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社大会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两社大会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鼎革之变中，复社、几社的领袖人物被摧残殆尽，星罗棋布于大江南北的文社风流云散，无一能够存在。但是，江南士人结社的流风余韵并没有随之完全澌灭，他们无限怀念崇祯时文社的盛况和倾动朝野的声势。入清之后，待天下的大动乱已经过去，社会状况趋向稳定，江南士子又有人开始追寻昔日的旧梦，结社订盟了。

清初较早成立的文社是苏州的沧浪会，发起人主要有宋实颖、杜登春、徐乾学、徐原文等。该会吸纳了苏州和松江两郡许多有声望的士子，在吴地有一定的影响。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在满族统治者充满警觉的监视下和血淋淋的高压政策下，旧梦难圆，昔日的盛况不可能再现。何况，社团缺乏像张溥那样在道德、文章两方面都深孚众望的领袖，缺乏那种富于宣传与组织能力的天才。所以，沧浪会不用说扩大势力，连原有的小小规模也难以维系。顺治六年冬，社中成员因为细故闹起了分裂，沧浪会一分为二，变成了规模更小的慎交社与同声社。主盟慎交社的是宋实颖、吴兆宽、侯玄泓、计东、汪琬、顾有孝等；主盟同声社的是章在兹、叶方霭、沈世奕、钱仲谐、王长发、赵炳等。两社的嫌隙难以化解、弥合，他们互相攻讦，势同水火。[9]

当时的有识之士对于慎交、同声两社这种无原则的意气之争深感忧虑，他们担心其积衅会被居心险恶的小人所利用，由本来的学术异同之辨变成政治问题，从而授人以柄，招致新朝统治者的荼毒。某些坚持抗清的人物更担心其意气之争会造成江南士人四分五裂，极大地销蚀反清复明的意志，使本已衰落的反清复明的事业更加渺茫。

当时能够弥合两社裂隙的人物几乎非吴伟业莫属。吴伟业是仅存的复社党魁，又是前朝遗臣，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其出色的诗文创作又为他赢得了巨大声望，他已经成为文坛宗主；特别他入清后隐居不仕，更赢得了士人钦敬。两社人士虽然多十分傲气，但对他却无不表示佩服与尊奉，争以结识他为荣。

许多对慎交、同声不和深感忧虑的人都希望吴伟业能够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出面调和两社矛盾。在这些人士中，就有钱谦益。钱谦益是个十分复杂的人物，他本来是东林党魁、“文坛祭酒”。崇祯初，遭温体仁、周延儒排挤，罢官家居，故颇负清流之望。可是，弘光时他谄事马士英，清兵下江南之际又率先迎降，觍颜仕清，以致宿望顿损。本来他以为会被清廷授以高位，并得以领衔修纂《明史》，但仅授礼部侍郎，因大失望，五个月后，便辞职归乡。当时，有人在苏州虎丘石上题诗讽刺他：“入洛纷纭兴太浓，莼鲈此日又相逢。黑头已是羞江总，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宽沉白马，今归应悔卖卢龙。最怜攀折章台柳，撩乱秋风问阿侬。”可见他在士林中已是名誉扫地。不过，他归来后，即开始秘密联络抗清力量，积极投身民族复兴运动（事详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和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其作品常常隐隐透露出他为反清复明运动奔走、筹划的经历，流露出强烈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这一切，说明他的民族感情没有泯灭，所以凡对他后来的活动有所了解的人并不避讳与他的交往，连黄宗羲这样的民族志士都曾把他引为“平生知己”。(www.guayunfan.com)慎交、同声两社矛盾加深、裂隙加大、争吵加剧的情况，引起钱谦益的警觉与不安。他从反清复明的大业出发，希望两社尽快捐弃嫌猜，重归于好。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多数士人心目中的形象不佳，难以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而他同时也知道，这一角色的最佳人选就是吴伟业。因此他在顺治九年多次做吴伟业的工作，请吴出面担负起调解之任。这年春，两人在苏州相遇，晤谈时钱谦益第一次提出这一期望。等到初夏，他又因沈祖孝、魏耕、顾万三人谒见吴伟业之便捎去一封信，再次十分郑重地请吴伟业出马调解。这封信载《钱牧斋尺牍》卷上。因为此信涉及第二年吴伟业主持两社虎丘大会之原因，故不避篇幅稍长之嫌，全文转录于下：

顷与阁下在郡城晤言，未几，遽分鹢首，窃有未尽之哀。不及面陈，比因沈生祖孝雪樵、魏生耕雪窦、顾生万庶其三子欲谒门下之便，敢以其私所忧者献于左右，以报阁下，聊申仆缱绻之万一也。窃为天下之盛，盛于士君子之同，而坏于士君子门户之未破。东汉之末，济济在朝；元祐以还，英贤杰出。而汉亡宋弱者何哉？分别之见存之太甚故也。其始不过一二君子辨学术同异、政事得失。其心皆出于公普，悲天恻人之切，不觉其过。而胸腑之间毫末未释，望风承响者乘间佐斗，病腓溃痈，遂至不可疗治。清流白马之痛，有心世道者每每致咎于一二君子之不谨。呜呼，一二君子之在当时岂自知其为祸之烈至于如此也！

今天下文人，虽不获方驾古哲，而灵蛇明月，十室而九，较弘、正、嘉、隆之际，似今日为盛。然仆喜其盛，遽忧其衰。盖吾吴，天下之望也。慎交、同声两社，吾吴之望也。若慎交之汪均万、宋既庭、侯研德、宋右之、吴弘人、计甫草、许竹隐、赵山子诸公，同声之郑士敬、章素文、沈韩倬、赵明远、钱炼百、宫声诸公，又吾吴两社之望也。望者，天下之表也。望之所系，岂可轻开嫌隙。诸公仆虽未获尽与周旋，相为磬折，挹其长论，知其皆道德君子，必无若仆所虑者。然仆闻其颇有异同，在诸公可谅其无他，正恐天下之傅会诸公者不知诸公之指，积衅渐深，安知其祸之极不至于此。《易》曰：“履霜，坚冰至。”太公曰：“两叶不齐，将寻斧柯。”此仆之喜而遽忧者也。

伏以阁下聪明特达，好善不倦之心信于天下久矣，一旦出而调和焉，则朋党之衅消，而美阁下者无穷。且两社之信阁下者尤至，一整顿于诗文，一解憾于杯酒，而固已磊磊明明，尽输服于阁下，阁下则以谈笑之顷收作睹之功矣。

仆年逾七十，时以医药自赖，近复笺注教典，于三藏十二部之文日亲，万事洒然，视天地皆旅泊，独于朋友文字之好不能尽忘，故欲急睹阁下之成，以伸其愿，非有他冀也。若夫区区有所未达，则三子颇得其概，坐而问之可也。三子者，李翱、曾巩之亚，今世士流罕有其俦，而朴厚谨直，好义远大，可与深言故事，尾及之。气候增热，伏惟善摄，不胜鄙劣之爱。

此信在标题《与吴梅村书》之下原注：“论社。”钱谦益根据历史经验和反清复明斗争的需要，深悉文人只有通过结社，才能形成影响政治的巨大力量，明末的东林党和复社就是榜样。入清后，天下的文社摧残零落殆尽。在这种形势下，文人结社之风盛行与反清复明意识强烈的吴地率先恢复文社，自然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了。有了文社，就能团结广大汉族士人，有利于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可是如果文社内讧，“轻开嫌隙”，也会瓦解力量，涣散斗志，严重了，还会被善于附会的小人所利用，让深怀戒心的异族统治者找到镇压的口实，酿成有如东汉、北宋那样惨酷的“清流白马之痛”。钱谦益在信中把慎交和同声两社、把两社中的重要成员说成是“天下之望”，把他们的“积衅渐深”看得那样严重，正是从这一角度而言的，决非要张大其词，耸人听闻。

读这封信，可以明显地感到有些地方闪烁其词，“话到唇边留半句”，故意没有说尽。这些“区区有所未达”的内容，当然不是钱谦益拙于文辞，难以表达清楚，而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根本就不能明说，所以钱氏请“颇得其概”的沈祖孝、魏耕、顾万三子代为当面传达。从钱氏当时的思想和为反清复明运动奔走、效力的事实来看，从被钱氏称赞为“好义远大”的这三位人物都曾积极参与了反清复明的斗争，有人后来还因此殉难[10]的事实来看，不难推测，钱氏请他们代为传达的是些什么样的话题，“可与深言故事”的“故事”又是指的什么内容。

吴伟业与钱谦益晤谈并接到钱氏来信后不久，就写下了《致云间同社诸子书》（《梅村家藏稿》卷五十四），转年三月，又参加了慎交、同声两社大会，说明钱氏的劝说打动了他，他为了消除“朋党之衅”，决定“出而调和”了。

《致云间同社诸子书》的“云间”，是松江的旧称。这个郡的士子很多都参加了慎交社或同声社，并且成为两社的重要成员，其中的不少人还是当年几社成员，故吴伟业称他们为“同社诸子”。吴伟业同他们是非常熟稔的。料想吴伟业还应该写有给苏州“同社诸子”的书信，不过内容可能相差不多，或者文采不如前者，就没有收入《梅村家藏稿》中。《致云间同社诸子书》采用了骈体文形式，写得文采飞扬，而又富于感情。书中对两社“偶因汝颍之辨，几致洛蜀之争”表示了遗憾，因此他“勉进苦言”，殷切希望他们“有大道为公之心，申久要不忘之谊”，能够“同归旧好”。他语重心长地说：“夫意气总千秋共评，而才名均四海所知，初既彼此齐驱，今岂后先分歃？愿披悃愊，尽释猜嫌，从此同心，永消浮论，此伟业翘首而观，耸心而听者也。”

吴伟业的调解（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人的调解）确实发生了效果，本来势同水火的两社终于走到一起，于顺治十年三月三日、四日在苏州虎丘举行了联合大会。大会的规模几乎可以同当年张溥组织的虎丘大会媲美。参加大会之人，有人称来自“十郡”，有人称来自“九郡”，人数多达数千。为了两社不致闹矛盾，大会活动第一天由慎交社主持，第二天由同声社主持。《壬夏杂抄》形容当时的盛况：“会日，以大船廿余，横亘中流。每舟置数十席，中列优倡，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歌声竞发，达旦而止。散时如奔雷泻泉，远望山上，似天际明星，晶莹围绕。其日，两社诸君各誓于关壮缪（即关羽，壮缪是宋高宗建炎二年追赠给他的封号）前，示彼此不相侵畔”。[11]

吴伟业参加了这次大会，为两社的“和合之局”大力周旋，发挥着别人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在大会上，他被两社共同推戴为宗主。[12]他虽然只有四十五岁，可是对于与会的大多数后生小辈来说，却是当然的前辈长者了。回顾以往，环视眼前，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癸巳春日禊饮社集虎丘即事》四首七律，诗中云：“青溪胜集仍遗老，白袷高谈尽少年。”“茂先往事风流在，重过兰亭意惘然。”又云：“执友沦亡惊岁月，诸郎才调擅风流。十年故国伤青史，四海新知笑白头。”国事社事，个人感触，一并融入诗中，显得无限苍凉。这组诗刚一脱稿，立即在与会的士子中传诵开来。[13]

从团结汉族士人的角度看，这次虎丘大会是成功的，它使两社暂时消除了隔阂，并且将一大批士人维系在一起，显示了社团的力量。因此它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疑忌与警惕。数年以后，清廷恼恨江南士子不尽帖服，为示威压，蓄意制造出“科场案”、“奏销案”等等大案，就与此不无关系。

以往有些评论认为吴伟业是由于不甘寂寞，才出面主盟两社大会的，说他在明亡以后，“不想采取消极的避世态度，而是以积极的处世哲学求得进取，以期保持他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声望。”[14]有些评论甚至认为他在利用这次政治集会，以抬高与清廷讨价还价的身份。这未免有点冤枉吴伟业了。他的这次出面主盟两社大会，受到钱谦益和其他一些人的游说和动员。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分析利害，敦请其出马。江南的许多士子也都瞩目于他。为了消除两社无谓的分歧与争吵，为了“防患于未然”，避免引来党祸，他不能无动于衷了。应该说，他出面主盟两社大会多多少少是情势使然。不过在客观上，他的出马又确实起到了“保持他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声望”的作用，招致了使他后来悔恨不已的更大“虚名”，从而引起清廷更大的注意，对他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以迫使其出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