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农经济对机制棉纺织品的顽强抵抗

二、中国小农经济对机制棉纺织品的顽强抵抗

鸦片战争前夕，作为中国封建经济中心支柱的小农经济是工农结合的统一体。所谓工农结合是多种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其中分布最广的手工业是棉纺织业。这种可以动员妇女儿童的弱劳力和农闲时期以及一切不适于户外劳动时的强劳力都进行生产的手工业，不仅广泛分布于棉产丰富的各省，也同样广泛分布于棉产很少的各省。鸦片战争前夕，广州从印度进口的棉花高达50万担，价值500万元，⁽⁹⁰¹⁾是超越其他合法进口商品的最大项。那多半是运销梅岭以南各缺棉地区，充当手工棉纺织业原料。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生产目的，有的纯粹为了自给，只以剩余出卖；有的则主要为了出卖。在各种封建剥削之下，难以维生的贫苦农民，衣不蔽体，仍然出卖纱布，就是为的偿租还债。在不少地区，农民单纯依靠农业劳动，不足以维持全家生计；单纯依靠手工业劳动，也不足以维持全家生计，惟一出路在于兼营工农两业。在鸦片战争以前，一度远销欧美的所谓“南京布”，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正因为如此，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体成为分布最广泛、韧性最坚强的经济形态。鸦片战争后，这种经济形态对进口棉纱布发挥了极其顽强的抵抗力量。在40年代初至70年代初这30年里，西方棉纺织业生产力还不能广泛摧毁这种经济形态，而洋纱的充分供应，解除了手织业原料不足的限制，促成洋纱土布的生产。结果，外力造成了纺织分离，却使耕织结合更加紧密了。

通商五口开放之初，英国资产阶级“兴奋若狂”。他们“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进行贸易，大家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消费习惯茫无所知，把钢琴和吃西餐用的刀叉都大批地运到中国来。菲尔德一家有名的商行向中国运进的刀叉，售价几乎抵不上运费。伦敦一家商行向中国运进的钢琴，“也遭到同样的命运”。⁽⁹⁰²⁾

就在中国人民普遍消费的棉纺织品上，中国人口之众多，也引起英国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投机浪潮。亲手签订中英各项条约的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公开向英国纺织资本家宣称，他已打开中国的大门，任凭他们进出，而“这个国家异常庞大，倾所有兰开夏纺织厂的出产，都不足供给他一省消费之用的”。⁽⁹⁰³⁾他们有的人甚至说，“所有英国兰开夏纺织厂的出品都供应中国一省的制袜的需要，犹恐不足”；⁽⁹⁰⁴⁾还有的夸大说，在福州，“几乎在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人穿着一些我们的纺织品”；⁽⁹⁰⁵⁾有的说，在广州，“对英国产品有巨大的需要，哔叽已经脱手，羽纱得到好的价格，对英国货的欲望在坚定地增长”。⁽⁹⁰⁶⁾因此，他们拼命地进货，在1842～1845年的短短3年里，运到中国的棉纺织品总值由70万镑扩大到170万镑，3年之中，增加了近一倍半。⁽⁹⁰⁷⁾美国侵略者也唱着同一个调子。美国总统泰勒（J.Tyler）在给国会的咨文中说：“西方国家的产品，在中国方面已有相当销路”，“若能将数个连贯该帝国各部分的口岸为过去欧美人士所未曾进入者，予以开放，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之扩大，必无疑义。”⁽⁹⁰⁸⁾总而言之，在五口开放之初，弥漫于英美侵略者头脑中的是一幅美妙的狂想图景。

就英国而论，狂热引起投机。在1834～1837年间，英国输华制造品，平均每年值981167镑，在1838～1842年间，平均每年值882495镑。到开港贸易的1843年，便一跃而至1456180镑，1844年又跃至2305617镑，1845年又跃至2394827镑，此后便进入衰退状态，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再迅速上涨。

英国制造品输华值（年平均数）（1838～1862）

资料来源：英国蓝皮书，1864年，卷92，第23页。

50年代初一个在中国的3个省份中住了10年的英国人说道，“我还没有看见过一个靠劳作生活的中国人穿过一件用我们的布料做的衣服”。“就粗布而论，我们的制造品没有一点点竞争的机会”。⁽⁹⁰⁹⁾另一个英国人说：“我们永远找不到一个人会承认我们的布和他们的布一样好。就我对于布的知识而言，他们偏好土布是正确的。”他透露的一个消息是：在《江宁条约》签订以后的最初几年中，“运往伦敦的生丝实际上是用曼彻斯特的上等棉布包装的”。这就是说，“英国棉布是可能找到的最无价值的东西，比寻常的包装材料——杭州粗棉布——还要便宜和无用”。⁽⁹¹⁰⁾

在福州，1847年英国驻福州的领事说：“关于英国或其他外国在这个港口进行贸易，目前还看不出任何有希望的前途。”他估计福建每年对进口棉织品的消费，应在200万匹以上，但是，实际通过海关在福州上岸的，只有几百匹。就是这“几百匹布，据说也远没有得到满意或有利的价格”。而在他看来，“如果把这个大城市和这个省份的庞大人口考虑在内，就是两百万匹，似乎也不算太大。”⁽⁹¹¹⁾

在广州，还在西方商品大批拥进的1845年，就发生了存货积压的现象。在此之前一年，“本来要运往其他口岸的货物被截留在广州销售”，现在由于卖不出去，又转运出口到上海推销。⁽⁹¹²⁾这一年广州的英国领事说道，广州的外国洋行对“订货的稀少和由北方来的朋友的消失，表示焦虑不安地失望”，因为“这些人过去一向都是在广州的市场上购买货物的”。⁽⁹¹³⁾

即使是新成长起来的贸易中心上海，也出现了停滞的状态。1843年上海一开埠，西方商人就把大量商品拥进上海，但是为时不久，就出现了与他们愿望相反的转折。在1845年，进出口市场已经出现“物价跌落”的现象。⁽⁹¹⁴⁾1846年的进口货值即较前一年下降了13%，1847年又继续减少了5.4%，1848年更大幅度地下降20.1%。以后虽有回升，但极不稳定，一直到1854年还没有恢复到1845年的水平。⁽⁹¹⁵⁾《天津条约》签订后，1858年12月上海的一家外国洋行老板仍然说：中国人“不会因为一纸条约，就立刻投入棉制衣料〔的购买〕中来”。需要的增加，“必然是逐渐的，而不是突然的”，“上海市场已经非常滞涩”，“正在途中的〔棉织品〕供应量，对预期的任何需要量而言，都嫌太多”。⁽⁹¹⁶⁾

英国的对华贸易如此，美国的对华贸易同样遇到了困难。还是拿主要商品棉纺织品来说，1850年美国驻厦门领事说：“这里对棉织品的需要，和在广州、上海一样，长期受到限制”。“大批的美国床单、衬衣布、斜纹布，发生积压，卖不出合适的价格”。⁽⁹¹⁷⁾尽管在50年代初期，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棉织品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在此以前，棉织品的推销一直停滞不前，而进入60年代以后，又再度出现停滞的局面。

总起来看，侵略者的好景是不长的。在外国商品连续3年“发了疯似的”拥向中国之后，紧接着的是过度来货所引起的积压和停滞。

这当然引起侵略者的失望和埋怨。

1847年，即中国进口货的量、值开始转趋下降的第二年，英国下院一个调查中英贸易状况的小组委员会，在报告中说：“可惜我们应当承认：近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扩大我们的交往的结果并没有证实我们的合理的期望，自然，这种期望是以自由进入这个蔚为壮观的市场为依据的。”⁽⁹¹⁸⁾

1852年，广州英国代办的报告说：“我们与这个国家的商约充分生效至今已将近10年，……1000英里长的新海岸已对我们开放，新的商埠已经直接在生产地区和沿海最方便的地点建立起来。但是，就我们所预期的对我国工业品的消费数量的增加而论，其结果又怎样呢？老实说，结果就是，经过10年以后，贸易部的报表告诉我们，亨利·璞鼎查爵士在1843年签订条约时所见到的当时的贸易量，较之他的条约本身在1850年底所证明给我们的还要大！ ”⁽⁹¹⁹⁾

“一个拥有如此庞大人口”的国家，消费他们的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也不及人口稀少的北美或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一半”，这在他们看来的确“是一个奇怪的结局”。他们叫起来了：我们把我们的一切制造品推销到印度去，如今每年达八九百万镑，“中国的人口抵得上印度的3倍，为什么我们对中国的贸易每年达不到800万镑呢？”

他们把这种情形的出现，归结为清朝政府的人为的阻碍，大事渲染什么，“我们的货物在〔中国〕内地被沉重的通过税挡住了去路”。“英国制造品之向〔中国〕内地运销是被不知名的、无限制的内地课税阴险地阻挡住的”。但是，在40年代中期，他们已经承认“关于内地加税问题，至今尚无可资非议的根据”。他们的货物运到内地大城市，“并无任何通过税或别的税负”。广州附近“并没有什么（内地）税”。从厦门到漳州，“一个小钱的税也没有征过”。⁽⁹²⁰⁾后来成为严重问题的厘金，是1853年才从扬州附近的仙女庙开始的。所以在此以前，把英国货在中国市场上的滞销，说成是“被沉重的通过税挡住了去路”，纯粹是无稽之谈。

马克思对上述现象有过精辟的解说。在1858年一年内，马克思接连指出：“我们仔细地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一般说来，人们过高估计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购买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谈不上什么大宗进口外国货。”⁽⁹²¹⁾“这个市场失败的主要原因看来是鸦片贸易，事实上，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的全部增长额始终都只限于这一项贸易，第二个原因是国内的经济组织和小农业等等”。⁽⁹²²⁾“我们证明过鸦片贸易的增长与西方工业品的销售成反比。我们曾认为，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⁹²³⁾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还写道：“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⁹²⁴⁾

这种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就在当时来到中国的西方侵略者的目击报告中，也有所反映。

例如，在50年代初期，他们在福建就看到那里的农民，“不仅是一个农民，而且兼为一个手工业者”。“在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之后，或在雨季不能进行户外劳动时，他就动员他的家庭成员纺纱或织布。总之，在一年中空闲的时间里，都从事于这种形式的家内手工业”。⁽⁹²⁵⁾

在浙江，到6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看到那里的农民“自己种棉花，或以自己田地里的生产物交换棉花，自己做成简单的织布机，梳棉、纺纱，全都自己动手，除了家庭成员帮助之外，不要其他帮助，就把棉花织成布匹”。⁽⁹²⁶⁾

在四川，他们看到那里的农民“买很多棉花而不买棉布”，他“把棉花买来，在家庭里织成布匹供自己使用，或者在村庄里出卖，或者藉行商销到远地”。⁽⁹²⁷⁾

在直隶，他们看到“在许多乡村里，织布劳动几乎不值什么，因为这种农闲期间的劳动力若不用来织布，便是闲散无所事事的”。⁽⁹²⁸⁾

浙江的棉布，只要“以较棉花略高的价格”，就可以从织布农户的手中“卖给邻近城镇的工匠和店主”。⁽⁹²⁹⁾

四川、福建的农户把他们所织的“布匹的售价超过棉花的价钱”的部分，全部算作他们的“利润”，因为“他们的时间和劳动都不算钱”。⁽⁹³⁰⁾“这种劳动如不从事纺织，也将归于虚耗”。“除了原料的成本以外，他生产布匹时，几乎没有其他花费”。⁽⁹³¹⁾这就是说，中国农民纺纱、织布，除了原料以外，几乎无其他成本可言。⁽⁹³²⁾只要进口棉纺织品的价格略高于中国棉花的价格，中国农民的手工织布就有和外国进口棉纺织品进行周旋的余地。而来到中国的英、美棉纺织品，不但要支付原料和加工生产的成本，而且还要加上关税、运费、保险费等一系列的费用，以及扣除进口商人和中间商人的利润。它在这方面之处于劣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大工业生产的效率无疑大大超出中国农民的手工生产，但是，只要生产力的提高还不足以弥补这些“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它就难以和中国手工棉布相竞争。

这正是五口通商时期西方侵略者在中国所遇到的情况。1844年一个长期居住中国的英国人搜集了中国生产的各式各样的土布布样，标上当地的价格，送到英国，看是不是能按照这样的价格在英国生产出来。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在曼彻斯特不能按同样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更说不上按照这种价格在中国出卖了。”⁽⁹³³⁾英国进口的本色棉布，在30年代初到50年代末的30年间，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中国的销售价格，下降了57%（由每匹7两下降到每匹3两）。然而一直到50年代末，它在天津市场上的售价，按尺码计算，虽然低于土布三分之一以上，但是按重量计算，同样宽的土布每码要高出洋布差不多87%。⁽⁹³⁴⁾1847年上面提到的英国国会下院小组委员会在调查当时出口到中国的棉布销售情况以后说道：英国棉布在中国是一种亏本生意，“照小组委员会的意见，‘公平地说，亏本35%～40%’”。⁽⁹³⁵⁾总之，在19纪70年代以前，英国的社会生产力还不能广泛扭转这种形势。

对于工农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坚固性，还应该补充两点事实：

第一，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鸦片走私、战争赔款以及各种封建剥削的增加，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村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在某些方面说来更加牢固。农民除在小块土地上辛勤耕作，忍受沉重的封建剥削，不得不从事更多的家庭手工业生产，以抵交沉重的租税。专靠农田，已不能维持一家的最低生活。而兼营一些手工业，则“虽暴横尚可支持”。⁽⁹³⁶⁾寥寥七个字，准确地反映了贫苦农民不得不从微薄的家庭手工业中寻找出路的严峻现实。

第二，由于负担的加重而造成的极度贫困，使得广大农民即使在廉价的外国机制品面前，也缺乏起码的购买力。且不说洋布价格高于土布，就是洋布价格低于土布，它也未必能立刻在中国得到畅销的机会。60年代初期，中国的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后，在1861年，天津洋布价格甚至“仅及土布价钱的一半”，但是即令如此，它也只是使“直隶和邻省的城市和集镇的人民因洋布较土布便宜而购买洋布”，而广大的“农村人民仍然爱好他们自织的土布”。⁽⁹³⁷⁾其所以如此，固然有“土布比较耐穿”，适宜于“做粗重的劳动”的原因，但农民手中没有最起码的购买力，只好穿着不计成本的自织土布，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直到80年代，西方侵略者还不得不承认：只有当中国“农民得到较高的生活水平，并且让他们的妻女去受教育，到那时我们的纺织品与手工织的土布的竞争”才“更加有利”。⁽⁹³⁸⁾

因此，认为在19世纪40～60年代，中国市场上已经“洋货充斥”，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已经“深入穷乡僻壤”，“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整个解体”，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要对五口通商以后30年间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的程度，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比较：

第一是西方国家机制工业品入侵的速度。以棉纺织品而言，在1845～1855年的10年中，英国输华的棉纱由260万磅上升到290万磅，增加仅11%多，棉布则由310万匹下降到200万匹，减少30%以上。⁽⁹³⁹⁾从1856年起，再过10年到1867年，棉纱的全国进口量仍不过360万磅，棉布不过420万匹。⁽⁹⁴⁰⁾和战前的1838年比较，棉布进口略有上升，棉纱进口则反而减少了25万磅。⁽⁹⁴¹⁾这就是说，开放了五口，经历了30年的光阴，外国棉纱棉布的入侵，基本上在原地徘徊。

西方国家商品入侵的速度，还可以同印度的情况加以比较。马克思说：在西方国家入侵以前，中国和印度的生产方式都是以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统一为其广阔的基础。但是，“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得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便摧毁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他们通过他们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消灭了纺织业，——工农业生产的这种统一的一个自古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公社”。⁽⁹⁴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速度呢？马克思说：“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1∶5200。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英国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400万码。”⁽⁹⁴³⁾英国输印棉纱在19年间增加了5199倍，输印棉布在14年间增加了63倍。而输到中国的棉纱、棉布，在漫长的30年间，几乎没有变化。西方商品的入侵，在印度和在中国所表现出的差别，是十分显著的。这里的秘密全在于英国在中国还不掌握“直接的政治权力”。

第二是西方国家机制品在中国的消费水平。拿棉纺织品来说，英国曼彻斯特工商联合会对1853年世界各国消费英国纱布的总值和平均每人的消费量作过一个全面的估计。它表明：1853年全世界消费英国纱布的国家共有人口8.8亿，消费总值为5400万英镑，平均每人的消费值为3.01便士。占消费英国纱布总人口将近一半的中国消费总值只有140万英镑，平均每人只有0.94便士。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平均每人是9.09便士，中国每人的平均消费和印度比较，只相当它的九分之一多一点。⁽⁹⁴⁴⁾

这样一个消费量能取代多少个手工纺织纱布的劳动量呢？这也可以作一个粗略的估计。就拿1853年来说，这一年中国进口英国棉纱为520万磅，各种棉布为260万匹。⁽⁹⁴⁵⁾当时中国手工纺纱1磅或织布1匹，大抵需要两个劳动日。⁽⁹⁴⁶⁾那么，520万磅棉纱和260万匹棉布所取代的手工劳动约为1560万个劳动日。如果一个农民一年之中有3个月从事手工纺织劳动，那么，它所替代从事手工纺织的农民，不过173000人的样子。这在中国的几亿农业人口中，仅只沧海一粟。单纯从这一点看，它对农工结合体的分解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们不能这样机械地看问题。这样的计算，只是便于得到一个比较具体的印象。我国幅员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入侵以及这种侵略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内地与沿海地区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就是在沿海的不同地区，也有差别。而且外国商品的入侵对中国工农结合体的分解，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其中也包括排挤中国手工业品的国外市场在内。马克思在分析英国棉纺织品入侵印度的过程时说：“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这个棉织品的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⁹⁴⁷⁾对于中国说来，这个过程同样存在。中国著名的手工棉布——号称南京布的紫花布的出口，从有记载的史料看来，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叶。⁽⁹⁴⁸⁾最高的出口量，曾经达到336万匹（1819）。⁽⁹⁴⁹⁾但是，进入19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出口的棉布，虽然“在色泽上和纹路上仍然优于英国制品”，⁽⁹⁵⁰⁾但是输出的数量已经开始少于英国棉布的进口。⁽⁹⁵¹⁾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之交，中国输英的棉布下降到只有2700匹，⁽⁹⁵²⁾输到美国的棉布，价值只及2300元，⁽⁹⁵³⁾连高峰时期的尾数都不到。

否认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下工农结合的自然经济对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入侵的顽强抵抗，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否认洋货对自然经济具有分解作用，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