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一生做过两个十分相似的梦：一个是在他中进士前，梦见威宁伯王越送他一把宝剑，他不知何意。王阳明中进士以后观政工部，奉命督造王越的坟墓。竣工后，威宁伯的家人以黄金酬谢，王阳明谢绝了，家人不解，王阳明回答说威宁伯已经在自己的梦里把他生前配的宝剑赠给了自己。家人只好把威宁伯生前配的宝剑赠予王阳明，一看，与梦中所见之物完全相同。第二个梦是在王阳明十五岁随父居京时。因他生性豪迈不羁，喜欢察看山形，指点关隘，作行兵布阵之思，在看了居庸关的地形位置之后，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一日，他梦见自己谒伏波将军墓，并赋诗一首：“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诗尚不磨。”伏波将军即东汉光武帝的大将马援，曾南征交趾（今越南北部），不幸染病身亡，人们为了纪念他，在广西思恩、田州境内立有他的纪念碑。居庸关在北，广西在南，山高水远，这其中对于王阳明来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王阳明当时对此茫然不解。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个梦都与军事有关，说明在王阳明的人生履历里，可能还有一段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可当时王阳明没有军旅生涯，是个典型的书生，怎么可能与战争有缘呢？而日后的事实证明：王阳明人生事业的巅峰就是从结束贵阳放逐开始的，具体表现在军事领域。王阳明生前所做的这两个梦，第一个已经应验，而最后一个梦在他临死时才应验，而那已经是嘉靖七年（1528）的事了。
从正德五年（1510）到正德十二年（1517），王阳明的生活是平淡却充实的。所谓平淡，就是在政治上没有更大的建树，只是做了几年普通的官员。正德五年三月，朝廷命王阳明为庐陵知县（正七品），对比以前的职务是降级了。在这个位置上，他只干了九个月，就被调入朝中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主事，一个六品官员；不久，改为吏部验封清吏主事，一个管仓库的官，还是靠朋友帮忙才得以调动，也只是平调；正德七年（1512）十二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五品）；正德九年（1514）四月，升南京鸿胪寺卿，一个负责对外事务的官员。至此，王阳明才称得上是较为体面的朝廷官员，可距巡抚以上的封疆大吏还有较长的距离。
尽管这几年的官宦生涯是平淡的，可王阳明还是在自己的权限内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当了庐陵县令以后，“首询里役”，了解百姓困苦，“察各乡贫富奸良之实而低昂之”，了解百姓生活贫富差距及社会风气的忠伪之实况。原来的庐陵县，“狱牒盈庭”，即囤积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他到任之后，“不断甄断”，进行了认真的平反、甄别冤假错案，而且“慎选里正三老”，加强基层教化工作，并“谆谆慰父老，使教子弟，无令荡僻”，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使“囹圄日清”。尤其是有一次城中失火，火借风势，十分危急，王阳明“身祷返风，以血禳火，而火即灭”，以自己的鲜血去祭祷上苍，终于使大火熄灭。这说起来有点玄乎，可史书上却如此说，笔者只好实录。在建设县城的过程中，王阳明重新设计城中房屋的布局，屋与屋之间留出空道作为断火之源，严禁镇守官员横征暴敛，杜绝乡村借神会活动盘剥百姓，建立保甲制度以加强治安管理，建立驿站和旅馆以方便百姓和来往旅客等。这些举措深得百姓拥护，是以在王阳明死后，老百姓闻之失声痛哭，不是没有缘由的。
在这看似平淡的官宦生涯里，王阳明在学术上却是有长足的进步。“龙场悟道”之后，只要有机会，他都与朋友、弟子分享自己的悟道心得，点化他们的“悟入之功”。回南京经过辰州（今湖南怀化靖县）、常德时，他见到了他的学生冀元亨、蒋信、刘观时诸人，他说：“我谪居两年，没有人可以和我谈学问，回来后看到你们在学问上精进，结识了一些朋友，真是幸事。”接着就与学生谈起他是如何悟“知行合一”之学的：(www.guayunfan.com)
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兹来乃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拏，未知为已，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诸友宜于此处着力，方有进步，异时始有得力处也。（《全集》，1230页）
以静坐进入寻找“良知”的状态，是王学“致知”学问的一大特色，目的是去掉因生活所产生的纷繁杂念、私欲，收回乱糟糟的“心”，使之恢复到一种平淡、清澈的心态。对于此法，当时就有人称其为“禅法”，其实二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对此，后文将有详细的解读。
在这几年里，王阳明在学问上的收获，还在于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帮助——湛若水和黄绾。湛若水字甘泉，是明中叶有名思想家陈献章的高足；黄绾与王阳明的关系，既是朋友，又是师生。开始是朋友，因佩服王阳明的人品与学问，甘为弟子；后又是王阳明的儿子王正亿的岳父、监护人。因王阳明死时，王正亿只有二岁，王阳明就把家事托付于黄绾。黄绾日后官至礼部尚书，还为王阳明遭受的不白之冤进行申诉，此是后话。三人在一起，开始实践如何做“圣人”，如何致“良知”。而致“良知”的方法是：“要为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育之地。”实际上就是静坐，去掉私心杂念，进入一种“真性”状态。这一年是正德五年（1510）。
正德七年（1512），王阳明开始正式招收学生，据《阳明先生年谱》引《同志考》记载，第一次招收的学生有穆孔晖、顾应祥、郑一初、方献科、王道、万潮、陈鼎、唐鹏、黄绾、蔡宗衮、徐爱等二十人。
在这段时间里，王阳明对学生讲了些什么呢？据他的妹夫，也是弟子的徐爱回忆：
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功夫，明善是诚身功夫，穷理是尽性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约礼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全集》，1235页）
这段话的意思是：王阳明建立的学派才是真正的孔孟正宗、嫡传，其他均是“左道旁门”。因王阳明做学问的路子是以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作为蓝本，以静坐为手段，其次归结于“心”，形成最终服务于“民”的学问，以达到“诚意”“诚身”“尽性”和“尊德性”的境界。对此，王阳明自己也认为：
吾幼时求圣学不得，亦尝笃志二氏，其后居夷三载，始见圣人端绪，悔错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故不易辨，惟笃志圣学者始能究析其隐微，非测忆所及也。（《全集》，1237页）
王阳明的意思是：从十六岁到三十七岁，一直到放逐贵阳之前的生活，走的不是正宗的学术道路，所学亦不是正宗的儒家文化。也就是说，他在听信人言后所学的朱熹思想和自己笃信的二氏之学不能使他达到“圣人”的境界，都是“傍蹊小径”，致使他虚度了二十年的光阴。现在他明白了“圣人”不当外求，只能“内修”，不是胶柱鼓瑟地去格尽天下万物之理，因天下之理是“格”不尽的，这只能误人，只要诉本心的“良知”就可以了。因此，王阳明才敢说自己的学术是儒学上宗，其他都是邪说。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后文将有详述。
正当王阳明招学生，讲学正酣的时候，上苍又把他引向了另一条路：去领兵打仗。按理，王阳明不是武举出身，没有军旅、战争经历，又患有严重的肺病，走几步路都气喘吁吁，手无缚鸡之力，完全不是一个赳赳武夫的形象，可上苍就选他去保卫大明的江山。考究历史，明代有两个文臣领兵作战并建立了殊勋：一个是开国文臣刘基（字伯温），一个半仙式的学者和智慧的化身；另一个就是王阳明，前者是开国，后者是中兴。
尽管王阳明没有当过兵，可从他懂事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对军事学怀有极大的兴趣：十五岁在登居庸关时，按行兵布阵的理论，指点山川形势，留心边境烽火；二十六岁时，兵家秘籍，莫不精熟，每遇宾客，尝以果核列阵势为戏，甚至被人讥为“妄”；中进士之后，朝廷命他负责督造威宁伯王越坟墓的修造，他就以役夫为兵，休食之时，推演“八阵图”。说明王阳明尽管是一书生，可血管里无时无刻不在涌动着战争热血，所以王阳明的军事学基础是有的，唯一所缺的就是真刀真枪地去驰骋沙场了。
对于王阳明的军事才能，放眼当时满朝文武，只有一个人是欣赏的，那就是兵部尚书王琼（字晋溪）。就在王阳明以果核为兵摆阵势，以役夫布“八阵图”被人当作笑谈时，王琼看出了这个貌不惊人的青年人乃军事奇才。就像三国时的邓艾，平时说话结巴口吃，可每到一处地方就指点山河，何处可扎营，何处可埋伏，作统帅模样。别人在旁发笑，可司马懿却认为这个口吃的青年人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就跟他儿子司马昭说，以后平蜀非此人不可。王琼对王阳明也是这样，据史载，王阳明死后，王琼找来一张王阳明的画像，焚香悬对，与画像“契若面语”，像与生人对话一样，口中念念有词。有时左手牵着自己的孙子，右手指着王阳明生前发来的捷报，对孙子说：“生子当如是哉”，大有如当年曹操大发“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慨一样。所以，王琼是王阳明的“伯乐”。
经过成化、弘治两朝四十一年（宪宗朱见深在位二十三年，孝宗朱佑樘在位十八年）的承平之世后，明王朝这艘巨轮开始到处漏水了：在北方，蒙古族残余在边境上不时燃起烽火，边境一日数惊；在南方，苗、瑶等山寇之乱遍布闽、粤、赣、湘、桂数省，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几成明王朝的顽疾。对于这些山寇，朝廷曾派御史曾喻率兵围剿，但这些山寇占据有利地形，与官军周旋，使朝廷每次围剿都是无功而返，最后只好以招抚了事。可每抚一次，山寇之胃口、要求就大一次、高一次，以致造成屡抚屡反的局面，让皇帝伤透了脑筋。当明武宗再次问兵部尚书王琼谁可担当此任时，王琼向皇帝推荐了王阳明，于是皇帝下诏，晋升王阳明为都察院佥都御使，巡抚湖广、江西、广东、福建军务。到任后，王阳明发现自己事事受制于人，束缚了手脚，事前要请示，事后要报告，这是打仗的大忌，就向皇帝要随时处置的权力。看完奏疏后，皇帝问王琼：“如何？”王琼道：“权力不交给此种人，还交给何人？”于是，武宗又下诏：
王守仁著提督南、赣、汀、漳等处军务，换敕与他。其余事宜，各依拟行。钦此。
实际上，武宗皇帝等于授予王阳明一把“尚方宝剑”，有点类似古人所云“阃以内，寡人主之，阃以外，将军主之”的味道。王阳明凭着这把“尚方宝剑”，左砍右杀，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平定了横贯五岭、深入四省的数十年的山寇之乱。所以，也是客观的社会现实为王阳明施展军事才能提供了舞台，朝中大臣及皇帝的赏识也为王阳明实现自己的功业抱负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王阳明一生指挥的大的军事活动，如按时间、地域、性质、对象来说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从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到正德十三年（1518）四月的福建、广东、湖南、江西的平山寇之战。其作战对象是为害这四省的数股巨寇，其中有横水的谢志珊、谢志田诸人，号称“征南王”；桶冈的蓝天凤、蓝八苏、胡观等人，号称“盘皇子孙”；浰头的池仲容等，号称“征北王”。这三股巨寇所辖人数各近万人，占据较广的地盘，称孤道寡。除了这三股巨寇之外，还有鸡湖贼首唐洪，杨梅贼首叶志亮，左溪贼首薛文高，朱雀坑贼首何文秀，下关贼首苏景祥，义安贼首高文辉，密溪贼首高玉瑄，丝茅坝大贼唐日富，长河坝贼首叶三梅，伏坑贼首陈贵诚，龟坑贼首蓝通海，赤坑贼首谭日荣，双坝贼首李斌，等等。这些山寇人数多少不等，少的仅数百人，多的上千人，与前三股巨寇互为表里，活动于五岭崇山峻岭之中，使朝廷奈何不得。
对付这些山寇，王阳明的方略是：军事、政治双管齐下，采用分进合击，分兵把口，布置疑兵，吃一挟一看一等战略战术手段。用王阳明自己的话来说是：“一鼓而破横水，再鼓而灭桶冈，全师克捷，又一股而破三涮，再鼓而下九连。”（《全集》，376页）用兵不过数千，而且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民兵，至于正规兵“狼兵”，几乎没有用上。就凭这些临时组合的杂牌军，王阳明以不世出之智，立下如此奇勋，所以，日后攻击王阳明的人即使再心怀偏见，对王阳明江西平寇还是十分佩服的。关于此次平叛的具体方略及过程，后文有详述。
第二次大的军事行动是正德十四年（1519）六、七月份的平江西宁王朱宸濠之战。如果说江西山寇对于明王朝来说只是癣疥之疾，那宁王之叛乃是惊心动魄的巨变。在这次平叛中，王阳明不仅表现了良、平之智，还表现出了韩、白之勇，把他的用兵艺术推向了巅峰，与古代军事家并列。
宁王朱宸濠乃江西靖王朱奠培之孙、康王朱觐钧之子，其先祖乃太祖十七子朱权，洪武二十六年被封为宁王。宁王骁勇善战，尤以善谋著称，燕王朱棣为了夺取侄儿朱允炆的天下，极力拉拢朱权，并许以“事成，当中分天下”的承诺。可事成之后，朱棣悔诺，不仅不中分天下，还把朱权远封在江左的南昌，并时常派人监视，还唆使人诬告朱权谋反。而朱棣又出面替朱权说情、担保，一来一往，一红一白，整得朱权没有脾气了，唯求平安终此一生。所以说，朱棣欠了朱权一份人情，确是实情。
到了靖王朱奠培时，宁王一族与朝廷相安无事，可到了朱宸濠时，他就想把祖宗欠下的债务由他来讨完了。据史传：朱宸濠始生时，靖王梦见一条蛇把室内的人都吃光了，第二天早上，又有许多乌鸦在屋顶上叫。刚做完梦，宫人来报告，他添了个儿子，可靖王想到昨晚的梦，心里越发不是滋味，觉得要大祸临头似的。所以靖王临死时，也不与这个儿子诀别，足见其厌恶的程度。长大后的朱宸濠尽管聪明，但是行为轻佻，曾对左右心腹说：“成祖欠我们家一笔账，该还了。”可惜的是朱宸濠不是这种“讨账”之人。为了造反，夺回属于自己祖宗的那一份天下，朱宸濠处心积虑准备了十多年。他知道明武宗朱厚照荒唐，大太监刘瑾把持朝政，就极力拉拢贿赂刘瑾。刘瑾被诛后，他又拉拢、贿赂兵部尚书陆宪，宦官钱宁、臧贤等，可以说，武宗身边的宦官都受过宁王的贿赂。同时，宁王还“礼贤下士”，结交俊彦之士，如致仕都御使李士实、举人刘养正等人都被他拉了过去。他曾想拉拢王阳明，但没有成功。也因为这一点，给王阳明的政敌日后攻击王阳明找到了口实：王阳明原与朱宸濠是一处，后见朱宸濠将败，才反戈一击。为完成举事，朱宸濠又以王侯之位广搜民财以招兵买马。一切准备得差不多了，朱宸濠就预备在自己六月十七日生日这一天宣布起事，自己即位当皇帝。之后，率二十万大军发动北伐，把武宗推下去。
常言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朱宸濠辛辛苦苦十几年的精心准备，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被王阳明击得粉碎。
谈到王阳明之所以能擒服朱宸濠立下大功，有个人不可不提，那就是兵部尚书王琼。说起来，王琼还是一个颇具眼光的战略家，他得到御史胡世宁的密报，说江西宁王图谋不轨，于是就不动声色地布起局来：首先把王阳明升为都御使去江西剿山寇，然后把王阳明安排在江西与福建之间往来公干，一有动静，就可布置方略。有一次，王琼对其属下主事官应典说：“我置王某于江西，与之便宜行事敕书旗牌，将施何用？”意思是他派王阳明去江西平山寇是一次深谋远虑的战略行动，目的是预防“或有他变”。一旦宁王起兵，又有山寇之助，势必造成不可控之势。六月初，有人报福建军人边贡鼓动一些军人哗变，他就派王阳明前去调查此事，并授予“便宜行事”的皇帝敕书。实际上，他是让王阳明借查叛军之事为名，身居上游，关注宸濠的动静，以虞不测之变。他对应典道：“此小事，不足烦王某，但假此以牵，便宜敕书在彼手中，以待他变。”意即给一份“便宜行事”的诏书给王阳明，要他关注宸濠的动静，实际上是给了王阳明一把“尚方宝剑”，一旦有情况，王阳明就可以顺利组织义兵，扑灭叛乱。因此，王阳明的平叛胜利，与王琼的战略性安排有很大的关系。
从军事角度分析，整个平定江西叛乱战役可分为三个阶段：情况分析、战略决策、组织实施。时间从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五日至七月十六日。一环扣一环，一次蓄谋已久的反叛朝廷的军事行动被王阳明不显山不露水地平息。按宸濠原来的设想：首先沿江而下进南京即位，造成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然后举兵北伐，与武宗大战于中原，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就算北伐不成，偏安江左，调兵闽、苏、赣、浙等几个富庶的省份，也不失为一着高棋。诚如《阳明先生年谱》附录所言：“爰及逆藩称乱……旋凯奏功，速于吴、楚之三月，出奇决胜，迈彼淮、蔡之中宵。”（《全集》，1354页）亦如《世德记》附录所言：“使时无守仁……安庆卒破，金陵不保，长驱北上，应援蜂起，腹心阴助，京师存亡未可知也。”（《全集》，1461页）意即没有王阳明，整个大局将不可收拾。
王阳明是如何具体施计用谋，运筹帷幄，并决战于两阵之间，留待后文述之。
第三次大的军事行动是平定广西的苗、瑶族之乱，时间是从嘉靖六年（1527）五月至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王阳明奉嘉靖皇帝之命，以总督两广、江西、湖广军务、巡抚广西的身份出征思恩（今广西平果县）、田州（今广西百色、田阳）。之前的土官岑猛作乱，朝廷遣都御使姚谟征之，岑猛父子被擒，宣布平乱结束，朝廷论功行赏。可没过多久，岑猛手下的几个头领庐苏、王受等人以岑猛的名义又一次发动数万人的反叛，姚谟又以四省之兵围剿，可久而无功，遭到了巡按御史金石的弹劾，被逼致仕。为平定土著的反叛，皇帝采纳大学士、侍郎张璁和桂萼的推荐，再一次起用王阳明，具体的官衔是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兼广西巡抚、佥都察院左都御史。此时的王阳明已经五十六岁了，而且肺病日重，已经到了人生油尽灯枯的时刻，于是上书力辞，可皇帝不允，只好拖着病躯上战场。
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十八日，王阳明抵达广东肇庆，二十日到达梧州“开府”（组建战时司令部）。进入梧州后，“沿途咨访，颇有所闻”，就是沿途对作战对象、敌我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得出一个让人吃惊的结论：“岑猛父子固有可诛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此者，则前此当事诸人，亦宜分受其责。”意思是造成目前这种局面，作为政府也要担当相当大的责任。这些瑶、僮之民之所以作乱，在很大程度上是“官逼民反”，是朝廷政策有误所致。因政治腐败，朝中上无可任之将，下无可用之兵，如有情况又必须倚调土官狼兵，一旦事毕，又弃如敝屣，功归于上。平时苛捐杂税如牛毛，流官盘剥，为防土人反叛，政府又养民兵数千，养兵之费又由土人承担，使当地人民穷苦极甚，为活命才作乱。而且思、田地靠交趾，深山绝谷，瑶、僮之民世代生存于此，剿不胜剿，与其这样，还不如存土官，借其兵力，作为国家的屏障挡住外敌入侵，“若尽杀其人，改土为流，则边鄙之患由中土承担”，则永无宁日。而且反叛的庐苏、王受诸人尽管是土官岑猛属下，亦曾作恶，但有强烈的改造向善之心。
根据对各种情况的分析，王阳明向朝廷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十患”“十善”“二幸”“四毁”的平乱之策以及如何处置地方以图久安之疏。这套方针不是以军事进攻为主，而是以招抚为主，这与以往两次大的军事行动有很大的区别。这套方针还包括改革土司制度，建立以土制土、以流辖土、土流结合的民族治理模式。同时，王阳明还设立了县治、要塞，建立学校，采取安抚灾民等一系列的措施。
这些方针突显了王阳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睿智和清醒的政治战略水平，当然，这些措施所产生的效果也是很大的，不费一枪一刀一钱，就根除了数百年来让朝廷头疼不已的瑶、僮民之乱。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思、田之乱后，王阳明准备以军事手段解决另一处的瑶民之乱，地点在八寨（今广西忻城、上林）、断藤峡（今广西东兰一带）。八寨、断藤峡地处今广西的中南部，此处南通交趾，西接云贵，东北与牛肠、仙台、花相、风门、佛子（在柳州以西、上林以东地区）及柳州、肇庆、古田相连，延袤二千余里。因地理形势十分险峻，当地瑶民土著盘踞山谷，凭恃险阻，东掠西蹿，南摽北突，有众数万，为害岭南一百五十多年。如天顺年间，都御史韩雍统兵二十万，破其巢穴，兵退未久，乱民复攻陷浔洲，据城大乱。
于是，王阳明决心采取坚决剿灭的军事行动，其具体方略是：制造假情报，散布假消息，多方设策，夜发精锐，攻其不备。在围剿的过程中，王阳明仍实行“首恶必惩，胁从不杀”的原则，在进攻中，减少了不少阻力。整个军事行动从嘉靖七年（1528）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七日，俘斩“乱民”近万名，而王阳明只用了八千土著之兵，而且都是岑猛属下庐苏、王受等人的“降兵”，钱没花费几万，就扫平了数百年的岭南之患，确是数百年来未有之奇功。他自己也颇自负地总结：这些“贼”是历来征剿所不能克的顽匪，他只用了“八千归乡之兵，斩获了三千有奇，巢穴扫荡，一洗万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具体如何用兵，后有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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