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农村“四清”运动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参加农村“四清”运动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1965年10月，中央机关的大批干部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伍修权因为工作中常要与外宾交流双方国内的建设与发展情况，觉得自己对农村现状的感性认识比较欠缺，因而把下乡“四清”当作调查研究的好机会。经多次主动申请，终于获彭真批准参加“四清”运动。

伍修权搞“四清”的地点是安徽西部的六安、霍邱一带，中联部跟他下去的有吴映平、陈清海、洪左君、于洪海等人。他们到安徽后与省委、地委和县委的“四清”工作队编在一起，几个人分管由几个生产队组成的一个点。为了不暴露身份，伍修权临时化名吴光，人们平时都叫他老吴。刚刚下乡时，“四清”工作团的团部为了照顾他这位来自北京的领导干部，让伍修权和秘书于洪海住在六安县木厂埠公社所在的一个小镇上，条件比农村稍好些。伍修权觉得有点特殊化，要求同其他工作队队员一样，也住到生产队去，便在工作队调整部署时，调换到霍邱县的陡岗公社。伍修权和于洪海直接蹲到一个生产队里。中联部另外的几个人，也分布在附近几个生产队里，仍然归他领导。伍修权平时吃饭，也像其他“四清”工作队队员一样，到社员家里吃派饭。按照当时规定，轮到派饭的社员家不得用豆腐以上的好菜招待他们，只许吃普通农家的家常便饭。仍然有点特殊的是，伍修权身边有一个保卫干部，负责他的安全。

伍修权和于洪海住进村外一处旧草屋，四周都是农田，这使他想起在中央苏区瑞金时他与李德等同住的独立房子，屈指算来已有三十多年了，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他深有感触的是，农村的面貌、农民的生活依然令他揪心。他们所在的村子不通电，晚上只能用油灯照明。当地农民的生活很苦，副食主要是腌酸白菜，吃豆腐就算是会餐了。农民住的大都是用稻秆盖顶的土坯房，有的农家连床也是用土坯垒起来的，棉被则破旧不堪。生产队几乎没有副业，农户手头几乎没有现金，只能用鸡蛋向货郎换取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如煤油、火柴、食盐、线等。年终分红时，多数人扣除各项从队里预支的钱，分到手里的现金已是寥寥无几了。有的人到头来还欠队里的钱，成为负债户。所以“四清”工作队员吃一天派饭所付的三角五分现金，对农户来说竟成了一笔不小的收入。伍修权看到这种状况，感慨地说：“中国解放已经十多年了，但农村经济还这么落后，农民弟兄的生活还如此艰难。不下来看一看是不知道的。作为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党员，对此心里不能不感到沉重!”[3]所以，在参加“四清”期间，他总想尽量为当地人民群众多办点好事、实事。除了“四清”工作之外，伍修权还同社员一起去田间参加劳动。农民群众对他还像革命战争年代对八路军一样贴心。他们见伍修权将近60岁了，干农活很费劲，总是挑些轻活给他干。在与贫下中农“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的过程中，伍修权同许多农民交上了朋友，能听到他们的知心话。

“四清”是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背景下进行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许多“四清”工作队下去后，对农村干部队伍严格审查、严厉批斗、大批撤换，打击面过大，严重挫伤了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伍修权本来也是带着这样的任务下乡的，但他作为一名历练丰富的过来人，长期以来养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凡事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仍然十分注重政策问题。他一开始就关照自己领导的工作队队员，一定要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多掌握第一手材料。对干部的处理要慎重，不能偏听偏信，更不能将人“一棍子打死”，要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当工作队队员向他汇报一些干部的问题时，他总是说农村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他们很辛苦，既要参加劳动，又要参加各种会议，挣的工分也不多。即使有些错误，对他们还是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态度。(www.guayunfan.com)

伍修权用政策指导、启发“四清”工作队员，也用政策教育、激励“四清”对象。1965年11月底，伍修权在公社党员大会上说：“在这次四清运动中，清经济已告一段落。多数同志有一些小毛病，只要坚决改，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把革命坚持下去，就是好党员、好干部。有少数人四不清问题严重一些，有没有前途？有前途。只要坚决改，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去做，就有光明前途。如果坚决不改，这就很不好，那前途就很危险了。对坚决不改的干部，我们也应抱有希望，可以等一年半年，愿改的还是有前途的。只要坚决改，都是有希望、有前途的。”1965年12月14日，他在中共六安地区“四清”工作团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四清这一工作有个发展过程：第一个过程，是搞揭露过程，就是揭露四不清，越充分越好，讲过头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工作队同志心里有数。在这个时候，缩手缩脚，群众发动不起来。第二个过程，就是很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落实，这个工作也做得比较好。第三个过程，就是定案以后，最后落实到退赔问题。退赔要根据‘二十三条’的精神，最关键的是合情合理地赔，实行减缓免。这个阶段是政策性最强的阶段，好坏就决定在这个阶段。处理经济四不清问题，也要根据我们党一贯实行的思想批斗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就是思想斗争从严，退赔从宽一点。当然我们每个同志都想努力使退赔工作做得正确，但是不容易，每个案件都做到百分之百地正确，谁也不敢这样保证。这就联系到偏严偏宽的问题。我想，偏严有它的利弊，偏宽也有它的利弊，两者比较起来，偏宽一点比较好；这是比较，不是宽大无边，比较起来偏宽一点好。偏严，会使干部思想不通，长期有抵触情绪，变成我们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一种阻力。尽量做到合情合理，又适当偏宽一点，这样对犯错误的干部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伍修权的指导思想为他所领导的工作队员所接受。这使他所在的那个点上的干部，既受到了教育，又受到了保护，在改选时也多数被留任，没有“打击一大片”。

1965年10月，伍修权响应中共中央号召，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这是1966年春节伍修权在安徽留影

伍修权也曾审查和处理过一个“四不清”干部，这个人的主要问题是假公济私，挪用集体的钱给自家盖房子，不过他的妻子是个劳动模范。伍修权曾多次找这个干部谈话，耐心地规劝他好好坦白交代，争取改过自新。但是这个干部不思悔改，反而对揭发自己问题的群众打击报复，在当地激起民愤。伍修权的好心落了空。即便如此，仍给那人留有出路，只撤了他的职。

据当年跟伍修权一起下乡的中联部干部说，这期间，伍修权与农民打成一片，与跟他下乡的部下也融为一体。住在另一个生产队的洪左君病倒了，伍修权就和于洪海一起去看望他。那是1966年3月的一天上午，淅淅沥沥的雨虽然停了，但乡间小道湿滑难行，稍不小心就会摔倒。伍修权穿着棉衣棉裤，外加一件军用棉大衣，脚穿雨靴，临时找了一根较粗的树枝作为拐杖，在泥泞中徒步走了四公里，来到洪左君蹲点的生产队。安徽的三月天还是很冷，但当他出现在洪左君面前时，已是满头大汗。

1966年春节伍修权（前排中）到安徽淮北煤矿考察（前排右三为王平）

伍修权关爱部属，也与他们一起搞“精神会餐”。那年春节，他们是在乡下过的，大家都不免有点思念亲人。正好吴映平收到一封女儿写来的信，伍修权就让他向大家公开，让同事们分享他的快乐。吴映平的女儿在信中说，爸爸如果一年不抽烟，就能把省下来的这笔钱给她买一辆自行车。伍修权听了说：“烟你可以照抽，自行车也还是可以买。我就不行，烟抽不来，自行车也买不了，两头都没有。”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人们一直记着他的平易近人和幽默，他的关心部属和善做政治工作。

伍修权自己也认为，在“四清”中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但却非常愉快。愉快来自与朴实的农民、年轻的干部同甘共苦，更来自对农业、农村、农民美好未来的预期。出于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情况的关注，参加“四清”期间，伍修权先后走访了当地和周边的几个农田水利建设项目，位于皖西的佛子岭、梅山和响洪甸等处的几个大水库，参观了由淮河中游的淠、史、杭三条河组成的大型灌溉工程。他对这些工程寄予厚望：“当时预计，这套工程设施全部配套运转使用并发挥作用以后，不下五年，当地的农、林、渔业生产以及发电、航运等事业必将大大发展，人民生活也会大大改善，这里的面貌就将大变。”[4]

1966年4月，因外事工作需要，伍修权离开六安。回京后，他并没有忘记同他一起下乡搞“四清”的吴映平和洪左君等，抽出时间登门看望他们的家人，歉意地说：“我把他们带到安徽搞‘四清’，可是我先回来了，他们还留在那里。”接着告诉他们的家人，他们在那里一切都好，请放心。短短几句话，温暖了家属们的心。作为一般干部的家属，部领导亲自登门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

【注释】

[1]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人们习惯称之为“二十五条”。

[2]《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362页。

[3]吴映平、洪左君：《再识修权“四清”中》，见《历史风云中的一代英杰——伍修权》，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4]《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