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瑞金中央红军学校的创建工作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参与瑞金中央红军学校的创建工作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伍修权在长汀福音医院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基本康复后得到通知，让他到离长汀八十多里的江西瑞金去。瑞金其时是红区的核心地区，中国共产党的苏区中央局和中央红军总部都在那里，开辟赣南、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也在那里。

1931年9月25日一早，伍修权一行出发了。带领他们去瑞金的是伍修权在莫斯科中大的老同学、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同行的还有也是中大同学的李伯钊，她同是从闽粤赣军区来，在汀州医院住过院。他们都奉命去瑞金另行分配工作。

1981年，伍修权（中）重访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旧址(www.guayunfan.com)

11月7日，即伍修权到达瑞金一个多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成立典礼虽是在瑞金县城外的乡下举行，却是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和红区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其间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阅兵的党政军领导中，有当月被推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受阅方队主要是临时调来的红军部队和组成红校的各军区与军团的军校、教导队等。武器是什么样的都有，除了缴获来的各种枪支和很少几门小炮及几挺重机枪，大都是大刀、长矛、红缨枪之类。阅兵式之后是苏区各界群众的庆祝游行，晚上是盛大的提灯游行晚会。这一天是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从这天起，江西南部邻近闽西的县城瑞金就成了临时首都，并因此被叫成“瑞京”或“红都”。这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党政军民学各界都有：党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政是苏维埃政府，军有红军总部，民有工会、妇委、共青团、少先队等群众团体，学有先后创办的党校、列宁师范和卫生学校，还有正在创建中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从第二期起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

红校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月正式成立。它是由闽西红军学校和红军一、三军团等部队的教导队、随营学校等合并组成的，承担着为红军各部队培养和输送初中级指挥员和政工干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为创办红校，调集了一批有专长有经验的军政干部来担任教学和领导工作。伍修权、李伯钊等奉命到瑞金，就是来参加红校创建工作的。

1931年11月伍修权调入红校时，比他早半年赴苏区工作的叶剑英已当选为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并于1932年正式调任红校校长兼政委。叶剑英1929年初进入莫斯科中大学习时，伍修权已去了莫斯科步校并留校工作，相互不熟悉。叶剑英向伍修权了解他的经历特别是在莫斯科步校的所学课程及特长，并据此决定伍修权担任红校的射击课教员，负责全校从射击原理到实弹打靶的教学和训练，同时兼任一个学员连队的政治指导员。

红校的学员多是红军中的优秀基层干部和战士骨干。第一期学员被编成四个连队。连队干部在部队时大都是师、团级指挥员，如与后来在云南起义的国民党将领龙云同名的一连连长，曾担任过红军师长，一连指导员是张华；曾任师参谋长的彭绍辉是二连连长，原师政委石衡中是指导员；三连连长是原红军师长粟裕，指导员是刘西平；伍修权当指导员的四连连长林野，是原红十二军参谋长。与这批连队干部相比，伍修权感到他们都有实际战斗经历，自己相比之下实战经验不足，似乎有些滥竽充数。实际上，伍修权苏联军校科班出身的履历，使他具备了与教员身份相匹配的专业优势。红校开学以后，他把自己训练有素的军人风貌和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充分运用到教学、训练的言传身教之中，加之热情、积极、虚心的工作态度，干得相当称职。

伍修权所带的连队，每天一大早就武装整齐地列队出操跑步。叶剑英常常早早到操场指导操练活动，有时还进行示范。红校的学制，每期为四个月。按照教学计划，军事课占全部课时的十分之六，政治课占十分之四，军事课除伍修权主讲的射击原理和武器性能以外，以步兵战术为重点。鉴于红军以夜战、近战为主要手段，军事课又以过半时间进行夜间训练，根据实战需要，让学员掌握进攻、防御，追击、退却和侦察、警戒等战斗手段和原则。在操场上的制式教练等操课项目，大约只占军事课的四分之一课时。另有一些时间用于政治教育，李伯钊便是政治课教员。伍修权要上全校的射击课、本连的政治课，又要负责全连训练学习中的政治工作、党团活动，工作量相当大。但是他年轻肯干，加之学员政治热情高，干部团结配合好，所以工作表现突出，成绩显著。

红校办到第二期，规模扩大，人数也增多了，组成了一个步兵团和一个专门训练政工干部的政治营。该营营长是工人出身的上海人郭耀山，伍修权升任政治营教导员。政治营除了学习一般的军政课目外，着重学习政治工作、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史、国际形势等相关的基本知识。结业后，学员全部被分派到红军各部队，大都担任连指导员以上的职务。

紧接着的第三期，除继续编了一个全是步兵的学员团外，还成立了一个专门训练炮兵、工兵和侦察兵的特科营，其教学和训练活动是单独进行的。新的学员团，团长是张经武，他原先在白区从事对国民党军队的兵运工作，到苏区后担任红军师长，政委是何长工，伍修权是教育主任，还有个负责行政、生活的管理处长叫杨梅生。他们几个人通力合作，干得都非常出色。

红校师生的生活待遇与红军指战员一样，没有什么特殊供应。学员们受训几个月就回部队去了，一直在这里工作的干部和教职员就在生活上自己做些调剂。那时常常有人从白区来苏区，其中有不少战友和熟人，如吴亮平、朱瑞、王智涛等，他们来时多少有点没用完的路费，老战友们就拉着他们请客下回小馆，被戏称为“打土豪”。

苏区的物质生活虽极其贫乏，精神生活却很丰富。红校内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其中不乏文艺人才，这就使红校成了苏区特别是瑞金的文化活动中心。最初由红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和曾在苏联学习过戏剧的李伯钊、危拱之，以及石联星、朝鲜籍青年作曲家崔音波等共同发起，在红校组织联欢晚会，一般每月两次，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有独幕和多幕话剧、歌剧、活报剧，歌咏、舞蹈、相声、双簧之类。赵品三、李伯钊等还把红校干部和教员中的文艺积极分子发动起来参加演出活动，伍修权也在李伯钊等编演的戏中扮演过角色。叶剑英会拉二胡，有时也在晚会上为大家演奏助兴，同台共乐。红校一有晚会，瑞金党、政、军、民、学各界的人都赶来欣赏，毛泽东也是热心的观众之一。这就又引来了中央各机关各部门的文艺爱好者：中央保卫局的钱壮飞、胡底和李克农，苏维埃政府教育部的沙可夫等。就连中国共产党的元老、苏维埃最高法院院长何叔衡也来参加编演节目。于是就以红校的这批人为骨干，发起成立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演出团体“八一剧团”。这是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部队中的第一个剧团，为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特别是戏剧事业揭开了序幕。此前，苏区和红军基本没有正式的演出，只有一些小型或临时性的广场说唱、化装宣传和活报剧表演之类，从红校的八一剧团开始，苏区才像模像样地演起戏来，还上演除了上海等大城市外别处少有的话剧、歌剧等。为了加强对这个剧团的领导，红校成立了一个戏剧管理委员会，伍修权与赵品三、李伯钊、危拱之、黄火青、钟伟剑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当时才二十多岁的伍修权，在红校不仅是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也是各种球赛等体育活动中的活跃人物。仅有的几个篮球磨破了，他们就打上补丁，照样争抢得热火朝天。伍修权分管政治工作时，曾参加组织全校墙报评比，让各个学员连队把墙报集中起来展览，由大家评出高下。这些活动配合了红校的教学训练，也推动了瑞金乃至全苏区的文化体育活动。在农村根据地和以农民为主的红军部队中，从军事政治学习到文化体育活动，红校都是组织中心和示范单位，伍修权不只是积极的参加者，也是组织者和发起者之一。

红校每一期结业和新一期开学，都要举行隆重的典礼。当时在瑞金的党政军领导人以及各界代表，都应邀来参加。典礼时，就在红校的大操场上，用竹竿和木板搭起一个主席台，领导人站在上面检阅。参加过莫斯科红场阅兵式的伍修权，当年是队列中的普通一兵，如今成了阅兵方队的指挥者。伍修权和他的战友们率领自己的方队，正步通过主席台前，接受毛泽东、朱德等党和红军领袖的检阅时，别有一种自豪和激情在胸中奔涌。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甚至没见过这么多红军的苏区干部群众受到极大鼓舞。受阅以后，由红校校长作结业或开学报告，接着是上级领导和各界代表致词。最后是军事技术、队列表演，以及投弹比赛等活动。这些项目显示了学员们的训练成果，特别是成百上千人的集体刺杀，雷鸣般的喊杀声使全场军民大为振奋。

创建第一支工农红军并开创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对红校十分关心。他经常参加红校的活动，还多次来红校为师生讲课。

伍修权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便是在红校。他说：“我见他以后，第一印象既不像我在苏联见过的那些政治家和革命领袖，更不像人们概念中的军事家和军队统帅，而是一个对人亲切和蔼、言谈诙谐和不修边幅的中国书生，甚至像个农村塾师。”[4]

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从莫斯科回来的人”，断言“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因而出生于湖南韶山冲，就学于长沙岳麓山，领兵在井冈山上，又多年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毛泽东，一直被王明以至共产国际的某些权威人士视为旁门左道。伍修权的直觉却大不一样。他感到，毛泽东虽然一开口就是他家乡的方言土语，说的也多半是一些山沟里看得到、山里人听得懂的事，却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深奥道理讲得既生动又明白。

有一次毛泽东讲的内容是，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民族经济的破坏。这本来是个比较枯燥深奥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伍修权在苏联学习时，曾费了不少精力去弄清并强记专业术语、实例数据等，并且读过成套的教材及辅助读物，单是必读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有几大册。莫斯科中大的教官讲课时，总是手捧书本、卡片和提纲，引经据典地照本宣科。毛泽东却是空着两手，连个讲课提纲也不拿，就地取材地从眼前的事情讲起。例如，讲到外国资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造成中国手工业经济的破产时，他就指着旁边老百姓家的木桶、木盆说，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用竹篾来箍桶箍盆，这样就有了一批竹篾、竹器手工业者，丰富的竹林资源也就有了销路。可是后来从外国进口了铁丝，用它来箍桶箍盆比竹篾结实省事，却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竹篾市场，产品推销不了，大批竹篾手工业者因此失业，原有的民族经济受到破坏，外国资本家却因此发了财。

毛泽东在红校讲课，总是全场活跃，笑声不绝，每个人都被他的生动实例和诙谐语言吸引得兴味盎然。伍修权说：“我一下子就被他‘征服’了，并且从此坚信和追随他，一生也没有动摇过。”[5]

被称为“红军之父”的朱德，30年代初常在苏区反“围剿”前线指挥作战。他的夫人康克清就住在红校，伍修权常在红校见到回瑞金来的朱德。朱德也为红校师生讲过课，作过战争形势报告，休息时还同大家一起打球或参加联欢。

伍修权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并听他谈话的时候，觉得他根本不像人们传说中的红军领袖，更不像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赤匪头子’，而像一个身穿军衣朴实善良的老农民。他的平易近人与随和宽厚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最初的深刻印象。”[6]其后的接触中，伍修权对朱德的认识逐步深化，对他的忠诚、谦逊、宽容和忍让的品德深为敬佩，以至无论何时，无论顺逆，“只要一提起朱总司令，就从内心唤起一股崇敬、希望和亲切之情”[7]。

伍修权为自己能身处被并称为“朱毛”的领袖人物身边而感到十分荣幸，他觉得在红校工作期间，实际上也是受毛泽东、朱德和刘伯承、叶剑英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直接影响并深受教益的开端。

红校虽然是红军第一所比较正规的军事学校，但草创时期仍然连简单的校舍、教室都没有。教职员工和学员连队分散住在周围的老百姓家中，利用祠堂、庙宇等空房子来讲课或作报告，其余各项操课活动大都在广场上露天进行。广场南边有一条河，从县城边上穿过，红校师生常常通过河上的木桥，到城郊的田野间训练，还有几次行军到南边的武阳一带和会昌县进行作战演习。基本设施因陋就简不说，连学校的建制编制、规章制度和教材，也是在模仿、借鉴中白手起家的。

伍修权在红校工作期间，叶剑英和刘伯承交替担任红校校长和红军总参谋长。伍修权与刘伯承在莫斯科时就认识，没想到此时会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学校开课之初，没有自己的教材和正式的课本，刘伯承就带领伍修权等红校的教员、干部，搜集了一批国民党军队和军校的军事条令、训练教程和讲义资料，加上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条例和教学资料，亲自对其研读分析，从中选取适合红军作战需要的内容，组织编写出既有中国革命特点，又切合工农红军特点的军事教材。刘伯承自己动手译出了不少俄文军事文献，编写了人民军队最早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军校训练纲要。伍修权不但协助刘伯承校订过他翻译的苏联红军《司令部野战勤务条令》等相关参考资料，而且在他组织指导下参加了红校首批教材的翻译、编写工作。所编译的教材，内容相当广泛：从步兵、炮兵、工兵等兵种训练，到攻防、进退、侦察、战勤等战术要领；从步兵的射击、刺杀、爆破和土工作业等技术，到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武器的构造、使用和维修、保养等。

刘伯承不只主持编写了各种军事教材，也深入红校教学训练工作的第一线。他几次带领红校师生离开瑞金，到会昌等地去进行夜战、近战攻防演练，与大家一起摸爬滚打。他这种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作风，不仅给伍修权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为他树立了效法的榜样。伍修权说：“建国以后我看到一些军事院校出版的各种印制精美的书籍、教材和参考资料时，总是联想到当年在瑞金杨家祠堂内，刘伯承亲自带领我们编写出的一本又一本油印的、复写的以至手抄的土纸订成的各种教材和教学资料。虽然是今非昔比，但是，没有当初的那些，哪有今天的这一切呢？”[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