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袭来之前_竺可桢的故事

暴风雨袭来之前_竺可桢的故事

1965年，竺可桢75岁。近一年多来，竺可桢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走下坡路。他的耳朵重听加剧，听别人说话时，如果离得稍远些就会听不见，接电话也听得不太真切。他的左手小拇指和无名指一直发麻，医生确诊是动脉硬化所致。每当他久坐后站立，特别是在长时间坐车之后或者下蹲后站起时，常常感到一阵阵眩晕，眼前发黑。同时他因皮肤瘙痒症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还伴有眼睛畏光、视力减退等症状。一直都很正常的血压也逐渐偏低，由高压100、低压70降至高压90、低压60。每个星期天，他会和小女儿竺松去北海公园游玩，白塔山并不高，可他登上去后却感到腿软腰疼，中途还要停下来歇好几次，这一切征兆仿佛预示着什么。

竺可桢在日记中自嘲道：“物体下滑时有加速度的物理现象出现，是不是人到了一定年纪后，身体的衰老也有加速度呢？”

尽管如此，竺可桢并未放慢工作的节奏和减轻工作的分量。

医生曾多次劝告他，行动起坐都要放缓一些。但他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时，就忘记了病痛，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年龄，也忘记了医生的劝告。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有许多尚未完成的事业和心愿。(www.guayunfan.com)

这一年，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通力合作，首先在我国成功合成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学科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科学院要及时总结这一科研成果的经验。

这一年，在竺可桢的直接组织和领导下，我国的地球科学工作者对青藏高原进行科学考察，取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工作。

按照竺可桢的计划，接下来的时间，要在这次考察的基础上，把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工作全面深入地开展下去。他向往那片神奇的土地，那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在地质学上又是自第四纪以来地质新构造运动中的最新隆起发育的地方。在地质构造、矿床的形成分布，以及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方面，都具有其他任何地方所不具备的特点。

全面开展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和研究，不仅对亚洲大陆的形成和演化、东亚大气环流的运行和周围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我国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国计民生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更重要的是，竺可桢期盼中国科学家能利用我国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优势，尽快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科研水平，为人类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竺可桢认为，这既是中国科学家责无旁贷的责任，也是他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竺可桢还十分重视和关心农业区划工作，他始终认为，地理学是农业研究的基础，地理学研究应该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由地理学家参加农业区划工作，是解决我国农业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资源、发展生产的有效方法。

多年来，竺可桢一直潜心研究历史气候变迁。工作之余，他打算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课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思考，尽早得出科学的结论。可是，他却时常有力不从心之感。除了身体、工作之外，他还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及种种令他感到非常陌生又困惑的问题。

在科学院内外的不同场合，竺可桢常听到一些有相当地位的人批评科学家写论文是为了追名逐利。竺可桢对这一观点十分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关于科学各领域的研究所出的书和文章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科研论文是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的生产结果，应该鼓励大家写书写文章。”

在科学院的一次院务会议上，科学院领导在安排科学院的工作时，提出了两项新的措施：一是20年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科研水平；二是要以革命精神打破科研机构的框框，科研工作要革命化。本着这一精神，科学院决定成立政治部，各科研院所和研究室也要设政治主任。

这些措施的制定，完全是那个时代“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在这种大背景下，竺可桢主持的许多科研工作，势必要让位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

1965年4月2日至23日，中国科学院党组组织院里的几十位科学家前往山西省洪洞、曲沃、阳泉等地，参观考察那里农村的“四清”工作。竺可桢担任这个参观队的队长。参观队下设了三个小组，一组组长是贝时璋，二组组长是童第周，三组组长是严济慈。

“四清”运动，是当时一场遍及全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竺可桢在参观考察农村的“四清”工作中，以一个科学家理智而清醒的头脑和“实事求是”精神，敏锐地发现了当时中国农村所存在的问题，除了所谓“四清”、“四不清”的问题外，还有许多牵涉到国家政策制定的问题。

在山西省洪洞县万安镇，竺可桢记下了这样一组数字：

万安镇共有4000人，这里的姑娘十六七岁就结婚，仅1964年，全镇出生人口400人，人口增长率高得惊人，达到10%。而在粮食分配中，基本口粮按人头分配，占分配量的80%，工分粮食的分配却只占20%。在此分配过程中，人口不论大小，基本口粮平均分配。这样一来，壮劳力多而小孩子少的人家，虽然贡献多、出力多、挣工分多，但却不能多劳多得。而那些劳力少而人口多的人家，反而能多分得粮食。

竺可桢认为，这样的分配政策起到了鼓励生育、奖懒罚勤的作用。

另外，竺可桢还发现，工业品价格过高而农产品价格过低，这样的价格差不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万安镇公社，竺可桢面对公社干部和全体参观队的科学家谈了这次来农村的感受和认识，直言不讳，着重谈了农村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和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他主张兴修水利，除了种植小麦等粮食作物外，还应因地制宜地多栽种一些核桃、葡萄等经济作物。

时隔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竺可桢在多年前所提出的观点，仍然不能不发出深深的感叹。

假如中国当时就能重视科学，尊重科学家，按客观规律办事，中国的发展将少走多少弯路啊！可是，黎明前总有黑暗，历史的进程并不以人们的良好愿望而转移。竺可桢怎么也没有想到，更大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