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整风运动和出席中共七大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参加整风运动和出席中共七大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抗战期间延安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共六大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此后经过长达17年的斗争，中国革命中心终于在陕北扎了根。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毛泽东开始考虑召开七大。但那时党内的思想并不一致，对许多历史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这成为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的原因之一。

1937年底，王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兼东方部长的身份回国后，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在共产党内部造成了严重思想混乱，也给共产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皖南事变”的发生，就是其后果之一，因而成了整风运动的导火线。纠正这种右倾错误及其后果，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成了摆在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整风运动开始于抗战相持阶段局势相对缓和的1942年，共产党及其军队在延安的人员几乎无一例外都参加了。仅在延安一地，参加运动的就有五万人左右。各地区、各部队的主要负责人也陆续集中到延安，一边进行学习总结，一边准备参加七大。毛泽东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并将其作为运动的指导思想。

设在延安王家坪的军委整风领导小组，由叶剑英、陶铸、胡耀邦、安东、李初梨、舒同、吴溉之等人组成，伍修权也是其成员之一。在学习以毛泽东关于整风问题的讲话和指示为主的相关文件、马恩列斯及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有关著述的基础上，经过普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运动进入了主要阶段——审查干部。许多出身、历史比较复杂的人，特别是从白区来到延安没几年的知识分子以至青年学生，都受到了严格的审查。整风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审干，各单位都得保证自己这儿没有特务、内奸等。(www.guayunfan.com)

一局有位处长朱军，在冯玉祥部队从事过秘密工作，曾经两次失掉党组织关系，虽然后来得以恢复，却留下了一些历史疑点，加之他同冯玉祥的儿子关系密切，这就使他成了追查的对象。伍修权对他的历史情况和现实表现作了考查，认为他政治上经受过考验而且相当坚定，是值得信任的，就代表组织及时宣布了对朱军的审查结论。一局测绘科负责绘制作战地图的周秋野一度受诬陷，遭到“逼供信”。伍修权深知他忠实、能干，用事实推翻了其莫须有的罪名，使他通过了审查。一局还有位协理员叫张炽昌，因为在国民党部队搞兵运工作时，组织起义没有成功，被认为是搞假起义，审查时被关了起来。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具体负责审查、看管他的人，对他搞“逼供信”。伍修权等知道后，立即制止了这种做法，保护了这个干部。军委整风领导小组在叶剑英主持下，及时发现并认真纠正了运动中的偏向，对许多受审查的人，在弄清他们的基本事实后，很快宣布组织结论，让他们继续工作；对蒙受冤屈的，则公开予以平反，使他们在政治上恢复名誉，精神上得到安慰。

尽管延安整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看，还是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在中共七大的筹备过程中，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各单位都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一局直接参加了为朱德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提供资料并参与起草的工作。当时朱德的政治秘书是黄华，他和伍修权等集体讨论并分头执笔完成了报告的初稿，叶剑英进行了审改，再交朱德定稿。这个报告被列为中共七大的主要文件之一，其中吸收了一局撰写的《中共抗战一般情况介绍》的诸多内容。

经过长期酝酿、筹备，中共七大于1945年4月下旬在延安开幕，从4月23日一直开到6月11日。这是建党以来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党代会，又是第一次既不是在国统区也不是在国外，而是在解放区召开的党代会。伍修权第一次成为党代会代表，他被编在陈毅领导的新四军代表团里。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七届中央委员会名单时，伍修权对中央委员候选人之一凯丰提出异议，指出他曾鼓动博古不要交出中央的“挑子”，对遵义会议决议采取了抵制态度，认为他不宜成为新一届中央委员。许多与会者与伍修权有同感，称伍修权敢于直言、坚持原则。凯丰最终落选。

中共七大使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党在此后一个时期的方针。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