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爱情诗的文化思考

闻一多爱情诗的文化思考

郑守江

(哈尔滨师范大学)

闻一多的爱情诗贯穿于他的新诗创作的始终，在闻诗中约占三分之一。这些爱情诗蕴涵丰富，感情强烈，技巧高超，堪称爱情诗中的一朵奇葩。这些爱情诗既继承我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又汲取了西洋诗的长处，并与之媲美，和诗人的爱国诗一样，不愧为中国新诗坛上璀璨的艺术明珠！

一

“早在半个世纪前，闻一多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时，就用文化学的观念，对文学现象作综合的考察。”^[1]从文化学的视角看，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其本身，由它可以观照出民族文化精神和心理素质。反之，这些文化精神和心理素质也必然为文学留下投影。

(一)审美意识

1.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传统美德

爱情，人类生活中一种崇高、美好的情感。古往今来，多少人赞美它，追求它，使它成为艺术家们吟咏不绝的主题。“爱情的艺术描绘和表现，确实是一块神奇的结晶体，它使人们得以观察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同时，借助它的反射，爱情自身的实质也清晰地显示出来。”^[2]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千百年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审美意识之一。

闻一多的爱情诗承续了我国古代爱情诗中积淀丰厚的民族美德。他的爱情诗有的写于清华读书和赴美留学期间，有的是回国以后写的。这些诗，无论是婚前对理想爱情的向往或是婚后自身情感的体验，都表现了诗人忠于爱情的传统美德。闻一多曾说：“严格地讲来，只有男女间恋爱底情感，是最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3]这些诗，都以执着、纯美、至高至真的情感热流，扣击着读者的心扉。他在《花儿开过了》中写道：“花儿开过了，果子结完了；/……只要灵魂不灭，记忆不死，纵使/你的荣华永逝，/……又算得了些什么……/我也不曾因你的花儿暂谢，/就敢失望，想另种一朵来代他！”从这水晶般的情诗里，我们看到了诗人高尚的人格。歌德说：“在艺术和诗里，人格就是一切。”^[4]他对祖国忠贞不渝，执着如一，对自己的爱人也是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初期，“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5]然而，闻一多的情诗却大胆的歌咏爱情，坦率的“告白”爱人，确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在《贡臣》中，诗人坦诚恳切地高歌：“我的王！我从远方来朝你，/带了满船你不认识的，/但是你必中意的贡礼/……我悄悄地等着你的爱潮澎涨，/好浮进我的重载的船艘；……。”诗人一向认为“文学底宫殿必须建在现实的人生底基石上”。^[6]他吟咏着健康、纯洁的生命之歌，诚实地表达了心灵深处的一掬情感。出国前夕，奉父母之命，闻一多与表妹高孝真结婚。这婚姻虽说是外力撮合的，不甚理想，诗人也曾有过痛苦和愤怒^[7]，但他真心地爱自己的妻子。“诗人相当满意于自己的妻子和家庭。”^[8]他将自己对异性的爱，全部给了妻子。

1922年，诗人新婚不久，便出国留学。他让灼热的相思飞渡重洋，回到爱人心上：“相思是不作声的蚊子，/偷偷地咬了一口，/陡然痛了一下，/以后便是一阵奇痒。”(《红豆·六》)，这是多么率真的表白啊！深刻、明畅的自我暴露，真诚坦荡的情感交流，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道德，无疑是“一种暴风雨似的闪击”。诗人以热烈的真情，将对爱人的万种思念熔铸在众多的意象中，通过这些可感的意象，表达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在《红豆·九》中，诗人写道：“爱人啊！/将我做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但是一帧回文锦哦！/横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斜看正看都是相思，/……。”诗人以火热灼人的诗句，大胆的向爱人告白：“相思枕上的长夜，/怎样的厌厌难尽啊！/但这才是岁岁年年中之一夜，/大海里的一个波涛。/爱人啊！/叫我又怎样泅过这时间之海?”(《红豆·十一》)最后，他告诉爱人：“我把这些诗寄给你了，/……你可以用手指/轻轻摩着他们，/象医生按着病人的脉，/你许可以试出/他们紧张地跳动着，/同你心跳底节奏一般。”(《红豆·十四》)这些爱情诗尽管倾吐的是个人感情的心曲，但表现的却是纯洁心灵的闪光。虽然是诗人写给妻子看的“真我”之作，但表达的又是千万个我们民族熟悉的“牛郎织女”的相思之情，是我们民族注重的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传统美德。因此，具有普遍的美学意义。

2.“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道德

诗人以“最真”、“最烈”的情感，大胆歌咏忠贞不渝的爱情及相思之苦，然而，在描写爱情时，往往是“发乎情，止乎礼义”。诗中无论是对爱人容貌体态的赞美，对风物、意象的选择或是对性爱行为的描述，都没有越出我们民族的道德规范。诗人“尽管有自由恋爱等现代观念，但支配他的心态的，还是传统的伦理道德”^[9]，诗中的艺术形象都保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印记。如：“我们的春又回来了，/我搜尽我的诗句，/忙写着红纸的宜春贴。/我也不妨就便写张‘百无禁忌’，/从此我若失错触了忌讳，/我们都不必介意罢！”(《红豆·二二》)又如《红豆·十五》：“古怪的爱人儿啊！/我梦时看见的你/是背面的。”诗人总是用理智节制感情，即是对爱人的刻骨思念，也是用中国式的扑朔迷离的诗句表达。即使是“洞房花烛夜”的夫妻亲昵，也是“乐而不淫”：“我曾著着银烛，/一壁撷着伊的凤钗，/一壁在伊的耳边问道：/‘认得我吗?’……”(《红豆·三六》)

闻一多的爱情诗正是从中华民族古老的情感、道德规范形成的文化积淀中，吸取了传统文化的营养，诗中处处洋溢着传统的思想和人格精神。诗人有着热烈如火的诗人气质，他的人格确是高尚、深沉、坦荡磊落的。

1924年，闻一多在纽约艺术学院学习绘画。他学画、学诗，又爱上了戏剧。这年十月，他与留学生们排演《杨贵妃》等戏剧。由于擅长绘画，布景、服饰和舞台设计都由他负责。这期间可能产生了一个“故事”。是年，闻一多在写给梁实秋的信中附有一首英文诗。信中写道：“前数星期作了一首英文诗，我可以抄给你看看。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梁实秋推测说：“一多的这首英文诗，本事已不可考，想来是在演戏中有了什么邂逅……”^[10]

此诗后来由许芥昱译出，题为《相遇已成过去》。

诗中写道：“欢悦的双睛，激动的心；/相遇已成过去，到了分手的时候，/温婉的微笑将变成苦笑，/不如在爱刚抽芽的时候就掐死苗头。/……让我们永为素丝的经纬线；/永远皎洁，不受俗爱的污染。/分手吧，我们的相逢已成过去，/任心灵忍受多大的饥渴和懊悔。/……将来有一天也许我们重逢，你的风姿更丰盈，而我则依然憔悴。/我的毫无愧色的爽快陈说，/‘我们的缘很短，但也有一回。’”

《相遇已成过去》是一首现代离别诗。它圣洁、凄婉、感人肺腑，真实地记录了闻一多在纽约艺术学院求学时的一段情感“微澜”。表达了诗人对于婚外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态度。

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11]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激情，是难以遏制的。然而，在特殊境遇中，人的情感往往是复杂的，人的行为最终应该受思想观念的支配。年轻的诗人以理智控制爱的火焰，将婚外的爱恋限定在“友情”的范围内，而未越“雷池”一步，使自己与对方“不受俗爱的污染”。他宁愿割舍这段感情，也不愿背弃人伦道德。这是多么高尚的心灵，多么果断的抉择，多么坦荡的襟怀！

诗人在对婚外感情的选择上，体现了他对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认同，在爱情诗中流露的是我们民族喜爱的、熟悉的思想感情。从这些爱情诗中，我们可以窥见诗人丰富的感情世界，和勇于袒露胸襟的赤子之情。我们可以辨析出一种更深厚、更博大、更强烈、更理性的声音。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不仅能培养与发展人们美学的，而且还包括道德的情感”^[12]。

(二)艺术情趣

不同的民族由于不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必然有着不同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要求。我们的民族，在这方面要求的则是艺术的蕴藉含蓄。

蕴藉含蓄，是一种要求内在美的文化心理，是中国的民族文化求实而不尚浮华的民族性格在艺术崇尚和审美习惯上的反映。它要求透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更隽永、更深远的境界。闻一多深谙我国古典艺术之精华，对于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有着深切的了解。他说，“过求写实，诗便刻露”^[13]；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才显出诗的含蓄蕴藉。他极力追求这种诗美境界。他的爱情诗常常以秀写隐，以有写无，有所寄托。

《奇迹》是一首含义深远、蕴藉含蓄的爱情诗，表达了诗人对“奇迹”般的理想爱情的歌颂。这首爱情诗“是理想的、哲理的，也可以说，是关于爱情的颂歌”。^[14]朱自清指出：“格律诗派的爱情诗不是纪实的，而是理想的爱情诗，至少在中国诗里是新的；……徐志摩、闻一多两位先生是代表。”^[15]诗人捕捉着情感刹那间的浪花，把自己对“奇迹”——理想之爱的渴慕与追求写得如火如潮，荡气回肠。他没有用直白浅露的字眼，赞美理想之爱，却以实寓虚，倾心讴歌着深藏于心底的，对至善至美的“奇迹”的渴望。诗人没有用直白的诗句表现“奇迹”，却将自己热烈的情感隐匿于形象背后：“一树蝉鸣，一壶浊酒，算得了什么，/纵提到烟峦，曙壑，或更璀璨的星空，/也只是平凡，最无所谓的平凡……”将平凡之爱与理想之爱对照，增强了对理想之爱的渴求：“……只要你——只要奇迹一露面，我马上就抛弃平凡/我再不瞅着一张霜叶梦想春花的艳/……给我一个奇迹，/……我要的是整个的，正面的美……”透过这些有所寄托的诗句，我们可以体味到诗人孜孜以求的是“奇迹”般的至真、至善、至美“灵之交融”的理想爱情！

理想之爱，本是一种理性的认识，是十分抽象的，然而诗人用象征、博喻等手法，赋予激情，化为形象，将爱(理想的)与欲(肉体的)作出了明确界定，使理想之爱升华到极崇高的境界，并与人生理想相合为一，含蓄深刻地抒发了自己的爱情观。

总之，《奇迹》以它那明晰而不浅露，真切而又浑成的艺术形象，感染着读者，引发人的情思，它那些没有言尽的寄寓，造成“象外之象”的联想，从而达到了“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美学效果。

闻一多的许多诗都是富于蕴涵，耐人寻味的。我们看《红豆篇》。这是诗人从太平洋彼岸捎给妻子的“相思话”。全诗以“红豆”为题，又以古代诗人王维的诗句“此物最相思”作引言，使全诗笼上了温煦的、古色古香的东方意韵：“红豆似的相思阿！/一粒粒坠进生命的磁坛里了……/听他跳激底声音，/这般凄楚！/这般清切……”诗中用红豆在磁坛里跳动的意象，含蓄形象地传达了青年诗人对爱情的美好记忆和此时“凄楚”的心境。读着这首诗，我们分明可以体味到一种不可名状的高尚、柔和、温馨、美丽的东西——诗中隐约流露出一种淡淡的缠绵而凄迷的忧郁，不正是不甘于封建礼教重压的、发自一颗坚毅心灵的呼吁吗?它的寄托该是多么深远！

闻一多赞同“诗无达诂”，重视含蓄诗行里蕴藏的弦外之音。在《红豆·五》中写道：“比方有一屑月光，偷来匍匐在你枕上，/刺着你的倦眼，/撩得你镇夜不着，/你讨厌他不?/那么这样便是相思了！”诗人本是自己刻骨铭心的相思，却悄然动容，神驰千里，遥想爱人对自己的怀念。他将相思之苦表现得多么曲致纤细啊！全诗意致幽窈深曲，含蓄隽永，离别之思缱绻纸上。使人想到杜甫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真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人继承了我国古典爱情诗的优良传统，又借鉴了西方现代诗歌的象征、暗示等特点，构成了自己爱情诗独特深邃的艺术境界。他的许多爱情诗，如《你指着太阳起誓》、《什么梦?》、《狼狈》等，读起来都有无尽的韵味。所有这些，不难看出它们与中国古典艺术要求的“言近旨丰”、“意在言外”等一脉相承，与含蓄蕴藉的艺术情趣十分合拍。

此外，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闻一多的爱情诗继承了中国律诗的“均齐”、“浑括”等民族特点，并吸收了《诗经》、民歌中爱情诗的迭咏复沓的表现形式，特别是收在《死水》集和《集外集》的情诗将这些特色表现得更明显。这恰是它同民族文化母体保有密切关系的证明。

二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民族文化既含有不易变动的内在机制，又有不断变革的内在机制。民族文化能否发展，在于这两种机制的调适。

“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新鲜血液的注入，民族文化必然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16]闻一多在爱情诗创作中，承续传统诗歌的优点，也吸收外来文艺中的有益成分。他的爱情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等方面，对传统爱情诗有所突破和变革。如果我们把它对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联系和承续，称做它对母文化的认同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它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同时对传统文化的排斥和冲决，称做它对母文化的变异性；没有这种认同性和变异性，他的爱情诗就不会具有自己独特的风采。

从闻一多的爱情诗对民族文化的变异中，可以看出，它是从深层意义上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风貌和异质。

(一)人的发现——反封建的呼声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重视人的价值和意义，是文化进步的标志。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传统文化如马克思所说：“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17]“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巨大的威力，冲决了旧文化的罗网，随着反封建、个性解放思想的传播，“人”的价值和意义逐渐被发现和认识。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人的文学”主张^[18]；大声疾呼：“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鲁迅曾为中国历史进程而欢呼，他指出：在封建的“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人间应有爱情……”^[19]。

闻一多挟着时代的风雷，在他的爱情诗中，控诉和鞭挞了包办婚姻、封建礼教对“人”的践踏，诗中洋溢着强烈的反封建的呼声。

他的爱情诗揭示了青年男女被包办婚姻桎梏的痛苦。

诗人以幽默讽刺的笔调，反语的形式，表达对封建礼教的揶揄和不满：“我们弱者是鱼肉；/我们曾被求福者/重看了盛在笾荳里，/供在礼教底龛前。/我们多么荣耀啊！”(《红豆·二五》)“我们是鞭丝抽拢的伙伴，/我们是鞭丝抽散的离侣。/万能的鞭丝啊！/叫我们赞颂吗?/还是诅咒呢?”(《红豆·二四》)“有酸的，有甜的，有辣的。/豆子都是红色的，/味道却不同了。/辣的先让礼教尝尝！……”(《红豆·四一》)

他的爱情诗，控诉和鞭挞了封建礼教对人权的践踏。

诗人沉痛地诉说：“他们削破了我的皮肉，/冒着险将伊的枝儿强蛮地插在我的茎上。/如今我虽带着瘿肿的疤痕，/却开出从来没有的花儿了。/他们是怎样狠心的聪明啊！……”(《红豆·三十》)诗人对于封建婚姻制度，对于吃人礼教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红豆·二六》中写道：“你明白了吗?/我们是照着客人们吃酒的一对红蜡烛；/我们站在桌子底/两斜对角上，/悄悄地烧着我们的生命，给他们凑热闹。/他们吃完了，/我们的生命也烧尽了。”比喻是多么贴切！认识是何等深刻！使人联想到鲁迅所批判的“人肉的筵宴”，“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20]鲁迅曾悲愤地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21]

总之，闻一多的爱情诗，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于“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呼求——充满了反封建的呼声，所有这些，恰是对传统文化的突破。

(二)艺术形式

闻一多重视艺术的神技，注重形式对情感表达的配合关系。他在爱情诗形式美的创造上，发扬了中国律诗的长处，又借鉴了西方诗歌格律建设特别是“十四行诗”的格律的有益经验。十四行诗又称商籁体，原是欧洲一种严谨的抒情诗体。它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格律诗，适于表现现代复杂的生活内容。闻一多在新诗形式的改革尝试中，翻译和创作了一些十四行诗。《你指着太阳起誓》就是一首地道的十四行体。从结构形式看，完全符合“最严格的商籁体应以前八行为一段，后六行为一段……”^[22]的要求。从抒情层次看，全诗可分为两大层次。第一层次：抒情主人公以追问形式，否定对方——信誓旦旦说自己的忠贞。第二层次：诗人清醒地看到“永久”的虚伪性。这首诗是从哲理的高度对爱情的审视。诗人将爱情提升到生命的本质意义上思考，表达自己对爱情、生命、宇宙的感悟。

诗人在其爱情诗的创作中，注意吸收西洋诗商籁体的长处，但未完全照搬、模仿。除了《红烛》集中的《风波》，《死水》集中的《你指着太阳起誓》、《收回》等几首十四行体外，其余大部分都是结合中国诗歌特点的“洋为中用”的变体，如《奇迹》。对于《奇迹》的形式，虽然闻一多说：“本意是一首商籁，却闹成这样松懈的一件东西。……”^[23]但它确是结合中国诗歌特点的“十四行”的变体。全诗从抒情脉络看，大体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总领全诗的提示：抒情主人公寻求的是“神奇的万倍的一个奇迹！”第二、三层次，将奇迹(理想之爱)与平凡之爱对照及表现对“奇迹”焦渴以求的程度。第四层次，表现粉身碎骨以求奇迹到来的决心。结句：“那便是奇迹——/半启的金扉中，一个带着圆光的你！”与第一层次相呼应。诗中的“起、承、转、合”的内在关联，总体上符合商籁体：“第一段起，第二承，第三转，第四合……，应该是个三百六十度的圆形。”^[24]

闻一多爱情诗在形式美的创造上，吸收了英美诗中盛行的重音节和诗的分节等特点；他提出新诗格律的“三美”主张：“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也融入了西方艺术观念在内。

我们看《你莫怨我》：全诗五节，每节都是五行，每节首尾行字数相同，当中夹着三个七个字的句子，形式整饬。每节首尾两行，各由两个音节(诗人称它为“音尺”)构成，即两个“二字尺”；中间三行，每行由三个音节构成，其中有两个“二字尺”和一个“三字尺”：

你莫|怨我！

这原来|不算|什么，

人生是|萍水|相逢，

让他|萍水样|错过。

你莫|怨我！

……

这首诗，诗节匀称，诗行整齐。音节错落有致，语言铿锵活泼。每节中的一字变化：“你莫怨我”、“你莫问我”、“你莫惹我”、“你莫碰我”、“你莫管我”，传达了情感的递进。该诗排列规范而灵活，形体凝重而放逸，章节对应，句式均齐，具有回环摇曳的“建筑美”。全诗匀称均齐、变化多致的外形，不但给人以视角上的美感享受，而且能诱发读者体味诗人情感的流动。

此外，从《收回》、《什么梦?》、《比较》、《我要回来》等诗中，都可以看出诗人吸收西洋诗的长处，在艺术美的表现上对于传统文化的变革和突破。

【注释】

[1]陆耀东：《论闻一多的诗与其文化心态》，《闻一多研究文集》，10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0。

[2]瓦西列夫：《情爱论》，412页，北京：三联书店，1985。

[3]闻一多：《〈冬夜〉评论》，《闻一多全集》第2卷，8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4]《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6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

[5]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朱自清全集》第4卷，36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6]《泰果尔批评》，《闻一多全集》第2卷，12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7]见闻一多：《致闻家驷》，闻黎明：《闻一多传》，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8]陆耀东：《论闻一多的诗与其文化心态》，《闻一多研究文集》，19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0。

[9]陆耀东：《论闻一多的诗与其文化心态》，《闻一多研究文集》，20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0。

[10]梁实秋：《谈闻一多》，56页，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1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2]别林斯基语，转引自《读书》1981年第3期，第74页。

[13]闻一多手稿：《律诗底研究》，转引自刘烜著《闻一多评传》，1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14]刘烜：《闻一多评传》，6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15]朱自清：《新诗的进步》，《朱自清全集》第2卷，31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16]张恩和：《从民族文化学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1987年，第146页。

[17]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8]周作人于《新青年》1918年第5卷6号上发表了论文《人的文学》，提倡个性解放，反对“非人文学”。

[19]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鲁迅全集》第1卷，3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0]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2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1]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2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2]闻一多：《谈商籁体》，《闻一多全集》第2卷，16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3]闻一多：《致朱湘、饶梦侃信》，《闻一多全集》第12卷，25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4]闻一多：《谈商籁体》，《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6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