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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遇难和闻一多精神

时间:2022-01-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闻一多之所以能够成为闻一多,就是因为有西南联大精神自由的空间供他游弋,有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在有形无形地保护。而就在这一天,李公朴被暗杀,事实上闻一多也已危在旦夕。中央军和中统特务机构把一切非官方的力量和活动都视为妨碍国家统一的行为,1945年10月25日西南联大的“反内战时事讲演会”之受到包围,其实只不过是他们初次挑衅罢了。而其后,制造“一二·一”惨案,枪杀李公朴,消灭闻一多,在他们来说,又是必然的。

二、闻一多遇难和闻一多精神

现在需要总结和概括的是,联大的校园氛围之所以能够存在,最根本的是源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由于战乱,西南联大教职工流动频繁,但是,教授队伍则基本稳定。到抗战后期,西南联大的教授副教授,比抗战初期还稍有增加,在170人以上,其中144人是留学生,这144人中大部分又是留学欧美的[11],学贯中西,深受西方现代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事实上,组成三校的校长也都是留学生,而且是清一色的留学美国。作为个人来讲,他们当然各有特点,但是作为一个在相同文化背景下熏陶出来的文化群体而言,他们又具有比较多的共性,特别是在民主、自由和科学等方面有更多的共识,形成了一个能够影响联大风气和走向的校园氛围——中国大学校园中特有的自由、民主氛围,培育了西南联大的民主堡垒。因此,西南联大能够秉承刚毅坚卓的校风,和衷共济,坚持大学独立、教授治校的原则,维系了中华教育和文化的命脉,不仅创造了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批文化学术科学大师,也揭开了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史上悲壮的一页,滋养了中国民主运动史上不朽的斗士——闻一多。

那么,闻一多为什么会牺牲呢?虽然近来已有学者论及这一问题,但仍然有强调的必要。

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在昆明,因为昆明有西南联大;中国的民主中心也在昆明,因为西南联大在昆明。而西南联大又所以能成为民主堡垒,最根本的原因是有一大批具有科学民主意识的爱国教授。由于他们的存在,才能够有西南联大,才会有西南联大精神,才能有民主堡垒。闻一多之所以能够成为闻一多,就是因为有西南联大精神自由的空间供他游弋,有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在有形无形地保护。但是,随着1947年5月4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7月11日最后一批同学离开昆明,教授则只有他一人还在等待(未行者仅为待机北返的教职员和留守人员),这个坚持了8年多的民主堡垒事实上已经不再存在。而就在这一天,李公朴被暗杀,事实上闻一多也已危在旦夕。但是,习惯了的言行方式已使他临危而无视,战友的鲜血则使他义无返顾,暴徒的恶毒更不能使他怯而却步,而思想转变的信念则决定了他必然舍生取义。

有关闻一多遇难前无所畏惧的史料甚多,在此仅引述1946年2月22日他给哥哥闻家的一封信,其中关于思想的文字如下:

抗战以来,由于个人生活压迫及一般社会政治上可耻之现象,使我恍然大悟,欲独善其身者终不足以善其身。两年以来,书本生活完全抛弃,专心从事政治活动(此政治当然不指做官,而实即革命)。关于此事,重庆报纸时有报道,不知兄处见及否?此处殊不便多谈,总之,昔年做学问,曾废寝忘食,以全力赴之,今者兴趣转向,亦复如是。近年上课时间甚少(每周只4小时),大部分时间,献身于民主运动,归家后,即捉刀刻章。入夜,将一日报纸仔细读完,已精疲力竭矣。古人云:“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今之为祸于国家民族者有甚于匈奴。在此辈未肃清以前,谈不到个人,亦谈不到家。[12]

由此可见,闻一多已随时准备牺牲。肉体生命的毁灭,无论是对于早已企图加害于他的反动当局,还是准备“革命”的闻一多来说,随时都是可能的。也就在这种屠刀与肉体,专制与自由,独裁与民主,卑鄙与光明的决斗中,闻一多散发出了伟大的民主精神和不朽的人格光辉!

在研究闻一多遇难的原因时,有一个问题虽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仍有强调的必要,即早在他遇难前的1945年10月,他的直接对手已经发生了变化:蒋介石指使杜聿明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解除了龙云在云南的职务,代之以虽然非嫡系、却与龙云有很深矛盾的李宗黄。李宗黄为了报答蒋介石的恩宠,千方百计地妄图扑灭昆明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从此,昆明当局与爱国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原来统治云南的地方实力派龙云,在旧中国的地方军阀本中无足轻重,随着抗战的进行,云南的地位日益重要,为了取得龙云的支持,蒋介石不惜委他以云南省政府主席、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中国陆军副总司令等头衔,龙云的势力因而不断扩大。但龙云对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却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昆明的民主运动从而能够不断发展。对于龙云的这种作用,约翰·伊斯雷尔教授作为外国的教授看得非常清楚,“没有龙云的支持,联大这座民主堡垒,就显得相当脆弱”,在龙云被解职之前,“联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直享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感”[13]。随着龙云的离去,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也就失去了保护或者说失去了缓冲地带,并与新上任的老奸巨滑的政客所代表的反动势力,与中央军和中统特务机构产生了直接的对抗。

中央军和中统特务机构把一切非官方的力量和活动都视为妨碍国家统一的行为,1945年10月25日西南联大的“反内战时事讲演会”之受到包围,其实只不过是他们初次挑衅罢了。而其后,制造“一二·一”惨案,枪杀李公朴,消灭闻一多,在他们来说,又是必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南联大的民主堡垒又是脆弱的,中国自由民主的土壤实在是太贫瘠了!因为,中国的民主自由活动还只能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里开展——谁敢越出雷池,就会遭到不测——而在大学开展民主活动也不是都能普遍进行的:西南联大的民主活动不仅是因为有一大群具有民主意识的教授,而且得到了地方实力派龙云的保护。至于其他大学,则很难具有这两个条件。闻一多的勇敢和伟大也就在这里:他明知民主自由的呐喊必将带来杀身之祸,他却以更勇猛的姿态和气震山河的声音,展现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为国家、为民族、为民主和自由而不惜献身的勇气和精神!

闻一多遇难至今,究竟有多少关心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人在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中国民主化的方向,这肯定是无法统计的,但是又应该充分相信,包括闻一多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鲜血,已经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思索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争取民主的经验和教训。赵瑞蕻先生就曾充满感慨地说: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所走过的道路及其后来的命运令人感慨不已,值得后人深入研究。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写出一本专著大书,以启示未来热心的人们。

我相信卢梭的一句话——Le temps peut lever bien des voiles(时间会揭开重重帷幕,也可以说“发历史未发之覆”)[14]

有感于此,在60年后的今天,在怀念、研究闻一多的沉思中,我们也就不能不想起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们争取民主的历史进程中另几件悲壮的往事:其一是民国首任国务总理、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绍仪为反对袁世凯专权独裁而辞职;其二是1913年同盟会的著名领袖、留学日本的宋教仁为实行政党内阁,反对袁世凯专权而被杀;其三是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留学美国的杨杏佛为争取民权血洒上海。

杨杏佛死后,鲁迅曾以悲愤的心情吟诗一首:“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时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今天我们要说、要哭的当然是闻一多,但是又岂止是闻一多?由宋教仁的辞职我们看到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不愿与专制同流合污的精神,但是他以后的多任国务总理没有一个敢向他看齐,特别是他的后任赵秉钧,居然充当了暗杀宋教仁的帮凶。如果说唐绍仪的抗争还是个人行为的话,那么宋教仁则是企图利用政党实行责任内阁,来约束和架空专制独裁的袁世凯,真正从制度上进行改革。但是,宋教仁的美好理想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因为那时中国实行西方政党政治的基础比起专制独裁的土壤,不知要薄弱多少倍!20世纪30年代的杨杏佛,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的稽勋留学生,曾参与发起著名的中国科学社,而且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后台是蔡元培和宋庆龄。但在当时,当权者能容忍他讲民权吗?无论是唐绍仪、宋教仁,还是杨杏佛、闻一多,他们的行为都是正确的,他们的精神也都是伟大的,但是,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他们都付出了惨重乃至血的代价,使真正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们不得不长期扼腕叹息!

【注释】

[1]对西南联大和西南联大精神,一些研究者特别是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师和学生,以当事者和过来人的身份作了分析和总结,这方面的文章、著作集有:1988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国立西南联大史料》;198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回忆文集《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1946》;《西南联大在蒙自》;《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已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冯至先生的《昆明往事》、南京大学教授赵瑞蕻先生等个人的纪念文章《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还有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和上海校友会编印的《通讯》等。

[2]邹承鲁:《建议重建西南联大》,《科学时报》2006年2月17日。

[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1946》,6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4]《清华大学校史稿》,313~3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5]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见http://forum.netbig.com/bbscs/ read.bbscs?bid=275&id=6775691&page=1&

[6]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碑文。

[7]《南开大学校史》,260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1。

[8]林元:《碎布集1919~1949》,41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9]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66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

[10]约翰·伊斯雷尔:《西南联大模式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http://www.confucius2000.com/outside/ldmsdggzsfzdyx.htm

[11]限于篇幅的原因,在此不一一介绍他们的留学情况,请参见拙编《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闻一多全集》第2卷,402~40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3]约翰·伊斯雷尔:《西南联大模式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http://www.confucius2000.com/outside/ldmsdggzsfzdyx.htm

[14]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http://forum.netbig.com/bbscs/ read.bbscs?bid=275&id=6775691&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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