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割据势力的破灭_两汉民族关系史

南越割据势力的破灭_两汉民族关系史

文景之世，南越称臣，汉比之诸侯。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七月，闽越王发兵围东瓯，东海王告急于汉。时武帝年未满二十，向太尉田羛问策。田羛说，越人互相攻击是常有的事，且数有反复，况且早在秦代就弃之不属，所以不足烦中国去救。严助认为不对，起来反驳说：“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訫，又何以子万国乎？”[4]严助心中有大一统的思想，把“万国”作为汉朝的“子”，并认为天子应该救援。经过一番较量，武帝遣严助以节发兵会稽，唯太守企图拒命不发。严助就杀一司马，说明旨意，于是出军浮海救东瓯。然而汉兵还没有到，闽越之兵自退。东瓯自此“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与众处江淮之间”[5]。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八月，闽越又发兵进攻南越。南越不敢擅自出军，以书上报。武帝“多其义，大为发兵，遣两将军诛闽越”[6]。

是时，淮南王上书谏阻发兵，他提出许多理由。

其一，“越，方外之地，颸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7]。彼一时，此一时，到西汉时情况变了，但他主张仍用三代之制，实为不合时宜之论。(www.guayunfan.com)其二，他说越地“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一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8]淮南王所言大都根据道听途说之词，将其地其人描绘得阴森恐怖，目的是说明“其地不可郡县”，其实秦时已置郡县，只是尚未巩固秦就灭亡了。

其三，他以秦时尉屠睢攻越败北之事为证，大言“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并盛言武帝“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所以用不着发兵争其地。他这样说来道去，其目的是想“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藩臣，世共贡职”[9]。淮南王之论，是有他的目的，当时淮南王刘安，因为“天下兵当大起”，“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器械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10]。他所上的书也正是他的自白书。

是时，王恢、韩安国兵已出豫章和会稽，闽越王据险阻汉兵，闽越王弟余善同宗族谋，以为王擅自发兵攻南越，所以天子发兵来诛，“汉兵众强，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灭国乃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罢兵，固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则亡之海”。谋者皆说好，于是杀闽越王郢，派使者送其头给王恢[11]，汉于是退兵。并遣严助为使，谕意南越，南越王谢汉，遣太子随严助入侍。

元鼎年间（公元前116—前111年），南越内部已酝酿着反乱。作为南越三世相的吕嘉，安插其宗族为贵长吏的已达七十余人，男全娶南越王女，而女全嫁给南越王子弟宗室，又同苍梧秦王相连，里里外外形成了吕氏权势集团，南越王实成为傀儡。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遣使谕南越入朝，使为吕嘉所扣留。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四月，吕嘉反叛，他下令说：“王年少。太后中国人，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奴，自脱一时之利，亡顾赵氏社稷为万世虑之意。”于是并同其弟将兵杀太后及南越王，汉使全被杀戮。接着，吕嘉派人告知苍梧秦王赵光以及所辖诸郡县，另立明王长男粤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

此时，汉所遣韩千秋与王太后弟詉乐将二千人入南越境，攻破几个小邑。其后南越“直开道给食，未至番禺四十里，粤以兵击千秋等，灭之。使人函封汉使节置塞上，好为谩辞谢罪，发兵守要害处”[12]。

是年秋天，汉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今广东连州），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今江西南昌），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今广西全州与兴安间），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今广西梧州）。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使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柯江（今红水河），皆向番禺（今广州）[13]。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汉军攻下番禺，除驰义侯、戈船、下濑军外，余军皆至。校司马苏弘俘获建德，被封为海常侯。越郎都稽俘获吕嘉，被封为临蔡侯。苍梧王赵光降为随桃侯。越揭阳令史定、越将毕取以军降，分别封为安道侯和侯。又越桂林监居翁以谕告瓯骆人众四十余万降，封为湘城侯。

南越割据势力至此被消灭，于是汉设置了儋耳、珠崖（二郡在今海南省）、南海（今广州）、苍梧（今广西梧州）、郁林（今广西桂平）、合浦（今广西合浦）、交趾（今越南河内）、九真（今越南清化）、日南（今越南广治）九郡，也就是说，长期处于割据状态的南越地区，实现了中央集权。同一年，东越王余善，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攻杀汉白沙、武林，梅岭三校尉，刻“武帝玺”而闹割据。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今浙江余姚、宁波间），渡海从东面进，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粤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如邪、白沙，是年冬，各路军皆进入东越之地。

原越衍侯吴阳在汉，叫他归谕余善，不听。吴阳策动其邑七百人，进攻汉阳的越军。至是原越建成侯敖和繇王居股合谋，杀余善以献，战事很快结束，汉武帝因为“东粤狭多阻，闽粤悍，数反复”[14]，所以令军吏把这里的人户移于江淮间。

统一南方之役进行得很顺利，因为没有更多的阻力，不论南越抑或东越，汉军一到，纷纷倒戈。这是由于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紧跟黄河流域而上升，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消除割据合乎时宜，得众心，所以汉军一至，仅桂林监居翁一人谕告，就有四十余万瓯骆之民来归，这说明民众渴望统一，汉灭南越割据势力是顺乎历史之必然。

当然，要抚和稳定一个多民族地区也是不容易的，再加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又不平衡，困难就更大，如珠崖、儋耳就落后一些，所以置郡之后，反抗频繁。自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至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间，仅儋耳一郡地就发生了六次反抗事件，所以于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并入珠崖。到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均有反抗。是否镇压，汉廷大都主张发兵，而贾捐之则建议不发兵，侍中驸马都尉乐昌侯王商受皇帝之命诘问捐之，说不当击是“长蛮夷之乱，亏先帝功德”。贾捐之却以各种理由，尤以当时所处的条件，力辩不能击。贾捐之言：

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之粱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籍兵厉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遏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动为国家难，自古而患之久矣，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有珠崖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崖，专用恤关东为忧。[15]

武帝遂下诏曰：“珠崖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狐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崖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16]珠崖由此被放弃。

贾捐之所说，体现了汉廷既有战的一面，又有安抚的一面，可见情况是复杂的，列郡而治的道路当然也是曲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