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是封建商人

商帮是封建商人

中国商帮“作道场”的“壳”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在这样的“壳”里，只能产生封建商人。

封建商人与资本主义企业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身份。他们都通过经营企业来获得利润，但所从事的行业，获利的方式，利润的使用方式完全不同。这些就决定了他们所体现的精神和所代表的生产方式不同，从而在社会进步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与所拥有的地位也不同。

资本主义企业家主要从事制造业，他们的资本是产业资本。但封建社会的商人主要从事流通业，其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前资本主义的资本时曾经指出，在那个时代，商业资本“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换言之，商业资本处于主导地位。而且，“高利贷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时期借以存在的特有的形式，也有两类”。这两种形式，“第一是按高利以货币贷借给那些阔绰的人，主要是贷借给地主；第二是按高利以货币贷借给那些自有其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其中包括手工业者，但特别是农民”。马克思特别强调，“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它的生产方式”。中国各个商帮从事的行业，他们的资本形式正是与此相当一致的。

中国商帮进入制造业或者手工业的极少，除了龙游商帮等小商帮涉猎造纸、采矿等不重要的行业之外，主要都从事商业。即使进入手工业，也是为商业服务，或者是寻找手工作坊进行加工、代理，自己并不投资于手工业。例如，粤商向外国出口瓷器，也曾在景德镇、佛山向瓷器业订货，按外商的要求或按外商提供的图案，生产专门用于出口的瓷器（今天在外国博物馆里仍然可以看到这类瓷器），但并没有向瓷器业投资或自己建厂。同时，晋商经营铁器、烟草，徽商经营茶叶，洞庭帮经营布匹、丝绸，都不是自己生产，而是采取收购或加工订货方式。明清时，中国手工业也相当发达，但并不由商帮投资或经营。

中国商帮主要从事商业流通和高利贷两大行业。商业有“行商坐贾”之分，即从事长途贩运和开店经营。此外还有牙商，即从事买卖之间的中介活动。无论哪一个商帮都以行商坐贾为主，而且是以行商为主。徽商贩盐，晋商卖茶叶、都是以行商为主，而且也是利润的主要来源。粤商以坐贾为主，靠别人为他们贩运。在封建社会交通不便的条件之下，行商往往更重要。

在各个商帮中，高利贷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项。不仅自己的商业需要资金，而且高利贷行业利润更高。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利贷行业以典当、印局（不要抵押的短期高利贷，也称为“印子钱”）、钱庄、帐局和票号为主要形式。各个商帮几乎都有涉猎，但最主要是晋商、徽商和宁波商。清代时典当业有“北晋商（票号）南徽商（主要是休宁人）”之说。他们几乎垄断了全国的典当行业。清代后期，宁波商帮在这一行业发展相当快。当时人们用“腰揣四大恒”来形容富有。“四大恒”就是宁波商人在北京开的四家钱庄，因为每一家的字号中都有一个“恒”字，故把这四家钱庄称为“四大恒”。在清代金融业中，晋商的票号名气最大。票号不仅汇钱，也从事高利贷借贷业务。“货通天下，汇通天下”就是商品交换和高利贷两大行业。不仅晋商如此，其他商帮也如此。中国商帮从事流通行业，而不是生产行业，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赢利方式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家。

当然，封建商人与资本主义企业家最本质的差别还不在于经营的行业不同，而在于他们的追求不同，或者说精神境界不同。封建商人与资本主义企业家有什么本质差别？资本主义企业家有什么本质特征？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作了经典性论述。他认为，无论是封建商人，还是资本主义企业家，都想赚钱，或者说“钱，只要能赚，他就想赚”。这种出于人本能的金钱冲动，对任何人都一样。但资本主义企业家“人竟被赚钱动机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换言之，资本主义企业家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标，获利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而是一种事业。因此，赚了钱就要投资于生产，不断扩大企业规模，赚更多的钱，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无止尽地追求剩余价值的冲动。封建商人赚钱是为了积累财富，用于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包括物质与精神需求。因此，他们就不是把赚的钱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而是用于各种非生产性投资。

中国商帮的封建性体现在，除了晋商的主流安于商业，在商言商，甚至以商为荣以外，其他商帮都是“被经商”，即被迫走上商业之路，心中并不愿意经商，也看不起商。因此，尽管经商了，但心中的最大理想仍然是“仕”。在经商改变了经济状况之后，就让子弟走“学而优则仕”之正途。甚至耻于言商。许多成功的徽商都不愿意向子孙讲自己从商的经历，以经过商为耻，也不让子孙经商。还有一些商人，也许淡泊名利，不想让子孙走仕途，但致富后仍要追求文化。传统的观念是“耕读传家”，经了商也要“商读传家”，以享受文化为荣。中国的商人很少是以商为正途的，总把经商作为一种手段，致富以后就有了商以外的其他追求，纯粹的商人少之又少。

中国的商帮纯粹的商人少，最明显的体现在他们利润的使用方式上。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企业家把利润投资于扩大再生产，而中国商帮把利润用于非生产性投资。

这种非生产性投资首先是购买土地。在农耕社会，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因此也被作为最可靠的资产形式。各个商帮的商人，有钱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买地。历史上记载，晋商在有钱后“且多置买田地”。不仅回本乡买，而且到外地买。1786年，河南大旱，有些大户人家也不得不贱卖土地，于是“山西富户闻风赴豫，乘机放价，准折地亩取利”。道光年间，山西长治人宋良弼经商洛阳，遇上荒年，当地人卖地他迁，宋则“以贱值得膏腴田数百亩”。不仅晋商这样，各个商帮也都如此。历史上这类商人买地之记载不计其数，连作为海盗集团首领的郑芝龙也“田园遍闽广”。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都是商人兼地主。

其次，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房子和土地一样是可靠的资产形式（想想今天的山西煤老板在各地狂买房子，就可以想象出，这种观念何其根深蒂固），因此，有钱之后另一件事就是盖房子。有商帮的地方都有辉煌的建筑，徽州的民居，晋商的大院，都是当年他们所盖的房子。晋商乔家大院占地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太谷的曹家大院（三多堂）占地6700平方米，有房276间，榆次的常家庄园占地超过10万平方米，房屋达1500余间。山西的晋商庄园远远不止这三处。其他商帮建筑也许没有晋商、徽商的名气，但在当地一定是最好的房子。

第三是把钱用于窖藏。这种窖藏有回避风险的想法，但更多还是作为财富的一种储藏形式。窖藏起来的货币是不会生钱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决不会做这种傻事，但中国商帮的许多人都采取了这种作法。徽商的窖藏极多，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纵兵大掠”，才有“窖藏为之一空”。山西晋商渠家窖藏之多，谁也不清楚，仅闫锡山当政时，一次就挖出30万两白银。

除了把钱用于储藏财富的不同方法，就是用于满足自己的物质和其他需求，即用于消费而不是生产。

各个商帮在开始时还注意“勤俭节约”，甚至把“勤俭持家”作为家风。但致富后，奢侈之风仍然相当盛行。大概徽商是最会享受的。清人李斛的《扬州画舫录》就记载了徽商的奢侈，“扬州商人，竟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晋商中沉醉于声色犬马的也不止一家。尤其是晋商中吸食鸦片者相当普遍。曹家男女老幼皆吸食鸦片，乔家一向以“勤俭持家”自诩，但第五代乔映霞以后也有人吸大烟。太谷知县陈履和记载，“风闻此帮愚民喜食鸦片”，“富家大族嗜之者无数矣，即中下之家，降至乡僻小户，无不视鸦片为布帛菽粟之须臾不可离。”许多晋商大户，如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家，日升昌的东家李家，祁县的渠家等，最后都毁于鸦片。

如果说，以上的奢侈还属于物质享受，那么精神上的享受就是用钱买官。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里，官是地位的象征。因此，商人在富起来之后，无法通过科举当官，都要通过“捐输”、“捐纳”，用钱买一个虚职。不仅本人买，甚至为死去的先人和未成年的子孙买官。当然，这种捐输不一定是商人自愿的，更多是被迫的。无论哪一种原因的捐输，都没有用于生产性投资。当然，除了买官外，也还有用于其他文化享受的，如徽商资助徽剧，晋商资助山西梆子，徽商资助新安画派和扬州八怪等。

经商的利润的最后一种用途是用于资助公益事业，如救灾、扶贫、教育、修桥修路，慈善等事业。应该说，这种支出尽管没有用于生产性投资，但还是有益于社会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在成功之后，也把许多钱用于这类社会公益事业。

中国的商帮把经商赚的钱用于这些非生产性投资，因此，他们的经商很快就到了“顶峰”，不想，也没有去追求更大的发展。在许多小商帮中，“小富即安”的思想相当普遍。这就限制了他们做大，更谈不上以后的转型。

中国的商帮尽管也曾轰轰烈烈，辉煌一时，但在社会转型时，绝大多数都以衰亡结束，没有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这是中国商帮之悲，也是中国历史之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