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情操及人格魅力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高尚的情操及人格魅力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二、高尚的情操及人格魅力

邓演达从幼年时期起便接受军事教育，后又长期过着集体生活，养成了他的严谨的、重纪律的生活作风和习惯。他身材魁梧，仪表端庄，声音洪亮，精神抖擞，给人以雄壮威严的印象，一望而起敬。据当时黄埔军官学校学生郑洞国的追忆：邓演达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但严而不苛，威而不猛，谆谆教导，态度诚挚，而且以身作则。他恪守军纪，精力充沛，经常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马靴，走起路来，步履均匀有力。每参加学校举行的全体师生大会，他总是正襟危坐，不论时间多长，天气多热，都毫无倦容。[18]

他早年即离开家庭，一切生活事务，多是自己动手，不假他人，自此养成自动自觉精神。由于他多在艰苦环境下奋斗，故能深深体味世态炎凉。他爱憎分明，非常痛恨那些吸人膏血的剥削者、压迫者，指斥他们为臭虫、虱子、蛀虫。他最讨厌那些朝三暮四的伪善者，他特别憎恶汪精卫变幻无常，软弱无能的可耻行径。他常说，那些忠实于自己的主张，言行一致的人，虽失败也不失为“殉道者”。他唯独憎恨那些见风使舵、全无主见的“变色龙”，称他们生则为“蛀米虫”，死亦是欺世盗名的“可怜鬼”。

邓演达虽然学识渊博，但总是喜欢倾听他人意见，如有不同见解，至及争论，他必反复辩证，不厌其详，从无疾言厉色，使他人屈从自己的意见。凡涉及政治原则问题，邓演达很少放弃自己的观点，而总是以事实和阐发理论来使人心悦诚服，从不采取教条式的或训令方法强加于人。与朋友们通信，也尽力委婉尽致地阐明事理；涉及时局、社会的探讨，思想、学术的批判，则洋洋洒洒，滔滔不绝，举笔直书，毫无忌讳，间中还夹杂一些诙谐、讽谩，引喻生动确切，愈增文采。

邓演达处事严肃认真，给人以威猛印象，同时又经常在实际斗争中保持最高理想和强烈的乐观精神。他曾说，我们分析事物的时候，不能不用极严酷的态度，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决不会有勇往精神。历史上的大事业家，从客观上说，固然是环境的产物，但从主观上说，这是他们都带有宗教家的精神。[19](www.guayunfan.com)

邓演达生活刻苦节俭，自奉廉洁。宋庆龄曾经这样赞誉他：“曾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会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的对之不屑一顾。”[20]他主张生活不应超出农工平均水平之上，虽然因职务及工作的需要，不能不尽力保持身体健康，但不应和农工大众生活有大的距离。不只目前，要有劳苦贫民生活的锻炼，即在将来革命取得政权时，革命者的生活标准也不应特殊化，这样做可以防止贪污腐化、变节以及脱离群众，只有在农工平民大众的生活提高以后，生活才有提高的权利。他认为刻苦是革命者的“伦理”，但他不是禁欲主义者。他对中国历来所传的“克己”、“窒欲”、“无我”等禁条深恶痛绝，力主提倡“人欲”，强化人的进取创造精神。他认为，中国社会所以僵化，大半是受了礼教先生们主张窒息人欲的影响。只有人人起来，觉悟着，追求着不能离的人欲，然后枯萎的中国社会才会苏生，凝固的社会关系才可攻破，新的人的社会才能形成，一直达到全人类的博爱与互助。[21]

邓演达十分重视友情，与朋友、同志交往，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热情爽朗，诚挚温厚，使人觉得人间友谊之真挚可贵。对于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无论在思想上有过什么不同看法，总是十分珍惜所建立起来的友情，互相深切地怀念着。尤其是对死难者的亲属或在监狱中的朋友及其亲属，更是无时无刻不想办法从精神上、物质上去安慰和支援他们。无论新旧友谊，他都一视同仁，以改造中国社会事业相期许，道义上相互勉励，缓急上互通有无。朋友中偶有困难，有所求助，无不力谋解决。在生死急难关头，他都挺身而出，为朋友、为同志排忧解难，深受朋友和同志们所钦佩和感动。

他有感于家庭和朋友的关系，常抱憾地说：“我是一个最对不起家庭及朋友的人，一面虽以理性制裁自己，但另一面却仍是免不了悬念！”他又说：“我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不能和旧社会的秩序相融合，又不能使新社会的秩序和生活创建起来，结果连累一切和我有关系的人，我真是应该受一切痛苦以自赎。”[22]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到邓演达是以革命的最大责任来作为处理家庭、友谊的准则，因此不免会产生感情上的矛盾。

邓演达来自农村，数十年目睹中国社会的落后、贫穷，以及孔子的教化，产生出十分强烈的憎恨。他曾激动地说，我“‘目眦尽裂’地恨不得把我们的身体立刻变成火把，变成毒药，去烧杀那些摇头摆尾、人面兽心的礼教先生、孔子信徒、及其老祖宗——孔教”。[23]他大声疾呼革命民众翻身起来后，第一件的工作，就是“推翻孔庙，把那些所谓‘正人君子’、‘缙绅先生’先行捆绑起来，把什么《孝经》、《礼记》、‘子曰’、‘诗曰’等等烧个一二十万部”。[24]他认为孔教“实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所以痛苦的中国平民应该和它——孔教——不共戴天”。[25]邓演达对代表封建势力的蒋介石集团如此坚决地斗争，如此坚决地反对封建礼教，这也是他贞洁品质的一个反映。

邓演达经常是紧张、忙碌地工作和生活着。在广东工作时，东征西讨，军事纷忙不已。在黄埔军校时，从筹备到离开该校，所有实际工作，都由孙中山、廖仲恺委托经办，事事都要落实到位。在北伐时期，更是纷忙不已。他住在武昌，经常坐一部小汽车奔驰在总政治部、湖北省政府、武汉军校、武汉行营等各工作地点之间，还不时到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开会或处理事务。他日夜忘我地工作，吃饭、休息都十分紧张，繁忙时只能且飧且谈。他头发长了，满脸胡子也没有时间料理，人们习惯称他为“长发子”，有时竟以此成了代其姓名的专有名词。在那近十年的时间，他除偶有病入院治疗外，无所谓休息日。在十分疲惫的情况下，他还是军容整肃，履声托托，听声便知其人。他遇事镇定，作风果断泼辣，对已定目标绝不动摇，非达目的不已。在武汉时期，他集军事、政治、党务、民政等重任于一身，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写了好几篇长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在深夜动笔写成的。他奋笔疾书，每篇写就，常至天亮。例如1927年6月武汉形势恶化，邓演达被迫出走，他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公开信，就是在深夜写成的。翌晨，他即离开武汉，化装远行，可见他的工作效率和时间的紧张。

1928年邓演达旅居德国，住在柏林的一般公寓，生活十分简朴。他把节省下来的费用用来购买书籍达300多册，回国时都随行李带回上海。他虽然身居要位，但廉洁自持。他在广东任第三团团长时，组织“断金学会”，集资万余元，储作备用，从不个人乱花。他1927年出国的费用、国内来往联系交通的费用及对一些困难同志的资助，都取自于这笔费用。

邓演达在国外除刻苦自学外，还经常与一些外国学者及政治、社会活动家会晤或通讯，其中有德国、英国和保加利亚人。邓演达通晓德语，所以他参加国外人士的集会讨论，和外国朋友旅行，并不感到有语言困难和隔阂。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在上海秘密居住。最初，同志们为他租过两处比较豪华的房子，一处在愚园路愚园坊，一处在格罗希路大福里。当时上海环境险恶，斗争复杂，为了邓演达的工作活动方便以及安全保障，对此并不为过。但邓演达认为月租太贵了，太浪费了，不同意住进去。当时正好有一位同情革命的银行界同乡某君，请邓演达住进他家的一所小洋房的三楼，环境安静，一切起居饮食都甚方便，邓演达才安然居住，可见他的节俭作风。为了工作安全，行动隐蔽，邓演达经常穿中国长袍，掩人耳目。他外出会客或与同志见面，常在晚间进行，经常工作到深夜十二时以后，甚至凌晨三四时始返回寓所就寝。每次都是徒步回寓所。对此，他风趣地说，深夜步行，可以劳其筋骨，锻炼身体。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工作迅速开展，各地来往人员甚多，日必数十起。邓演达经常亲自接见面谈，亲自批答，重要事情则提交干事会商议解决，从无迟误拖延。他这种高效率和亲力亲为的办事作风，一贯如此。所以，邓演达曾将自己喻为一匹负重的驴子，在漫漫长途中行进着，也许有一天背负着重担，倒毙路旁。[26]果然，他壮志未酬，惨遭毒手，英年骤折。

邓演达在短短的一生中，显示出非凡的才能、过人的精力、高尚的人格、严格的自律、沸腾的感情、忠诚的友谊，是一位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人才，为朋友们、同志们所钦佩和仰慕。周恩来对邓演达的评价是：“这人的人格很高尚。”[27]宋庆龄更是深知邓演达的为人，称他是“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始终过着最朴素可为楷模的生活”；“有渊博的知识及明锐的识断，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能获极大的教益”。[28]1981年宋庆龄为《邓演达文集》出版及他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亲笔题词：“邓演达同志艰苦卓绝，忠勇奋发，忠实革命。”[29]与他同时代的战友、朋友、同志，他的部下、学生至今仍衷情地怀念着这位良师、益友。

黄德辉老人，当时在武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宣传科邓演达手下工作过。据她回忆说：“当时称邓演达为邓先生，是很尊敬的称呼。邓先生个子高大，平日板起面孔，不容易看到他的笑容，我们都很怕他，但又特别喜欢听他演说，很生动，入耳入心。他走路很快，男人要跨大步急行才跟得上，我们女人就更跟不上了。”她当时曾和另一位女同志舒舜华（后与丘学训结婚）私下议论过邓先生，“说邓演达是最有男子汉气概的男人”。[30]

当然人无完人，像邓演达这样的成熟的伟人，在平常的日常言行中也有不足的地方。据杨棠逸著的《邓演达》一书中所指出的：“似感他处理问题果断中略嫌主观稍重，对待事物威严中略感粗放欠细，有奔放有余而涵蓄稍欠之感。他在环境紧急，感情紧张中也会出现疏忽失误之处，但他从不掩饰，不诿过。邓演达不足之处，如日月之食，不掩光华。这为朋友、同志所共晓。”[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