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朝的建立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弘光朝的建立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崇祯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当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的消息传到南京，南京的明朝官员上上下下人心惶惶，乱作一团。一些有主见或有野心的大臣开始谋划在南京另立新君，建立新的朝廷，以使大明命脉得以延续，从而确保官僚阶层的利益免遭损害。

新君的人选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福王朱由崧，一个是潞王朱常淓。

朱由崧是明神宗的孙子，老福王朱常洵的长子、崇祯帝的堂兄，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时，他逾城逃脱，辗转窜至淮安，崇祯十六年七月，嗣封为福王。当时在有可能入继皇位的人选中，他有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与崇祯帝的血统最亲。可是此人昏庸懦弱，人品低劣，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等反对拥立他，说他“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1]东林、复社人士也大都反对拥立他，他们所以反对，还有另外一层考虑：朱由崧的祖母郑贵妃当年因为有夺嫡的嫌疑受到过东林党人的攻击，与东林党嫌隙很深。这自然会影响到朱常洵进而是朱由崧的政治态度。东林、复社害怕朱由崧一旦上台会翻旧案，不能不预为之计，因而多属意于神宗的侄子潞王朱常淓。

可是掌握军队实权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却“独念福王昏庸可利”，[2]于是联络刘泽清等军阀，抢先一步，将福王迎至南京，胁迫群臣拥戴。五月初三，福王称监国，十五日就皇帝位，定明年为弘光元年。这个在大军阀卵翼下匆促拼凑而成的朝廷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内部分裂的祸根。(www.guayunfan.com)弘光政权的建立，初始主要是为了对付农民起义军，“讨‘贼’复仇”被定为立朝的根本大计，这从弘光帝《登极诏》和当时的军事部署就可以看出来。弘光政权建立不久，就在江淮一带设立了四镇，任命总兵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得功为四镇将，刘泽清驻淮安，管辖淮安等十州县；高杰驻泗水，管辖徐州等十四州县；刘良佐驻临淮，管辖凤阳等九州县；黄得功驻庐州，管辖滁州等十州县；被排挤出朝廷的史可法任督师，坐镇扬州，统领四镇。四镇的任务是护卫南京，“诏讨”河南、河北一带的农民军，等待时机，收复中原，完成所谓“中兴大业”。[3]

弘光君臣们万万没有料到北方的形势变化会如此急遽：李自成在北京立足未稳便大败于一片石，仓皇撤往陕西。清摄政王多尔衮随即率领清军进入北京，那一天，正是福王宣布监国的日子。多尔衮一进城就布告四方：“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4]六月间，又扬言：“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5]暴露了夺取全国统治权的野心；接着，清诸王大臣决议定都北京，准备迎接世祖。所有这些消息都是五月底以后陆续传到南方的，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明白，弘光政权所面临的威胁主要不是来自受到重创的农民军，而是满族奴隶主集团所建立的新王朝了。

但是，弘光王朝并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方略，对于野心已暴露无遗、态势咄咄逼人的清朝，弘光政权奉告的是一条“以妥协求生存”的路线，幻想井水不犯河水，清军不南下，像历史上南北朝或者南宋和金朝一样划江而治，因此对清朝不曾做出任何认真的防范，它甚至建议清朝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共同剿灭农民军。

精明的清朝统治者认为当时的主要敌人仍然是农民军，故以主力军队全力征剿，穷追不舍，为了避免两线同时作战，对弘光朝则虚与委蛇，假意议和。这使刚刚建立起的弘光朝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喘息之机。假如弘光政权能够及时抓紧这段时间励精图治，厉兵秣马，本来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差了，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不成问题，好了，进而北伐，实现中兴亦不在话下。因为论军事实力，弘光朝并不弱，江淮四镇的军队共有三四十万，驻扎于武汉的总兵左良玉的军队有二三十万，这是最重要的两支力量，再加上其他武装，兵员近百万，相当庞大。但可惜这些军阀都是拥兵自重的野心家，将骄兵悍，只知争权夺势，根本不顾念国家利益。其内部矛盾重重，左良玉与四镇有矛盾，四镇之间也有矛盾。大敌当前，他们却搞内讧，甚至大动干戈，自相残杀。围绕这些掌握兵权的实力派，朝廷官员也分成了若干派别，钩心斗角，势同水火。

搞内讧，搞分裂的总根子在弘光朝执掌朝政的奸相马士英。他一入阁，就开始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德才兼备、深孚众望的史可法正是被他排挤出朝，到了扬州去做督师的。而声名狼藉的阮大铖却经他力荐，担任了要职。阮大铖本是阉党，崇祯初被废斥，长期匿居南京，其人品为公论所不齿。崇祯中他不甘寂寞，力求起用，复社人士陈贞慧、吴应箕等曾草《留都防乱檄》对他进行揭露与声讨。但他素与马士英交好，又是马的房师，马士英遂举荐他做了兵部右侍郎。因此有人批判说：“从来小人当国，止徇一人之私昵，而不顾天下之是非；止弄一时之威权，而不顾万世之公论。”[6]

至于那个弘光帝，则本性难移，上台没多久，就显出原形，昏聩与荒淫都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弘光朝这个昏君奸相当国、党派纷争、将帅不用命的政权在那样一个危急存亡之秋又怎么可能担负起收复失地，使明朝复兴的重任呢？其建立之始的种种败象，预示了它必然是一个短命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