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如何构建诚信

商帮如何构建诚信

诚信是商业成功的基础。明清时期，中国有发达的商业，成功的商帮，在频繁的商业交易中如何构建了诚信呢？

现在许多人都非常思念“文革”前的社会，那时没有这么多犯罪，没有“黄赌毒”，也没有造假制假。但也许这些人没想到，那时人们之间也没有诚信。为了显示自己的阶级觉悟高，儿女不以出卖父母为耻，学生也可以出卖老师。为了拿到好成绩，中小学生作文造假成风。由于是公有制，你的我的，都是国家的，企业欠银行钱也不必还。引起这种不诚信的是利益。阶级觉悟高可以入党当官，而这是当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唯一道路。拿到好成绩可以上好学校，当时上学是走出“农门”的唯一道路。企业欠钱不还，银行也不急，因为还不还钱，与我个人利益没有什么关系。不诚信的基础是利益，同样，诚信的基础也是利益。

商帮的诚信就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做买卖，从事商业活动，就是与人打交道。你不讲诚信，骗别人一次，别人就永远不相信你，不与你来往。而且，你骗别人，别人也会骗你。没有诚信就没有交易，这点道理谁都明白，所以大家就讲诚信了。各个商帮，甚至没有商帮依附的商人，都把诚信作为立身之本，正在于诚信是他们所有人赚钱成功之本。基于这种认识，各商帮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作为自己基本的商业伦理道德。各商帮都把“诚至信上”作为自己经商的格言，诚信的记载和传说不胜枚举。

最典型的诚信模范莫过于晋商了。晋商的诚信包括了两方面内容。对外是对贸易伙伴（称为“相与”）和顾客的诚信，坚持“宁可人欠我，决不我欠人。”对内是掌柜与东家、员工与企业之间的诚信。东家对掌柜“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充分放权。掌柜与员工对东家“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正是这种诚信保证了晋商的成功。当时并没有银行票号的立法，票号为客户汇兑银子，客户把真金白银交给票号得到的是一张银票，而《大清律》中并没有保证银票可以兑现的法律。客户愿意把真金白银交给票号，完全出于对票号的信任。票号以“见票即付”保证自己的信誉。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北京的许多达官贵人随慈禧西逃，到山西要把随身带的银票换为银子。面对疯狂的挤兑，票号坚持“惊天动地赔得起”。正是这种诚信的精神，感动了客户，1900年以后成为票号的鼎盛时期。晋商实行两权分离，但在制度设计上有一个大漏洞，即大掌柜“权、责、利”并不一致。大掌柜有经营管理的大权，东家不得干预，甚至过问，有实实在在的“权”。大掌柜拿最多的薪金，和最高的身股，参与分红，“利”也是巨大的。但大掌柜没有任何责任，经营亏损由东家承担“无限责任”。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设计上的“大漏洞”会引起职业经理人的败德行为。但在票号经营的一百年中，并没有出现今天常见的职业经理人的败德行为，这靠的是东家与大掌柜之间的诚信。制度不是万能的，道德可以弥补制度之不足，晋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

晋商和其他商帮诚信的建立在原则上与今天也是相同的，一是靠道德说教，二是靠制度。不过在具体的作法上与今天则差别相当大。

从道德的层面上，各商帮都把诚信作为最大的美德，并运用各种方法让大家接受。一种方法是树立一个诚信的偶象作为榜样，让大家学习。晋商是把关公作为诚信的榜样，倡导“关公崇拜”。其他商帮或崇拜关公，或崇拜其他人，总之，目的是相同的。当时的人还是“有神论”者居多，相信神的力量，也害怕神的惩罚。树立这样一个偶像就十分有用了。二是用传统文化来教育人。当时儒学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诚信是儒家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标准。所以，各商帮都重视读儒家经典，并用儒家思想来教育一代又一代人。当时社会的价值观还没有多元化，也很少有什么异端思想能影响普通人。因此，这种思想教育就能起到有效的作用。在明清时代，思想教育的作用比今天大得多，因此，诚信思想在现实中的作用也要大得多。各商帮诚信的建立中，思想的作用远非今天所能比拟的。

在任何时代，思想和道德说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起到更大作用的，还是制度。制度的作用在于，你按道德所要求的去做，会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违背道德则要受到惩罚。在制度的作用上，当年的商帮和今天的商界有一个重大的差别，这就是当年并没有在整个社会起作用的法律或其他制度安排，而只有局部的、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的制度安排。所以，美国社会学家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把前一种建立在普遍社会制度之上的信任，称为高层次信任，或无限信任，即可以信任任何人，包括在遥远的地方、自己并不认识的陌生人。这种信任才是社会繁荣的基础。后一种是建立在局部性制度之上的信任，称为低层次信任，或有限信任，即只相信自己熟悉的人，信任的范围相当有限，因此，无法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商帮中诚信建立的制度基础就是这后一种。在当时的条件下，各个商帮也只能建立这种有限信任，但这种有限信任在当时也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一个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诚信，主要靠两种制度。一种是无形的制度，即习俗。在明清时代，商业交易的范围还不广，交往的主要是“熟人世界”。熟人之间互相了解，也就是每个人对其他人都有一个“诚信度”评价。在这样的圈子里，无需什么制度，相互诚信已成为一种大家公认的“习俗”。这种习俗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社会学家称之为“无形的制度”，即没有什么文字写成的制度，但大家都会遵守。二是有形的制度，即写为文字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企业或个人之间的契约或合约是一种，另一种则是行会或会馆的公约。通过行会和会馆结为帮的目的之一，是加强相互之间的信任。把每个人的这种愿望写出来，并得到公认，就成为一种制度。违背这种制度，在这个“熟人世界”中就难以生存下去。这种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约能得到法律的保证。

在企业内部，也有有形或无形的制度保证诚信。首先应注意，当时的企业基本都是家族企业。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成员之间共荣共存，利益紧密相关，相互之间的信任度最高。这是世界上几乎所有企业都从家族企业起步的基本原因。尤其是中国的家庭或家族以儒家的家庭伦理观为精神支柱，其信任度更高。家族的扩大是宗族，同宗中的各个家庭经济上是独立的，但同宗之间利益关系的密切程度，仍超过了无血缘关系的人，所以相互的信任度也超过非同宗的人。徽商在发展中充分利用了这种同宗之间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各个家族和宗族都有自己的家规和族规，这些有形的制度也加强了同一家族或同宗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家庭、家族和宗族都是社会组织，规范同一家庭、家族或宗族内成员的有形或无形制度，是明清商帮信任关系的基础。

企业做大之后不可能全是家庭成员，如何在无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建立诚信关系，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一是靠激励，用共同利益的关系让员工忠于企业。晋商实行身股制，员工可以根据身股参与分红。员工与企业的利益一致，忠诚度就有了基础。二是靠有形制度的制约。晋商中的这类制度包括：第一，用乡不用亲。“不用亲”是为了更严格地执行制度，“用乡”是因为对同乡的了解，同时也可以利用同乡要顾及家人和族人的利益约束他们的行为。第二，外地分号工作人员不许带家属，不许在当地纳妾，甚至不许去青楼之类地方。这些规定看来是道德要求，实际是防止员工携家逃跑或由于纳妾、去青楼而诱发贪污受赂，背叛企业。第三，种种“号规”或“店规”都是限制员工对企业的背叛。有些甚至是非人性的，如员工返乡探亲要搜身，不许员工与非山西女子结婚等。第四，严格的财务制度，防范员工的贪污、私分等行为。各个商帮中也有类似的制度，以保证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在企业内，制度还是员工忠于企业的保证。

应该说，在道德说教和制度的双重约束之下，各个商帮在一个商帮内，在一人企业内，还是实现了诚信的。尽管这种信任是低层次的，但在当时商业发展有限、商业交易活动也不复杂的情况下，还是对商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然而，这种诚信关系也仅限于明清时期。由于整个社会缺乏一套保证无限诚信的制度体系，所以明清时期发达的商业无法发展为现代市场经济，这就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由于道德和制度的作用仅仅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所以这些因素在现代社会很难起到作用，或很难采用。这就是我们现在甚至连有限的信任也难以实现的原因。高层次的无限信任缺乏制度基础，低层次的有限信任现在也难以建立，这正是我们市场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之一。我们可以称赞当时商帮的诚信，但却无法在此基础上前进一步，也无法“克隆”当年的诚信。这是我们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的难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