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安理会会议期间的交锋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出席安理会会议期间的交锋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美国的驻联合国代表明知新中国代表团24日一早已经到了纽约，仍于当天下午的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在台湾代表和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起哄支持下，要求撤销对新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的邀请。理由是，如果让新中国的代表出现在联合国讲坛上，等于在国际上承认了共产党中国。

此举遭到苏联代表马立克和东欧几个兄弟国家代表的坚决反对。他们指出，这是联合国规章赋予人民中国的应有权利，新中国代表已经来到纽约，谁也不能阻止他们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埃及等中立国家也委婉地批评美国的提议。会议主席只得对此进行表决，结果苏联的提案以30比8的压倒多数否决了美国方面的提案。不肯罢休的美国代表立即又出了一招，要求会议当天就讨论中国的提案，企图使新中国代表措手不及，从而变相剥夺伍修权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美国搞的这些小动作，受到了苏联等国的揭露和反对，连有的中立国家也感到美国的做法颇为可笑，都同意苏联提议的在11月27日即中国代表团到达的三天后再讨论这一问题。那位美国代表又无理地提出，11月27日他个人另有活动，不能参加会议。会议主席只得迁就他，将讨论日期再往后挪，但中国代表仍在27日正式到会。这使伍修权等人尚未在联合国安理会露面，就已经成为会议的焦点。

1950年11月26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会见中国代表团（左起：浦山、伍修权、赖伊、乔冠华、龚普生）(www.guayunfan.com)

1950年11月27日，伍修权（中）一行步入联合国安理会会场

1950年11月27日，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政治委员会会议。由于伍修权一行在此之前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的首次亮相，就成了从联合国到世界各国的头号新闻。对于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喋喋不休的讨论和争论，许多代表团都感到乏味，往往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因此平时许多席位都是空的。但在新中国代表到会的这一天，气氛忽然大变，各国代表不仅都准时出席，不少还提前来到，会场变得拥挤起来。人们入座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会场的入口处。会议厅门外早已挤满了各国记者，各自抢占了有利位置，照相机和摄影机的镜头瞄准了红色中国的代表将要出现的方向。随着一阵人群骚动和照相机的频频闪光，会场门口的通道上出现了一个身着西服、以军人姿态阔步走进大厅的东方人，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特派代表伍修权。紧随其后的乔冠华和相关随行人员，也一个个昂然步入会场。全场的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到他们身上。伍修权回忆道：“我们在联合国官员的引导下，走到为我们安排的位置上，顺序入座。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字样的席位标志。这个牌子虽小，但是在这个大厅里，却显得十分醒目，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承认我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大国，对新生的人民中国，采取了拒不承认的‘鸵鸟政策’和敌视态度。然而现在，我国的国名和代表正式出现在这个世界最大国际组织的会议厅里。”[4]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伍修权与他在这次安理会会议上的主要对手杜勒斯，竟是平起平坐。安理会会议厅的设计与一般的会议厅不太一样，15个安理会理事国和常任理事国的代表，还有被邀请出席大会的各国主要代表的座位，都在一张马蹄形长桌后面，每个座位上都有收听同声翻译的耳机、语言选择开关和发言用的话筒。同声翻译则随时将代表的发言译成不同的语言，传播给各国代表及旁听者。同声翻译室就设在会议厅后面的楼上，里面的工作人员通过一排很大的窗户，直接观察会场的情况，以便及时配合。会议席长桌前稍低一些的地方，是会场记录、电传打字和录音等联合国工作人员的位置。再向前隔着一道木栅栏，是一排排如同剧院观众席似的座位，那是旁听者和新闻界人士的位置。这使得安理会会场从内容到形式，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舞台。伍修权的座位，就在杜勒斯右侧，中间只隔着英国代表杨格，相距也就一米左右。杜勒斯以坚决反共著称，朝鲜战争爆发前曾在“三八线”留下了一张查看地图的照片。他是全场唯一不把目光投向刚进入会场的新中国代表的人，以冷漠来表示敌意。伍修权说：“我倒是满不在乎地瞧了这个美国头面人物一眼，只见他满脸僵冷木然的表情，嘴角生气地使劲往下拉，藏在眼镜片后边的两眼，直愣愣地呆视着面前……”[5]

与杜勒斯态度截然相反的是苏联的代表。伍修权一行进入会议厅时，出席此次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正在发言。伍修权来到纽约后，已经先与他有过接触，就面临的斗争交换了意见，他表示将全力支持中国代表在联合国的活动。当他看到中国代表走进会场入座时，当即盛情欢迎：“请原谅，我暂且中断我的演说。我以我们苏联代表团的名义，借此机会向在主席的邀请下，现在正在会议桌前就座的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伍修权先生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致敬，并祝他们今天在联合国组织中开始的活动获得成功。”当时的联合国组织，实际上完全被美国操纵，绝大多数国家囿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压力，在联合国内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苏联除了东欧几国外，几乎别无支持者，在联合国内经常处于孤掌难鸣的状态。因此，他们一直努力促成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便有一个并肩作战的盟友。他们真诚地欢迎中国代表的到来，并在以后的一系列活动中，以各种方式对中国代表团给予帮助、支持。新中国代表的出席，比当天的会议内容吸引了更多的关注。人们把目光和兴趣，全都投向了伍修权等人。虽然伍修权在那天的会议上并没有发言，仍然成了全场的中心人物。

11月27日的会议一结束，没等伍修权起身，等候在新闻界位置上的各国记者立即蜂拥到代表席前，各种各样的照相机、摄影机和当时还很稀罕的电视摄像机，纷纷聚焦到中国代表特别是伍修权和他面前桌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牌上。周围的通道出路全被这群记者堵上了，伍修权他们就索性端坐着，坦然面对闪光灯。随后出版的各国包括美国报刊，以及新闻电影和电视广播中，连续报道了红色中国代表出现在联合国会场的消息。

11月28日，伍修权在安理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环顾会场，以带有湖北口音的普通话庄重地说：

主席，各位代表先生们：

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人民，来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包括澎湖列岛）非法的和犯罪的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政府成立之日，即已着重昭告全世界，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一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各方面所完成的伟大成就，向全世界雄辩地证明了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在联合国的所谓“代表”……绝对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资格！

伍修权发言时，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仍然被台湾当局的代表占据着。伍修权坐在长桌右首的第一个席位上，台湾当局代表蒋廷黻等坐在左首起的第四、第五个席位上。伍修权抬头扫了一眼那位“对立面”，正告道：“各位代表先生，我愿意提醒你们，联合国如果坚持拒代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一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于大门之外，它就不可能在任何重大问题上作出合法决定，它就不能解决任何重大问题，尤其是有关亚洲的重大问题。”

针对联合国席位问题发表严正声明之后，伍修权的发言转入控诉美国侵略台湾的正题，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法驳斥了美国为开脱其侵略罪行编造出的“台湾地位未定”，应“由联合国考虑”使其“中立化”，甚至交给美国来“托管”等谬论。“首先是1950年1月5日的杜鲁门反对1950年6月27日的杜鲁门。1950年1月5日杜鲁门说：‘美国及其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其次，罗斯福总统反对杜鲁门。1943年12月1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庄严地宣布了‘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应归还中国’的《开罗宣言》，当时罗斯福总统或其他任何人也不以为在《对日和约》签订以前《开罗宣言》是无效的，不以为满洲、台湾、澎湖在那时以前仍然应该归日本所有。”他严正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的地位早就决定了；台湾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政府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问题。朝鲜问题的真相不是别的，正是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的内政，并严重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6]进而揭露道：“美国的实在企图是如麦克阿瑟所说的为使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海港”，使台湾成为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伍修权又针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美国未曾侵略中国的领土”等狡辩，冲着奥斯汀幽默地反诘：“好得很，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说到这里，他转向全场听众提高音量道：“不是的，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并未跑到别的地方，他们在台湾。”伍修权挺直身子愤怒地说：“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

这一段尖锐泼辣又讽刺幽默的发言，出自乔冠华笔下。他的丰富知识和犀利文笔，在这里充分发挥了作用。这也正是周恩来指派他担任赴联合国代表团顾问的原因，使他和伍修权文武互补、相得益彰。伍修权发言的最后，又转到朝鲜战争问题上，在列举美国飞机、军舰对新中国造成了直接侵犯和严重破坏后，指出中国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主权和安全，支援兄弟的朝鲜人民，奋起“反抗美国侵略乃是天经地义，完全合理的”。

伍修权的演说，中文长达两万余字，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是少有的长篇演说。往常对与本国无直接关系的发言特别是长篇演说，很少有人能从头听到尾，但这次却一反常态，全体代表都准时入座，来宾席和记者席座无虚席，临时加座后还有“站票”。人们都对新中国代表将向世界讲些什么，怀着浓厚的兴趣。在伍修权发表演说后休会时，会场上许多人从各自的席位上，特别是从旁听席、来宾席和记者席上，纷纷拥过来，向新中国代表表示祝贺。在前来道贺的人中，伍修权看到了十多年前第一个进入陕北红区、自己曾负责接待的美国记者斯诺，与斯诺一起前来致意的还有也曾访问过中国解放区的夏仁德教授。他们都是为了能直接倾听伍修权的演说，并看看这位久别的红色朋友而特地远道赶来的。在会场旁听的也有不少专程赶来的中国同胞。其中有抗战期间曾在兰州担任国民党政府外交特派员的李铁铮，后来他作为派驻联合国的经社理事会代表来到美国，又辞职成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当年在兰州同伍修权打过多次交道，有过一段友谊，此时虽然离开政坛，却为老相识的来到由衷感到高兴。还有台湾当局外交机构驻纽约工作人员宗维贤，也同李铁铮等一起听了演说，并为伍修权的堂堂正气所触动。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吴仲华博士，为了能听伍修权的演说，在联合国会议厅开门前就赶到，第一个进入安理会旁听席占座等着。他们都从伍修权的演说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的自尊与自豪，不久就先后离开美国，回到祖国怀抱，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演讲结束后，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也向伍修权表示祝贺，并一边笑着一边握紧拳头说：“你的声音很高，很有力。”是的，伍修权的发言气势恢宏，嗓门很高，好像要把中国人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满腔怒火喷发出来。他很激动，虽然没有感到自己的声音有多大，但充满了自信，感到中国人民决不是孤立的，即使在帝国主义控制的地方，中国人民的朋友也数不清。

会场内外的强烈反响，也极大地鼓舞了伍修权。11月29日伍修权又应邀出席了安理会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是美国提出的诬蔑北朝鲜和新中国“侵略大韩民国案”。由于美国的操纵，联合国并未邀请北朝鲜的代表出席会议，所谓“大韩民国”即南朝鲜的代表却堂而皇之地坐在安理会特邀代表的席位上。会议开始后，南朝鲜代表首先发言，控诉北朝鲜和中国对他们的“侵略”。为了对这种极不公正的做法表示抗议，伍修权等决定不参加这场美国导演的“讨论”，没有坐到预留给新中国代表的席位上，而是走到会场上的贵宾旁听席入座，以便就近观察会场动向并待机进行反击。

南朝鲜代表发言之后，会议主席又让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蒋廷黻发言，这当然都是美国策划的。伍修权见状，认为对蒋介石代表的发言，不能坐视不理，随即坐回到会议的正式席位上。蒋廷黻用英语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进行了一番攻击诬蔑，为他的后台老板美国辩护。面对这场遭遇战，伍修权当机立断，迎头反击。蒋廷黻发言一结束，他马上举手，获准发言后，伍修权说：“我们已声明而且还要声明，你蒋廷黻不能代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中国人民，只有我们才是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你做美国的走狗，做美国的应声虫，这就是你的职业，连伟大的中国语言都不会讲，我怀疑你还是不是一个中国人！”伍修权在回忆录里剖析了蒋廷黻其时的心态：“我在这一头慷慨陈词，满腔义愤地控诉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及庇护蒋介石残余集团等种种罪行，蒋廷黻却在那一边连头都抬不起来，一直耷拉着脑袋，并且老是用手遮着前额，不让别人看见他的脸，也许他面对着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多少有点自惭，不大好受吧！”[7]

伍修权代表新中国的正气凛然的发言，也激发了联合国中文译员的中国心。在伍修权未去前，联大的中文翻译人员曾向蒋廷黻提出，希望他发言时用中文，被蒋廷黻拒绝。因此，伍修权这段义正词严的即席发言，感染了正在后台做同声翻译的一位中国女同胞。她立即迅速准确地翻译出来，使各国使节和来宾在了解新中国代表严正立场的同时，也领略了伍修权作为外交家的机敏、幽默。这位女同胞姓唐名笙，在英国接受过正规而严格的教育，到联合国工作后，痛感自己祖国的国际地位低下。因此，新中国代表来到联合国，特别是倾听并转译伍修权长篇演说之时，她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油然而生。

从11月27日到30日，联合国安理会连续举行会议，讨论新中国提出的“美国侵略中国台湾案”和美国提出的北朝鲜和新中国“侵略大韩民国案”。伍修权等根据中国政府的指示，将讨论重点放在美国侵略台湾问题上，建议联合国谴责并制裁美国侵略者，迫使美国军队从已占的中国领土台湾和海峡以及仍笼罩在战火硝烟中的朝鲜全部撤出，以恢复各自的主权。

对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的发言，下面的评价颇具代表性：

伍修权的发言震动了整个世界!世界各大报均在头版头条报道并配发评论。美国各大报也都以头版头条报道。

这是中国代表在美国本土上指着美国代表的鼻子面对面地揭露、痛斥，这是中国代表当着世界列强的面斥责美国。

翻开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哪届政府、哪位外交官敢在国际讲坛上面对面地斥责帝国主义列强？[8]

1951年2月5日，香港《大公报》转载《新观察》中《中国人民的声音第一次响彻联合国》一文。文中对这一历史时刻作了如下评述：“过去蒋匪帮的代表在联合国讲话，一律用英文”，伍修权在安理会的发言，“这是联合国会场上第一次听到的中国人民的声音，他们不但代表中国人民，说出中国人民要说的话，而且是用美丽的中华民族的语言，表达了它”。

为伍修权的发言叫好的，又何止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伍修权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回国后，在外交部所作的报告中提到：“其中一个黑人名叫戴波伊，他很兴奋地说：‘你们这次在安理会的发言，是有色人种第一次指着美国人的鼻子谴责他们，告诉他们地球上不仅只有美国人存在，而且还有其他的人居住着。’”

港澳媒体对伍修权在联合国的发言也是一片赞誉之声。当时正在香港的作家聂绀弩，是伍修权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他写道，1950年的世界十大新闻，第一条是爆发朝鲜战争，“第二条大新闻无疑地应该是伍修权将军在联大对美帝侵略台湾的控诉。那控诉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自不用谈，最重要的却是这样指着帝国主义的鼻子直斥他们的罪行，不但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该是第一次。”港澳同胞对伍修权等联合国之行的关注程度，从香港《大公报》的报道可见一斑：1950年11月15日，《我国代表团起程飞赴成功湖出席安理会讨论控美侵台案》；11月25日，《我国控美侵台代表伍修权等昨抵纽约　苏联等国代表团盛大欢迎》；11月28日，以加标题凸显主要内容的方式全文刊载伍修权在安理会的发言；12月1日，《我代表伍修权在安理会发言控美武装侵台提出三项建议》；12月3日，《伍修权第二次发言历举美军侵略我东北台湾的事实要求接受我制止美侵略战争建议……》；12月11日，《纽约通信：伍修权在安理会》；12月18日，《……所谓停战无异坐使美军续侵朝鲜台湾　伍修权向记者揭穿阴谋后定明天返国》；12月20日，《我代表伍修权发表重要文件……代表团一行八人昨自纽约起飞返国》。

新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对美国的控诉发言，从美国到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反响。苏联《真理报》发表评论说：“联合国中第一次响彻着中国人民代表的声音，这个声音所代表的政府其稳固与人民对它的拥护在中国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许多独立不久或正在争取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也都反响强烈，认为新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反对国际霸权、抗议美国侵略，大长了世界饱受压迫剥削的国家和民族的志气。连美国的报刊和广播，都连续报道了伍修权的演说及照片。美国《生活》画报上登了两组人物头像特写，一组是伍修权正在挥手怒斥美国的侵略罪行，对面的奥斯汀听得嘴巴都气歪了；另一组是奥斯汀在狡辩，伍修权紧抿双唇侧目怒视其对手。在新闻影片和当时还不普及的电视上，也出现了伍修权一行的形象。对此气急败坏的自然也大有人在。奥斯汀对记者说，“我国政府感到极不愉快……尤其不赞成这种攻讦”；杜勒斯说他当时“被一种沮丧的情绪支配着自己的感情”；杜鲁门则因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连连失利而宣称“要对中共采取行动”，甚至以“一切武器都必须加以考虑”的核讹诈来威慑中国，妄图以此迫使新中国的代表团退避三舍。美国媒体对新中国代表的歪曲报道也不少。有的美国记者说伍修权“作了两小时尖刻而强硬的谩骂式讲话”。电视新闻中报道伍修权在联合国发言时，镜头里出现了坐在他身后的乔冠华悠闲地晃动着的腿，电视旁白却歪曲说，请看红色中国的代表，正在神经质地发抖，表明了他们内心的紧张。有的甚至与杜鲁门的战争威胁遥相呼应，连篇累牍地挑拨说“红色中国在成功湖蔑视联合国”，美国对中国“不再抱什么幻想”，要直接同新中国“打一场战争”。

伍修权（左）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安理会上

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下，伍修权的发言所阐述的新中国的严正立场，只能揭露而未能阻止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也改变不了他们在联合国的霸道行径。在以后的会议上，美国还是迫使联合国通过了他们颠倒黑白的提案，接着又操纵联合国，于12月15日、18日宣布联合国大会不定期休会、联大政治和安全委员会也无限期休会，从而变相剥夺了中国代表团继续揭露美国侵略、维护中国主权的合法权利。伍修权等将此情况向国内作了报告，等待北京对代表团下一步行动的指示，同时利用休会期间进行了一系列会外活动，变换斗争方式，拓展战场的外延。

一是巩固并扩大与兄弟国家和友好邻邦的统一战线，协同作战。安理会休会期间，伍修权同苏联等兄弟国家代表多次相聚，就当前的斗争交换看法，商讨对策。特别是就维辛斯基在安理会上关于美国侵略中国案的发言，研究了中国代表如何给予支持等问题。还与在联合国支持中国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印度等国代表团主动进行联系，以增进友谊，统一步调。

二是广泛接触美国及国际上的各界友好人士，以扩大新中国的影响。首先是组织了对美国各界欢迎和支持新中国代表的人士的拜访。代表团成员龚普生，早年在美国时就认识著名的男低音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罗伯逊一直同情中国并热爱中国艺术，他演唱的曲目中总有中国歌曲和俄罗斯歌曲，是一位进步的艺术家。伍修权就让龚普生代表大家几次去看望他，表达中国人民对他的友好情谊，希望他能到中国访问和演唱。罗伯逊则送给伍修权一套小型组合工具，以表示他对新中国的友好感情。曾在美国学习和工作过的龚普生、浦山等，还拜访了他们的友人，并通过他们了解美国人民对新中国及其代表团活动的反映。

三是做美方和联合国方人员的转化工作，消除他们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误解与偏见，甚至化敌为友。美国和联合国方面为新中国代表团派来一位姓吴的华侨，负责代表团与联合国各机构的联络。伍修权常利用休息时间同这位同胞谈心，给他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及发展远景，并以“识时务者为俊杰”等古训相勉，使这位华侨动了心。后来他辞去了在联合国的职务，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待遇和工作条件，毅然回祖国效力。连那几个奉命来监视红色中国代表的美国保镖，也因伍修权一行谦和、平等的态度，逐渐消除了戒备心理，愿意跟我代表团人员闲话家常，甚至悄悄透露一点上头的“秘闻”。为了感谢他们和曾经帮助过代表团的联合国工作人员以及饭店服务人员，代表团给他们每人送了一份从国内带去的小礼品。这使那些在零距离接触中逐渐改变着先入之见的美国人，更觉得红色中国的代表是来自文明礼仪之邦的使者。

四是时刻关注美方动态，及时挫败其相关阴谋，维护中华民族的诚信形象。代表团驻地常有美国人士主动来访，虽搞不清他们的背景、来意，因摸不清底细而不便深交，但代表团人员对他们均以礼相待，以诚相待，并注意收集美方动态。一天，代表团从与来人的接触中得到一个重要信息，美国政府将冻结新中国在美国银行中的全部存款，其中包括代表团存进银行以便随时支用的活动经费。伍修权当机立断，马上派人去银行，赶在下班之前将余款全部取出。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冻结新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后，接连有几个持我代表团支票的商品推销员找上门来，因支票不能兑现急得满头大汗。原来，主动来访者中也有商品推销员。一天，乔冠华和浦山等看到他们推销的出版物中有国内买不到的《大百科全书》等英文原版书籍，便同伍修权商量从所带经费中挤出一些，一下子买了几套并开出了支票。美国政府冻结中国存款之举，几乎使代表团失信于人。好在代表团抢占先机破解了美方阴招。伍修权马上让人以现金换回支票，才使这些美国商人带着对伍修权一行诚信的惊疑而来，带着对红色中国代表一诺千金的满意而去。这批图书带回国后都发挥了作用，不仅是外交部和有关方面最早的外文资料用书，也因它的版本和来历，成了很有纪念意义的文物。周砚出国时没有来得及置装，临时借了一件旧大衣穿。伍修权特许她在纽约买了一件合体的新款大衣，使她在着装的细节上也更体面地展现出新中国女性的精神风貌。

总之，凡涉及主权与尊严、国格与人格的，事无巨细，伍修权都一丝不苟地严肃对待。他一生淡泊名利，作为新中国的特使赴联合国时却斤斤计较——对美国给予的普通签证耿耿于怀，争外交人员身份；他一向温厚随和，这次却横眉冷对——给与新中国为敌的帝国主义分子脸色看，让国民党残余势力的代表下不来台；他一向节俭，这次却摆起阔来——给美国司机小费一人一百美元；他一向不讲排场，这次却对从伦敦到纽约被安排在机尾甚为不满，回来时指定要坐飞机中间的座位。他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国家的尊严。我们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我们应当受人家尊重。”

伍修权一行就这样通过安理会会场之外的战场，在美国公众中，在国际舞台上，为新中国、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起新的形象。而这一切，都是在北京大本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2月13日，周恩来复伍修权、乔冠华电：“同意你们于事毕后准备回国，但动身日期可预定于会开完后第三日，第二日则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14日，周恩来复伍修权、乔冠华电：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可用，但还应加一段话：“……奥斯汀先生所赞成的在朝鲜首先停战的真正意图，就是要求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束手让美国侵略军在朝鲜继续侵略，就是要求台湾仍然被美国武装侵占，就是要求日本军国主义可以被麦克阿瑟重新恢复起来，就是要求美国人民可以被美国统治集团为所欲为地驱入到战争深渊。”

12月16日，新中国代表团遵照周恩来指示，在联合国安理会所在地纽约成功湖举行记者招待会，邀请了各国特别是美国新闻界人士。面对各国记者，伍修权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在揭露了美国操纵联合国以休会方式不让新中国代表发言，封锁中国人民正义呼声的企图后，把准备在安理会政治和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分发给大家。发言列举了美国对中国干涉、侵略的种种事实，指出美国当前对中国台湾和邻国朝鲜的侵略，其目的都是为了取得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为此，中国人民不得不奋起抗美援朝以保家卫国。这一发言除了重申伍修权11月28日在安理会会议上发言时提出的制裁美国、制止侵略的三项建议外，还附发了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历史文献及史料摘录，美国为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而使用的各种美国武器与军事装备的图片集，美国侵略朝鲜时对中国领土进行轰炸破坏造成损失的统计图表，具体而形象地揭露了美国对中国的侵略罪行。包括美国记者在内的各国记者，都获得了（有的还是主动来索取的）中国代表团所分发的发言稿及相关资料。尽管这些记者出于各自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对伍修权的谈话及代表团分发的资料，作了不同的报道、转发和摘引，但无一例外地在各国报刊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中，再一次使红色中国及其严正立场成为各方人士的聚焦点。

据事后了解，美国政府所以同意联合国邀请新中国派代表去纽约，有一个意图是想与红色政权拉上关系，以免中国完全站到苏联方面去。因此美国试图趁新中国代表来美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机会，设法同新中国方面进行接触以沟通关系，争取有转机的可能。哪知新中国的代表团一到纽约，就旗帜鲜明地同美国政府及其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毫无妥协的迹象，更拒绝同美国官方的任何私下接触。加之这时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连连溃败，使美国在文、武两大战场上都陷入被动，因此恼羞成怒，试图先取消新中国代表在联合国的发言机会，再迫使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援朝战场。鉴于代表团在联合国的活动实际上已被迫中止，国内指示伍修权一行适时回国。

新中国代表团在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后，做了两天的收尾工作。将原定在联合国会议上的其他发言稿，送到联合国秘书处，要求他们作为会议正式文件提交大会，又与苏联等各国代表及友好人士道别，于12月19日启程返国。由于这时已近年底和圣诞节，伍修权在纽约机场发表的声明中，一开始就说：“我们祝贺美国人民圣诞节快乐，新年愉快。我们是为了和平、为了恢复远东的和平而来到这里的……虽然我们制止战争的和平提案被英美统治集团未予应有的考虑即加以拒绝，可是我们并不失望。我们将为和平而继续奋斗。”

第二天上午飞机在伦敦降落时，代表团一下飞机就被各国记者包围了。好在伍修权对此已有准备，他和乔冠华商定并起草了一个对记者的谈话稿，这时就不失时机地面对接连不断的提问和照相机闪光，发表了又一次公开谈话。伍修权针对美国因为在朝鲜战场失利，想用“首先停火”来束缚中朝军队手脚以挽回败局的图谋时说：“蒋介石在（美国）马歇尔将军帮助之下曾经对中国人民摆布过同样的圈套，中国人民对此不是没有经验的，我们愿意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揭穿这个欺骗。”“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热烈希望能在不受侵略和侵略威胁的状况下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政府一向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当前世界的各种重大问题，首先是和平解决由于美国统治集团武装侵略台湾和朝鲜所引起的远东问题。这一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虽在美国统治集团的操纵之下拒绝我们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基本方案，我们仍将尽一切努力争取远东问题的和平解决。”最后他请记者们向爱好和平的英国人民转达他的敬意。

代表团在伦敦因为转机停留了一天，12月22日才飞抵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三天后到了莫斯科。伍修权在率团出使联合国安理会的过程中，周恩来的电报接二连三传到伍修权手中。他从中看到的是周恩来对“把这一仗打好”的全方位提点：有对主攻方向的确定，有对攻防策略的点拨，有对战场态势的预见。凯旋之时，一件小事又使伍修权感受到了来自周恩来的无微不至的关爱：周恩来指示相关人员，给中国在国外的民航班机打招呼，留出座位等代表团到达后再起飞，使代表团一行能在1951年元旦前夕回到首都北京，回到亲人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