西商”，连建在各地的会馆也多以山陕会馆为名。山西商人的强势在某种程度上淹没了陕西商人的光辉。所以，对陕西商帮的研究仍属凤毛麟角。

陕西商帮和晋商都是在明初实行开中制之后形成的。明初的“九边”中有四个（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离陕西更近，这就为他们形成商帮提供了条件。而且，当年陕西商人的势力还大于晋商。日本学者藤井宏曾指出，“在明一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其势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在明代商业界里，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为对抗新安及其他商人的必要，常用邻省之好，互相合作的场合不少”。这一段话里包含了我们理解陕西商帮的三个重要观点。第一，在明代的商帮中，陕西商帮甚至盛于晋商，因此商帮研究中忽略陕西商帮是不对的。第二，明代的陕西比今天大得多，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嘉峪关以东、宁夏和内蒙伊克昭盟大部，以及青海湖以东的地区。康熙五年（1666），陕甘才分开。但陕西商帮兴盛的地区是在今天关中地区（八百里秦川），中心是三原县、泾阳县和周边地区。第三，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合作的目的是对抗徽商，基础是地理位置相邻和历史上传统的友谊。

历史上，陕西是广大西北地区与内地的交通枢纽，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又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尤其是关中平原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早就有发达的商品交易。这些为陕西商人在开中制之后迅速崛起准备了条件。

明初实行开中制之后，山西与陕西商人都抓住了这个时机，但进入的方式并不相同。山西的晋南是产粮区，山西人又长期从事河北、河南、山东等北方产粮区的粮食贸易，因此，他们掌握了丰富的粮食，可以把这些粮食运到北部边疆。但陕西商人并没有这个优势，加之延绥、宁夏、固原、甘肃这四边路程遥远，交通不便。因此，他们就通过商屯、买粮和内运把粮食运至边疆。商屯是陕西商人在三边地区召民开荒，用种的粮食换取盐引。买粮是在当地购买粮食。明初曾在“九边”实行军屯，即由军队自己开荒种田。但后来军屯松驰，军官把屯田之地变为私产自己经营，所产之粮被陕西商人收去。商人还利用军官经营缺乏资金等困难大肆盘剥。内运就是与山西商人一样，从内地（主要是关中）运粮。陕西商人用这三种方法得来的粮食换取盐引。明朝前期，西商（包括山西与陕西商人）势力相当强大，当时主要的产盐区两淮和两浙的盐引被西商控制。据《明史》记载，两淮、两浙每年的大盐引（每引400斤）共五十七万三千四百余引，占全国总盐引的二分之一，多为西商控制。当时西商中，陕西商人还强势于山西商人。

明弘治五年（1492），在户部尚书叶琪的主持下，盐制由开中制改为折色制，即不用把粮运到边疆换盐引，而是在内地可以纳银换盐引。这时盐商分化为在内地用银换盐引的“内商”，和仍在边疆用粮换盐引的“边商”。“边商”包括山西和陕西商人在内的“西商”。“内商”主要是徽商。“内商”兴起而“边商”衰落。西商失去了对两淮、两浙盐场的控制权，这两地盐场由新起的徽商控制。这时，西商发生了三点变化。第一、一部分西商移居扬州，继续从事盐业，其势力小于徽商，但仍有相当实力。第二、西商转向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多元化贸易。但由于没有共同对抗徽商的需要，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分开各自经营。第三，在盐业领域内，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也分开。山西商人控制长芦和河东盐区，陕西商人则进入四川地区控制了井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

在明代，两淮是最重要的产盐区，所发盐引占全国三分之一左右。这些盐引大部分分配给甘肃、延绥、宁夏等地，陕西商人就从这里领盐引。两淮盐商集中于扬州，因此，陕西商人在明初就有移居扬州者。实行折色制后，更多的陕西商人移居扬州。仅在弘治后期已达数百人。从明代嘉靖至清代乾隆年间，扬州著名的客籍商人共有80人。其中，徽州人60名，山陕商人各10名。这些陕西商人都是三原、泾阳的大商人。他们实力雄厚，在两淮盐业中仍有重要影响。这些陕西商人亦与徽州商人同样经营，其后人也成了扬州人。

陕西与四川相邻。早在明代，这里就成了陕西商人的活动之地。明弘治年间，盐法改为折色制后，一部分大盐商迁到扬州，另一些实力弱一些的迁到四川。到万历年间，四川的盐商以陕西商人为主，他们主要投资于四川的井盐。明末清初，四川、云南、贵州人口剧增，陕西商人抓住这个时机迅速发展。乾隆时，仅在富荣东场，就有八大陕西盐商，被称为“八大号”，他们还建立了富丽堂皇的西秦会馆。咸丰年间，太平军起义，淮盐无法运至楚地，政府实行“川盐济楚”。这就给了陕西商人新机遇，仅犍东盐场专门“济楚”的“十提”盐中，陕西商人就控制了“六提”。同治年间，四川盐业中，“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可见陕西商人几乎垄断了四川的盐业。陕西商人还投资于川盐的运销，主要销往贵州。在自贡运销盐的陕西商号达一百五十多家。贵州的茅台村就是转运中心之一。茅台酒就是由山西盐商引进汾酒的工艺，经陕西盐商改良成功的。除盐业外，陕西商人在四川还控制着金融业，从事川丝、夏布的贩运。今天著名的全兴酒也是陕西商人引入西凤酒的工艺生产的。陕西商人还从事药材、铁砂等行业的贸易。在清末，陕西商人在四川的势力才衰落。

在明代折色制实行之后，西商在盐业中实力总体上衰落了。尽管陕西人商人迁到扬州，又在四川发展，但在整个盐业中，地位远远不如徽商。明隆庆五年（1571），政府开放了对北部少数民族的贸易。西商抓住这个机会，由盐业进入多元化贸易。这时，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各自从事不同的贸易，陕西商人不再是山西商人的同盟军了。

陕西商人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在历史上，陕西商人是先卖布后卖盐的。布业一直是陕商的主业之一。他们的布主要是销往甘肃、青海、宁夏等西北地区。这些布一部分为关中生产，但绝大多数仍由江南各地贩运而来。在与北部少数民族的交易中，陕商主要从事茶叶、毛皮和药材业。茶叶是西北少数民族不可缺少的饮料，自宋代就有茶马互市，即内地用茶换马。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一直把持着西北地区的茶叶运销。咸丰年后衰落。陕西的毛皮业一直发达，各地的毛皮业，也以陕西商人为主。陕西商人在与少数民族的贸易中，主要一项就是收购毛皮和各种名贵中药材，销往内地。此外，陕西商人还从事烟草贸易。这种多元化贸易使陕西商人也走向全国，北方的内蒙、河南、山东、北京、辽东，南方的湖广、两广，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更不用说西北了。

陕西商人在经营中也有他们独特的方式。他们以长途贩运为主，其收购方式是设分号和委托当地大商号代收。销售则采用赊购的方式，即秋天把毛皮等赊给各地商号，春天运草帽等物品来，再收回皮毛的钱，草帽的钱在下一次运毛皮来再收。这种方法被称为“连环方式”，解决了销售商的资金困难，扩大了贸易。这种作法是陕西商人的独创。

陕西商人作为一个商帮也是通过设在各地的会馆实现互助共赢。在明代时他们的会馆多与山西商人共建，称为山陕会馆。明中期之后，他们与山西商人分开，就建立自己的会馆，称为陕西会馆或西秦会馆。这些会馆的作用与其他地方的会馆相同。

陕西商帮当初与晋商不分上下，甚至还强于晋商，但为什么在明中期之后，相对地位不如晋商呢？这就在于晋商在清代以船帮、驼帮和票帮为主业，尤其是从事俄罗斯、蒙古茶叶贸易的驼帮和清中期后兴起的票帮，成为支撑晋商的两大行业，而陕西商帮尽管涉及的行业很多，但都没有做大。晋商在这两大行业中依靠官商结合，借助政府的力量发展起来了，而陕商并没有走这一条路。

陕商在扬州等地也赚钱不少，但并没有用于经营的扩大，而是用于非生产性消费。首先是用于奢侈的生活。扬州的陕商与徽商一样生活极为奢侈，盖房、纳妾，终日花天酒地。其次是带回家乡的钱，或用于购买土地，或用于买官，或用于放高利贷，或用于家族的公益事业，甚至用于窖藏，并没有用于扩大经营。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晋商“在商言商”，他们教育子女的目的在于更好地经商，以“学而优则商”为荣。但陕商是“在商言仕”，仍然以学而优则仕为荣。他们对子女的教育以“脱商入仕”为目的。据嘉庆年间《两淮盐法志》中统计，明代嘉靖之前，两淮考生中，陕西人有进士30人，举人42人，位居歙县人和本地人之后，而山西仅有进士6人，举人9名。在明代，仅两淮商籍的三原县进士就有17人，泾阳县进士8人，其中王恕、温纯和李世达还位至尚书。

在中国的商帮中，陕西商帮也被作为一个小商帮。他们当年与晋商同时起步，同样辉煌。但明中朝之后并未成大器，其间的原因的确值得我们深思。与陕西商帮类似的商帮还有好几个，这大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以后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