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与会馆

商帮与会馆

会馆是某地同乡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民间社会组织，相当于今天所说的NGO（非政府组织）。其目的在于“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其基本功能是“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祀神”是祭祀某地共同的神灵崇拜。“合乐”是寓居客地的同乡人提供聚会与娱乐空间。“义举”是帮助寓居客地的同乡人解决生活和事业中的各种困难。“公约”是要求参加者遵守各种规章制度，以维护集体利益。会馆也成为各地商人联结一个商帮的纽带，对中国商业的发展和商帮的形成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研究商帮不可不研究会馆。

会馆出现于明初。据考证最早的会馆是安徽芜湖人在北京设立的芜湖会馆。明永乐年间，芜湖人俞漠在北京任工部主事，买地建造旅舍作为同乡亲朋寓居之所。当他辞官归里时，把这份产业交给同乡京官晋俭作为芜湖会馆。明代商品经济发达，科举制度兴盛，人口流动频繁，这样到明中期时，会馆制度已经形成。明清两代是中国会馆的全盛时期。民国时期会馆仍然不少，1949年后，会馆才在国内绝迹。会馆首先出现在北京，之后出现在其他地方。甚至国外都出现了会馆。

会馆可以按参加者的身份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官吏为主的会馆。它们是同乡的官员、士绅和科举士子居停聚会的场所。第二类是士商共建的会馆。大体上发起创立者以官员居多，出资兴建者以商人为主。这些会馆的控制权往往在官员手中。这种会馆的出现是官商结合的需要。商人需要官员支持、帮助，因此响应官员的提倡出资建馆，并交由官员控制。这种会馆官商皆有，就便于实现官商结合。第三类是由商人建立并控制的会馆。北京是政治中心，因此，明清在北京的392个会馆中，第一类占92%，第二、三类仅占8%，这表明北京是“讲政治的”。但外地的会馆与商业的关系更密切。在苏州，第二、第三类会馆占90%左右，工商业发达的上海、汉口、佛山、杭州等地的情况与苏州类似。这表明其他地方是“讲经济的”。与商帮相关的，还是第二、第三类会馆，尤其是第三类会馆，我们称为商人的会馆。

商人的会馆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地域为纽带，包括了某地在客居地从事不同行业的商人。地域的范围大小亦不同。有的地域有一省、二省或数省。如各地的山陕会馆就包括了从事不同行业的山西和陕西商人，最大的是重庆的八省会馆。汉口的山陕会馆就包括了这两个省不同地方和行业的23个帮。一省的如全浙会馆、江西会馆等。有的地域以一府和一县为主，如宁波会馆、绍兴会馆是一府的，兰溪会馆、临汾东馆则是一县的。有的还是以一个或几个乡为主。如上海的东山会馆、西山会馆就是江苏吴县（现苏州吴中区）下东山镇和西山镇的四个乡。另一种是以行业为纽带的，主要包括某地在客居地从事同一行业的商人。如山西人在北京的平遥颜料会馆就是以平遥县从事颜料业的人为主，再如鄞县会馆（后改名四明会馆）就是浙东药材商人为主。甚至有些很小的行业都有自己的会馆。如刻字是个小行业，又分为北派、南派，北派就建立了刻字行业公会。乌木行业也不大，居然有乌木会所。个别会馆也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比如，重庆的江西会馆由五姓共建共管，只有这五个家族的成员、子孙方可加入。不过这种情况是个别的，不具普遍性。

会馆是自我管理的民间组织。其主事者通常是有经济实力，又有威望的成功商人或士绅。在规模变大之后也有会馆成立董事会领导，并聘有专职管理人员。有些会馆还下设了“福”、“会”、“纲”、“堂”等子机构。成熟的会馆在选举方式、议事制度、办事规则、经费收支等方面，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会馆要进行日常活动，因此都有会址，会馆一词也指这种地方。会馆的地址一般开始都比较小，往往是一个祭祀神灵的地方，以后实力强大了，就建立了宏伟的建筑，包括正殿、附殿、戏台、看楼、议事厅等。现存的山东聊城山陕会馆、苏州全晋会馆都是极辉煌的建筑。会馆还有义田、义冢。各会馆的经费来源不尽相同，大体上来自官捐、商捐、喜金、租金、抽厘、放债生息等。会馆为了有效运行也有各自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包括管理体制、经费来源，而且包括对成员的各种约束。

某一地方的商人以会馆为纽带在客居地组织起来，对原籍商业和商帮的发展，对客居地的经济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商帮正是通过会馆而扩大自己的经商范围，为在外地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使商业得到发展。所以，会馆对商帮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会馆在商帮发展中的作用有七项。第一，提供一个同乡或同行业商人祭祀神灵的地方，这就是“答神庥，笃乡谊”。各个商帮都有自己崇拜的偶象，作为精神支柱。如晋商、陕商崇拜关羽，徽商崇拜朱熹，江右商帮崇拜许真人等。各商帮的商人在外地经商，需要有一个拜祭这些神灵的地方，许多会馆就是由一个简单的供奉神灵的庙发展起来的。这些偶象作为精神纽带把同一个商帮的商人团结在一起。

第二，为同乡办理善举。商人经商在外难免会发生各种意外。会馆为落难的同乡举办各种慈善事业，包括向经商破产的同乡提供生活支持或返乡资助，向患病的同乡提供医疗、药物资助，为去世的同乡提供下葬的费用和义地，并定时祭祀。有的会馆还为本乡在外商人的子弟提供义学教育。会馆的这些善举帮助乡人解决了困难，也加强了商帮的凝聚力。

第三，利用集体的力量摆脱牙行的盘剥。牙行是交易中的中介商，有其便利交易的作用，但有一些牙行却采取非法手段，强行收取佣金。如清乾隆年间，由于“易州烟庄牙侩为奸，行中不通交易者几乎经年”，在北京的河东烟行会会馆，依靠会馆的力量与牙行交涉“卒获胜利”。山西在北京经营桐油的商人，通过会馆借官府之力，限制了牙行的勒索，山西颜料会馆立碑纪念这一胜利。又如山西商人在京经营纸张、颜料、干果、烟行多年，光绪八年（1882）12月，六吉、六合、广豫三家牙行店，突行讹赖之举，凡各行由津办买运京之货，每件欲打用银二钱。各商号未应，牙行将晋商各号告上县衙。此事经各商号将牙行反告，最终由大兴、宛平两县判决“不准牙行妄生枝节”。各商帮处理这类事情都不少。在一个市场竞争无序，黑社会猖厥的社会里，一个商人的力量太弱小了，只有靠会馆的集体力量才能维持竞争秩序。这也正是商人愿意向会馆交费的原因之一。

第四，代表本商帮的商人向官府交涉，维护商人的利益。徽州的木材商在运输途中常有官府税卡林立、巧立名目，税外征税，使商人不仅费用增加，而且“商旅大困，有濡滞数月，不得过关。”例如徽商将徽木运往杭州就要经过严州的东关、闻堰两卡。徽商的木商所（木材商会馆）代表众商与督办浙江通省厘捐总局、司、道反复交涉，终于获得免验单。嘉庆十九年（1814），晋商潞泽会馆向当地税收部门交涉减少梭布税收，历经一年，终于获胜。个别商人，政府不会理睬，但商帮的会馆代表一种社会力量，官府就不得不重视。这为减轻政府对商人的盘剥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当然也有会馆勾结官府镇压员工罢工的。

第五，约束本商帮商人的行为，制止非正常竞争手段，维护竞争秩序，维护本商帮的商业道德，树立本商帮的形象。比如乾隆五十年（1785），河南舞阳北舞渡晋商杂货行（杂货会馆）所订立的规则包括：买货不得论堆，必要逐宗过秤，违者罚银五十两；落下货本月内不得跌价，违者罚银五十两；结帐不得私让分文，如违者罚银五十银；不得在人家店内勾引客户买货，违者罚银五十两等。并立碑要求大家遵守。

第六，为本商帮商人提供仓储、销售等所需的物质条件。例如山右临襄会馆自明代就设有油市，历经数百年，地方宽敞，可容数百人，且管理得当，苦心筹划，“同行无不称便，实为吾油市之幸。”许多会馆都有仓储之地或库房，供本商帮商人存货且收费较低。这既方便了商人，又增加了会馆的收入。

第七，作为本商帮商人庆典活动的场所。商人常年在外，即使没用任何困难，精神上也难免寂寞。会馆每到节假日组织庆典活动，共吃家乡饭，共看家乡戏，既给商人以精神享受，又加强了同乡情意，成为同乡商人交流感情、建立友谊的场所。

会馆确实为本地商人作了许多务实的好事，所以，客居各地的本地商人都积极建立会馆，为会馆交费，参与会馆的各项事业。在明清代，这种为本商帮服务的会馆得到迅速发展。1949年以后这些会馆都停止了活动，但改革开放后这种会馆又以其他形式重新出现。最典型的就是温州商人在各地的商会了。会馆的“春风吹又生”说明了它本身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