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朝之始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立朝之始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吴伟业在中进士之前，一直生活在风平浪静的东南一隅，他的主要生活内容就是读书，以备应试。这个时期的他涉世不深，阅历不广。复社人士“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对他虽然必定发生影响，但是为环境和眼界所限，他对于天下形势却未必真正了然。而做了朝官之后，突然置身于全国政治、经济的神经中枢，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听到来自各地和各个方面的消息，他对于时局和朝政的了解一下子变得真切多了、全面多了，也深刻多了。

他从同乡前辈李继贞那里听说了陕北农民起义的汹涌澎湃之势和朝廷举措的失当。从天启末到崇祯初，陕北连年大旱，颗粒无收，饥民无以为食，不得不吃草根树皮，甚至吃观音土，饿殍遍野，尸骸枕藉。正当人民嗷嗷待哺之际，统治者不知存恤，反而照旧征粮不已，诛求甚急。天启七年三月，澄城饥民在王二号召之下，率先揭竿而起，怒杀视民命如草芥的知县。王二起义得到同样受到盘剥、困苦已极的士兵和驿卒的响应，烽火迅速燃遍陕西各地。崇祯元年，府谷王嘉胤、延川王自用、安塞高迎祥、宜川苗美亦纷纷起事。王嘉胤与王二部、王自用部会合在一起，实力大增。崇祯三年，陕西农民起义军过黄河、入山西，连破州县。此时，李自成亦聚众起义，同王嘉胤军会师于山西。张献忠则率领米脂十八寨农民竖起了义旗，号称“八大王”。至此，起义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崇祯四年六月，王嘉胤失败被害，部下推王自用为领袖，与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等三十六家会于山西，李自成参与策划，决定协同作战。农民起义军的组织与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明廷处置无方，任人不当。崇祯二年三月，曾命杨鹤为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镇压农民起义。他既无力剿灭，又不能诚心招抚，两年后终因“剿抚不力”被罢职下狱。以上这些时事，每当李继贞对吴伟业谈起时，总深深叹息。他说，崇祯三年十月，他曾上疏力请发银数十万两赈济延绥一带，认为“皇上以数万金钱而活数十万生灵，福泽莫大焉；活数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常供，所获不止数十万金钱也，利益莫大焉”。他还建议以所发银就近籴粟，救济饥民，认为这样农民起义就会渐渐平息。但是，崇祯帝却置若罔闻。李继贞争之一年，始获采纳，然形势已大变，原来有十万金就可济事，而现在农民军的力量已十倍于前。崇祯帝却爱财如命，仍然只肯拨十万金钱。李继贞再次上疏争之，没有用。继贞抱怨说：“主上以国用匮乏，慎惜金钱，虽下手诏，命专使，所赍止此（指十万金），如以杯水救车薪，庸有济乎？”李继贞所谈一定给年轻的吴伟业极其深刻的印象，二十多年以后，他写作《绥寇纪略》，还清楚地记着那些话，把它们写进了书中。[28]

吴伟业还时时听到后金入侵的消息。天启末年，后金已经占据辽沈的绝大部分，并迁都沈阳。明朝在山海关外仅剩下宁远、锦州等几座孤城。后金的野心越来越大，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统兵十万从喜峰口毁长城攻入明朝腹地，进逼北京，在明廷的眼皮底下连陷京师附近的永平、滦州、遵化、迁安等城，大肆掳掠，第二年初始大摇大摆呼哨而去。北京城九门紧闭，明廷一日数惊。面对后金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明朝统治者不仅束手无策，而且不断干出自毁干城的蠢事。天启时，冤杀了攻守有方的熊廷弼，罢免了胸怀韬略的孙承宗；崇祯二年，生性多疑、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又愚蠢地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兵部尚书、蓟辽总督袁崇焕下狱，第二年四月用酷刑处死了这位在宁远先后击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围攻、令后金人闻风丧胆的一代名将。吴伟业立朝之时，坏消息仍不断从山海关传来，最令人震惊的是崇祯四年八月大凌河一役，明军失败，以祖大寿为首的“祖家军”投降后金，使后金获得了大批出身辽东的“辽将辽兵”，如虎添翼，力量大大增强。后金对大明朝所构成的巨大威胁和“黑云压城”的态势让每一个关心国事的人都会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吴伟业听到种种坏消息之后的具体细微的心理活动已经不得而知了，即使当时有所记录、抒写，入清以后，为了避祸，惟恐删之不及，哪里还敢留存授人以柄呢？但是，“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我想，立朝不久的吴伟业较之以往必然会更加真切地感到形势的险恶与严峻，必然加重了内心的忧患意识。他对于农民起义军和后金的双重打击下明王朝的前途和命运恐怕多多少少会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明朝的危机除了来自农民起义和后金入侵，还来自无休止的“内耗”——官僚集团内部的党派斗争。而在这种斗争中，往往是大官僚和宦官等腐朽势力占上风。对这一点，吴伟业的感受更为深刻。上面提到的熊廷弼被杀头和孙承宗被罢斥，就是因为他们得罪了阉党；而袁崇焕被害，则同后金入侵，把战火燃烧到京畿，使贵族财产受到损失，从而引起他们的怨恨、诽谤和排陷有关。作为一名翰林院的低级文官，农民起义和后金入侵对于吴伟业来讲，毕竟不属本职所当过问与负责之事。可是，党派斗争，却不管你什么职务，几乎任何人也无法逍遥其外。吴伟业从立朝之始，就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种斗争，并且一下子就被摆置在斗争的风口之上。当时，朝中与东林、复社作对的最重要人物就是温体仁，据《明史》载，此人“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天启时，曾巴结、逢迎阉党，崇祯时，魏忠贤遗党日日盼望他能够“翻逆案，攻东林”。[29]因此，温体仁就成了复社人士极力反对的人物。张溥暗中搜集了温体仁交接内宦、结党营私、援引同乡等种种违背法度的劣行，写成疏稿，交给吴伟业，让他上奏。吴伟业对朝局尚不熟悉，以一名刚刚上任的小小编修骤然地就要参奏次辅，内心不免胆怯，未敢贸然行事。当时温体仁一党中为温“主持门户，操握线索”、最受倚重的人物是大理寺少卿蔡亦琛，吴伟业难违师命，于是将弹劾温体仁的奏章改头换面，变成弹劾蔡亦琛的奏章，参了蔡一本。结果，还是惹得温体仁大怒，欲重重处置吴伟业和张溥。首辅周延儒出面曲意为吴、张解脱，才得平安无事，[30]不过从此，吴伟业便被视为复社在朝廷中的代表人物，成为温体仁、蔡亦琛一党的死对头，从崇祯朝到弘光朝始终处在党争的旋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