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被“逼上梁山”留给我们今天的深远思考

闻一多被“逼上梁山”留给我们今天的深远思考_闻一多的故事

虽然2009年11月才届临闻一多110周年诞辰，但是为了更好地纪念闻一多诞辰110周年，闻一多基金会和中国闻一多研究会联合开展的第二届闻一多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于2008年6月，就在武汉大学社科部和文学院网页上向国内外的闻一多研究工作者发布”评奖实施细则”公告，即凡1994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期间在依法公开出版的关于闻一多的研究专著、编著、译著、年鉴、普及读物、影视剧本等成果，以及在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发表的闻一多研究论文，均可申报参评闻一多优秀成果奖。随后的7月初，《光明日报》也刊发了这种内容的消息。2008年11月，来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闻一多基金会的7位著名专家聚会珞珈山，组成由北京大学孙玉石教授为主任的评委会。他们根据评奖实施细则中的评奖标准，严格审阅参评成果并按照预定的奖项设置，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如期决出一等奖2项，二等奖7项，三等奖15项，优秀奖7项等。

我们当然认为这是一次重要并且极具重大意义的评奖活动。我之这样说，并不仅只因为该项活动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以及高规格的组织领导和严格的评奖标准，也不在于为迎接2009年11月召开的闻一多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暨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在其一年多前就开始准备并评出这些参评和获奖范围均包括国内外学者因此具有国际价值的奖项。虽然根据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就能说明闻一多基金会和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对这次闻一多纪念活动的重视并让我们认识到这次纪念活动的意义重大，但是，笔者则根据这次评奖时间跨度之长奖项之多并根据2009年11月闻一多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暨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而且取得最佳效果的同时，从某一角度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更切入实际地纪念闻一多。

应该说，闻一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我之这样说，当然主要因为他之后期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并且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他被严酷的生活“逼上梁山”后从“艺术的忠臣”到“人民的忠臣”的彻底转变，更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反对当时国民党独裁腐败政权并为推进“民主主义”制度建设所作的坚决斗争，尤其他“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最后一次演讲后慷慨悲壮的牺牲，就更让人敬佩。这样，就使他载人到中华知识分子精英行列的史册。虽然如此，但闻一多从其前期执著地追求艺术之唯美主义的“效率”到其后期坚定地追求艺术之功利主义的“价值”却经历了一生的漫长阶段进行探索，并且，无论其前期的探索还是后期的追求，其言行所为都达到极致。我们从其前后变化的历程看，闻一多在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当中，是最为典型的一位。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典型的知识分子，闻一多较之鲁迅亦不逊色。这即闻一多如屈原成为爱国的“共名”一样，屈原的爱国表现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并且“虽九死其犹未愧”，闻一多的爱国表现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并且“爱他的人民”。对祖国和人民有着如此真挚情感的闻一多，面对着当时贪腐政权下人民包括自身的磨难，这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觉醒并向当时专制独裁的国民党腐朽政权发出震天的狮吼。虽然闻一多在其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转变后曾经公开表示忏悔并愿意向鲁迅学习，但是他之转变的原因和历程乃至无论转变前后的极端表现，都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思考空间而咀嚼不已。虽然鲁迅也有前后两个时期迥然不同的表现，但鲁迅是从信奉进化论到相信阶级论的转变，从启蒙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从反封建到反独裁的提高。只是由于鲁迅伊始就具有坚定不移绝不妥协的斗争性高起点，以致给人的感觉即使后期再“高”也缺乏波折似乎无有所变。然而闻一多给人的印象却不然。他之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历程的巨大反差即从“艺术的忠臣”转变为“人民的忠臣”，从绅士转变为“斗士”，从对“国家主义”崇奉到对“人民至上”呐喊这种根本性转变，就较之鲁迅在知识分子中更具典型意义。因为，闻一多转变的认识意义超越了他个人范围而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象征。

由此，当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反对独裁追求民主而殉难60多年后中国人民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笔者越发联想到闻一多基金会和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为迎接2009年11月闻一多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暨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所进行的第二届闻一多优秀成果评奖活动意义重大。尤其评委会在评奖过程中根据“评奖实施细则”中的指导思想和评奖标准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注重思想性和学术性统一的原则，评出诸多在闻一多研究和宣传中那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所创新、有所建树、有所贡献，具有较高学术理论价值或实际应用价值的佳作奖榜有名，不仅以此总结过去闻一多研究的经验，而且更能激发今后的闻一多研究取得更大成就。虽然如此，但笔者认为这还不够，因为纪念闻一多不能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和评奖活动，同时更要把纪念闻一多的活动推向整个社会尤其各级政府部门以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努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最终达到执政为民和执政兴国的目的。(www.guayunfan.com)这样，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纪念闻一多就成为此研究内容的终极话题。

笔者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就要以闻一多为榜样并向他学习。

但向闻一多学习并不仅限于学习他热爱“色彩”，热爱“生命”的表现，也不仅限于学习他前期追求艺术的“效率”，后期追求艺术“价值”的表现，还不仅限于学习他人格的崇高乃至他在所涉领域都能做出成就的结果，而是在综合学习他这些方面的同时，更要学习他之“爱他的祖国”和“爱他的人民”的崇高精神以及光明磊落，一生孜孜不倦执著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最终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并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人民的根本利益勇于赴汤蹈火的不怕牺牲精神。闻一多其实是个复杂的存在，我们学习闻一多就要认真考察他一生经历的曲折尤其要弄清并明白他前后期所以迥然不同追求的原因。我们虽然充分肯定闻一多后期之政治和艺术的追求和表现，但是也不简单否认他之前期政治和艺术的追求与表现，因为他前期对“国家主义”的崇奉就是他后期对“人民至上”追求的部分基础。虽然如此，但我们更不能据此就简单肯定他之前期政治和艺术的追求和表现而肆意否定其后期之政治和艺术的追求与表现。因为，任何简单厚此非彼地评论他之前后期的追求和表现，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更何况，闻一多是从其前期的“小我”走向其后期的“大我”。所以，我们就尤其不能像个别学者那样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虽扯闻一多大旗但却实为将闻一多“肢解”或者“偷换”的表现，而应该详细全面地考察闻一多何以会在各个时期具有不同的追求与表现。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抓住问题的关键而不以偏概全；我们才会更深刻地理解闻一多后期的追求和表现，并且不会轻易地因肯定其前期追求与表现而否定其后期的追求与表现。相反，倒更应该充分肯定闻一多后期的政治追求与表现。因此，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闻一多后期为反对国民党腐朽政权的专制独裁而追求民主即人民利益最大实现而牺牲的意义，这即郭沫若在其《〈闻一多全集〉序》中所说之“闻一多…由于他的死，把中国人民反抗的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沿”。当然，闻一多也收获到他应得的荣耀，这即郭沫若随后又说的“替人民报仇者，人民亦必为之报仇；为革命催生者，革命亦必为之催生——催向永生的路上行进”。这，更应为当今的知识分子所认识并铭记。但现今知识分子并不应该仅只获取“荣耀”，更重要的则是完成历史赋予知识分子的任务，这即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社会主义的繁荣富强发展而努力奋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其次，是作为各级政府包括各类企事业管理部门，都应该汲取闻一多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转变的经验和教训。这就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凡事都要从人民利益的这个根本高度考虑，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努力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寻找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力量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热情使之最终为建立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各级政府或各类企事业单位的决策过程要民主，决策结果要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努力做好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等各种工作。相比之下，当时即20世纪40年代昆明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就比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有经验的多。因为40年代昆明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主动地接近闻一多问寒问暖并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而让闻一多清楚明白了此前闻所未闻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明白了只有跟着党走才能迎来美好光明的新中国这个真理。于是，这才让闻一多前期“国家主义”崇奉中的部分积极因素转变为后期呐喊“人民至上”追求民主的全部积极因素以及前期追求艺术的纯美转变为后期在追求艺术“效率”的同时更强调艺术的“价值”。当然，即使20年代的北京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像40年代昆明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那样接近闻一多，恐怕也未必能够达到昆明中共地下党组织“统战”闻一多那样的最佳效果。因为，毕竟当时的闻一多因留美归国不久在不了解国内形势的情况下不可能看清社会发展的潮流，更因为没有看到当时尤其后来社会的黑暗腐朽，因此也就不明白甚至敌视当时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性。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当时即20年代北京中共地下党组织推脱责任的理由。这样，我们就更应该借鉴当时昆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验，在做今天知识分子工作的时候，就要努力找准知识分子和人民利益的契合点，求同存“异”化解“分歧”并最终达到“双赢”的结果。

第三，各级政府包括各类企事业管理部门必须始终保持清廉执政最大限度地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无论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带领广大劳苦大众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还是闻一多所以能由绅士转变为“斗士”，都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上千年的一个真理，这就是“官逼民反”的结果。如果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不是那样贪腐，人民也不遭受那种生灵涂炭，闻一多就绝不会被“逼上梁山”，中国共产党也不会一呼而万人应取得最后胜利。历史的教训应该汲取，“极左”时期“四人帮”助纣为虐残害知识分子但最终落得被粉碎的下场，其实也是“官逼民反”的结果。因此，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各级各类党组织以及各级政府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并充分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各项工作都取得新进展的情况下，从而使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局得到空前巩固和发展。

第四，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建和谐社会大力进行文化建设就要最大限度地努力发掘闻一多对当今时代具有认识价值和教育意义的“品行”并进行文化包装，这就犹如闻一多在其《端节的历史教育》中将屈原之死的意义必须赋予现今的社会需要一样进行宣传。所以，这又如闻一多在该文中所说“仅仅求生的时代早过去了”并且现在“应该是怎样求生得光荣的时代”，因此“如果我们还要让这节日存在，就得给他装进一个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意义”即我们的端午节起于纪念屈原这个“谎”。又因为要“装进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意义”并“为这意义着想，哪有比屈原的死更适当的象征”而由撒谎“说端午节起于纪念屈原”，闻一多更特别佩服撒谎者“那无上的智慧”。因为闻一多认为“以求生始，以争取生得光荣的死终”之“端午节起于纪念屈原”的“这谎中有无限的真”。我们由闻一多从端午节源于纪念屈原的这个“谎”中得到启发，同样可以借鉴为我们今天如何对于闻一多进行文化包装和宣传。其内容重点就是努力提炼并强化宣传贯穿于闻一多一生的精神和行为表现即“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和“爱他的人民”，尤其要让全中国每一位公民都成为“爱他的租国”和“爱他的人民”的楷模。若果真如此，则国家幸甚，祖国更美好的明天就在眼前。当然，我们更应该将闻一多进行完整的宣传，而绝不能将其“肢解”或者“偷换”。目前个别论者对于闻一多后期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不以为然而片面肯定其前期的唯美艺术追求貌似追求艺术而淡化政治，其实，这种理论的积极阐发，恰巧使之掉进关心社会政治活动的怪圈。任何一种极端掩盖另一种极端的作为都不可取。

如同鲁迅像莎士比亚永远被“说不尽”一样，闻一多也是一位永远也被“说不尽”的知识分子。所以如此，归根到底还是因为闻一多这个复杂的存在能够让人从他这个复杂的“金银盾”中看到不同的内涵。正因为此，这在留给我们巨大研究空间的同时，犹让我们认识到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今对闻一多的最好纪念，这就是闻一多被“逼上梁山”留给我们今天的深远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