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商帮”

晋商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商帮”

1912年10月30日，山西的大德玉等22家票号在北京德昌饭店设宴，欢迎从海外回来的梁启超先生。梁先生即席演讲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此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梁启超先生为什么如此称赞晋商？晋商为什么被公认为“天下第一商帮”呢？

林林总总的电视剧、电影、小说等各种文艺形式已经把晋商演绎得淋漓尽至。这些文艺作品再现了晋商当年的辉煌和晋商精神，使晋商在新时代成为一代企业家的楷模。当然，文艺作品毕竟不是历史现实。大话式的历史多了，难免让产生误解。比如，几乎所有文艺作品都以清代晋商为原型，让人误以为晋商就是清代的事。其实，正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所说的，中国的商业起源于盐，中国最早的商人是从事盐业贸易的山西人。从春秋战国，甚至更早之前，山西人就有经商的传统，并有了发达的商业和成功的商人。晋商作为一个商帮是在明初实施开中制之后形成的。我们研究晋商，可以略去明代之前山西商人经商的历史，但历史上所称的“五百年晋商”，从明代开始。这才是我们研究晋商的起点。

明代之前的山西南部（包括今天的运城市、临汾市、晋城市、长治市）是一个富饶的地方。盛产盐的盐池就在运城。临汾、运城是产粮区。晋城、长治早就有发达的冶铁业和丝绸业。山西商人最早是在这一带从事经商活动，开中制实施之后，这一带的商人利用早已从事粮食贸易和离盐池近的优势，从事盐业贸易，形成晋商。在明代中期，折色制取代开中制后，这一带的商人又利用明政府开放北部边疆贸易的机会，从盐业转向多元化贸易。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商帮。《长芦盐法志》所记载的五个纲中，泽潞之纲，平阳之纲和蒲州之纲，都属于这一地区。至于从事其他贸易的商人，所形成的行业公会，在外地所建的会馆就更多了。

明代晋商和以后的徽商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以盐业为主业，二是依靠官商结合成功。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晋商大户，如灵石王家大院的主人王家，阳城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家，都是明代亦官亦商的大户人家。当然，最出名的，还要数蒲州的王家和张家。王家创业的一代是王现和王瑶兄弟。第二代王瑶的三子王崇古在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历任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等职，其兄王崇义为大盐商。张家创业的一代是张允龄。第二代张四维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中进士，张居正时任内阁大臣，张居正去世后任内阁首辅，其弟张四教也是大盐商。而且，王崇古是张四维兄弟的舅舅。他们俩家联合起来，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户。明人王世贞说：“四维父盐长芦，累资数十百万。崇古盐河东，相互控制，二分利。”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曾上书皇帝说“河东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并要求“治罪崇古，而罢四维”。当然，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折色法实施后，也是张四维和王崇古共同促成了开放北部边疆贸易。张王两家第二代的官商结合，使财富“不止十倍于初期。”

到明末以后，这一代晋商基本衰落了，而且，与清代之后的晋商没有什么直接的传承关系。如果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清代晋商继承了明代晋商的精神。明代晋商王现在遗嘱中给子孙留下了“利以义制”的商业精神。清代晋商把这句话改为“以义制利”，作为商业活动的宗旨。这成为贯穿于晋商的一条红线。

清代的晋商中心在今天的晋中（祁县、平遥、太谷）。而且，都是白手起家的。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相当广泛，但中心是船帮、驼帮和票帮。

“船帮”是从事对日贸易的商帮，因用船作为交通工具，故名。当年与日本贸易主要是用中国的瓷器、丝绸、文房四宝等交换铜。这种贸易据《东倭考》记载，“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易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十。”晋商中的范酼能从事这种贸易，在于其祖父范永斗曾与满人在明亡之前就有贸易关系，清建立之后被封为八大皇商之一。康熙年间，康熙带兵平定噶尔丹叛乱时，范家承担运送军粮的工作，为政府节省费用600万两白银。范家从事对日贸易达七十余年，但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由于经营不善，严重亏损而被抄家。其他从事这一行业的数家晋商亦受影响。船帮由此而衰。

“驼帮”是从事对外蒙古、俄罗斯茶叶贸易的商帮，因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故名。这种贸易明代就有，但真正繁荣起来，成为“帮”，是在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尼布楚条约》规定了“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听其交易”。这为中俄贸易创造了条件。晋商在湖南、湖北、福建收购茶山，加工成俄罗斯、蒙古人民需要的砖茶，出口到外蒙古、俄罗斯，换取皮毛、牲畜等。这种贸易迅速发展，每年的销售额在500万—600万卢布左右，利润高达一半。几乎所有晋商都从事这种贸易，其中以常家、渠家和曹家最大。同治年间，由于俄罗斯强迫中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茶叶贸易衰落。十月革命后，茶叶贸易结束。

“票帮”是在原有的典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成立于道光三年（1823）。以后全国共有票号51家，其中43家为山西人所办，总号设在祁、太、平三地者共41家，仅平遥就有22家，因此，平遥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晋商的票号分号遍及全国，甚至国外，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票号存在的一百年间是晋商最辉煌的时代。所以，有人也用票号来代表晋商。

晋商被称为“天下第一商帮”，首先在于其从商历史最长，作为商帮活动的时间也最长。在经商中晋商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成为富可敌国的商人。更重要的是，晋商的财富主要不是像徽商和粤商那样，来自政府给予的垄断权力，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奋斗。因此，他们经商致富的过程，也是带动各地经济发展的过程。在内蒙古包头市有“先有复盛号，后有包头城”的说法。这种说法概括了乔家在包头经营商业，建立了复字号连锁商业，而后带动包头经济发展的事实。其实，不仅包头，整个内蒙古的经济发展都有晋商的贡献。从明代中期开始，到清初达到高潮的走西口，就是山西人开发内蒙古的历史。山西人到内蒙古从事农业，经营商业，在内蒙古历史上是重要的一段。在辽宁，也有“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阳城”的说法。这反映了晋商曹家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晋商把商业做到全国各地，就带动了各地经济发展。包括北京、东北、西北、甚至南方各省都受益于晋商。对经济起过如此重要作用的商帮，十大商帮中只有晋商。

晋商更为突出的一点，是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企业制度。在十大商帮中，只有晋商做到了这点。这套制度当时相当先进，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是股份制。晋商在嘉庆、道光年间开始采用股份制。道光元年是1821年，所以，晋商实行股份制应该是在19世纪初。以后，晋商的企业逐渐普及了股份制，19世纪初产生的票号都采用了股份制。而且，晋商当年的股份制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三个基本特点：股权分散、股权相对集中，以及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晋商当年的股份制并不比西方落后。

其次，晋商实行“用乡不用亲”，这就可以把家族氏管理转变为制度化管理。由此又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内部管理体制，包括企业的组织架构，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人才培养，业务与员工管理，财会制度等。这套制度保证了晋商企业的有效运行。

最后是晋商采用的独特激励机制——身股制，即员工可以以身股参加企业分红。这种制度保证了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的一致，有效地把最优秀的山西人吸引到企业中，并激励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这种制度现在作为企业员工参与分享企业收益的分享制，仍然在发挥作用。晋商能在封建社会中把商业做到极致，正是靠这一套制度创新作为保证。

中国的十大商帮在经商中都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如吃苦耐劳，诚信经商等。但晋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可以作为各个商帮的典范。这就表现在：第一，以诚信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在经商中坚持“义、信、利”的思想。诚信具体化为两个内容，一是企业对客户的诚信，信奉“宁可人欠我，决不我欠人”。二是企业内部，员工对企业，职业经理人对东家的诚信。这种诚信是晋商成功的道德保证。第二，经商不忘爱国，致富不忘社会。晋商在历次灾害中救灾的表现和平时对社会对百姓的关心，在十大商帮中也是最突出的。第三，经商先要学会做人。晋商即使在大富之后仍然坚持了低调做人、善待他人，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今天乔家大院能完整地保留下来，正是乔家数代人善于做人的结果。晋商许多家族能经历数代、甚至十几代而不衰，正在于这种善于做人的家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体现在晋商成功的各个方面。把中国传统文化如此成功地运用于商业实践中的，十大商帮中也只有晋商。

晋商在经历了五百年的辉煌之后，在清亡之际灭亡了。它的灭亡既有外部形势的变化，又有其自身内在的原因。这些我仍会在以后分析。当梁启超1922年在晋商欢迎他的宴会上，作出对晋商的高度评价时，他说的“有此历史、有基础”决不是应景之辞。他说的自己常以晋商“自夸于世界人之前”也不过分。晋商的确在全世界都受到尊重，日本人、西方人都不乏对晋商的研究与称赞。但他所说的“能继续发达”，则只能理解为他良好的希望。事实上，在1922年，晋商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消亡，那些招待他的票号也是在苦苦挣扎之中。晋商辉煌的历史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