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的激化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党争的激化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崇祯十年以前，朝中权臣温体仁一党同复社的冲突尚未爆发，双方表面看来相安无事，实际上，暗中的较量一刻也没有停止，就像冰封的河流，冰面平静得很，冰下却是水深涡急。温体仁常常与蔡亦琛、薛国观密谋如何寻隙整垮复社，加害复社人士。张溥虽然闲居在家，却时时关心朝中的消息。面对强大的政敌，他忧心忡忡，又充满愤恨。他听到温体仁许多违背法纪的劣行，一些家在浙江吴兴一带的弟子来到太仓，给他讲述了温氏子弟横暴乡里、招权纳货的情形，他听后，常常和朋友当做笑话谈起，以揭穿温氏廉洁奉法的虚伪面目。而他们的笑谈又流播开去，让温体仁之流得知，引起更大的仇恨。[12]

崇祯九年的一系列事件终于使温体仁一伙找到了对复社下手的机会。这一年的二月，淮安卫武举人陈启新越级向朝廷上书言事，正逢崇祯帝痛感言路壅塞，想广开言路，于是得以破格擢拔，拜为吏科给事中。陈启新的骤然高升，引起人们的艳羡，不少轻浮躁进之徒竞思侥幸一试。温体仁乘此机会，将原常熟县小吏陈履谦、张汉儒诱至，秘密授意，让他们上书告发前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科臣瞿式耜居乡贪肆不法。钱、瞿与复社关系密切，温体仁又最恨钱谦益，他想一箭双雕，先置钱、瞿于法，然后借机再兴复社之狱。[13]这一年的秋天，又有人不待唆使上书讦告复社领袖之一张采。此人名叫陆文声，太仓人，凭着捐资成为监生。他曾要求加入复社，遭到拒绝，后因事又被张采责打，更加忿恨，于是入京状告张采。他先将疏稿面呈蔡亦琛，蔡转呈温体仁。温不知有张采，并且素无嫌怨，便说：“谁是张采？不过一乡下学究罢了，不值得奏明圣上。现在朝廷所急于要惩办的是张溥，如果能一并弹劾张溥，就定会像陈启新一样授给上告者官职。”蔡将温的话转告给陆文声，陆于是改为疏参庶吉士张溥、前任临川知县张采倡立复社以乱天下。[14]温体仁抓住这两件事，利用崇祯帝对复社也心怀疑忌的心理，蓄意扩大案情，于崇祯十年正月拟旨逮钱谦益、瞿式耜下刑部狱，严令彻底究查复社。[15]

自此温体仁一党与复社的矛盾斗争由暗中的较量变成了公开的冲突。在这场冲突的开始阶段，复社人士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

吴伟业是“复社党魁”，[16]与复社一荣俱荣，一枯俱枯，其所面临的危险可想而知。他尽其能力进行营救和周旋，成为这场冲突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世所指目”。[17]

朝廷对于复社的严厉态度招来了一些落井下石者。崇祯十年二月，原苏州通判周之夔，因与张溥、张采有宿怨，揣摩、附合首辅之意，入京伏阙上《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疏中说：“溥、采自夸社集之日，维舟六七里，祖道六百人，生徒妄立四配十哲，兄弟尽号常侍天王，同己者虽盗跖亦曰声气，异己者虽曾、闵亦曰逆邪。下至娼优隶卒、无赖杂流，尽收为羽翊，使士子不入社，必不得进身；有司不入社，必不得安位。每一番岁科，一番举劾，照溥、采操权饱壑，孤寒饮泣，恶已彰闻，犹为壅蔽。臣恐东南半壁，从此不可治矣！”疏中最后说：“伏望皇上立奋乾纲，大破党局”，“乞斩溥、采以谢朝廷。”[18]他还用黄纸大字书写吴伟业与黄道周、陈子龙、夏允彝的姓名，诬告这几人奉二张之命，用数万金贿赂、交接东厂。[19]不久，又有无名氏托名徐怀丹，作复社十大罪檄文，谓“复社之主为张溥，佐为张采，下乱群情，上摇国是，祸变日深”。檄中罗织了二张“僭拟天王”、“妄称先圣”、“煽聚朋党”、“妨贤树权”等等十大罪状，其中第二款列出了吴伟业的姓名。[20]声讨的调门越来越高，复社的罪名越来越重。这些上书者于复社各怀私憾，各有目的，但对于温氏一党来说，却都可以加以利用，使之成为置复社于死地的丛矢利刃。(www.guayunfan.com)在大权在握的贵族官僚的步步进迫之下，复社几乎只剩下招架之功了。吴伟业等在朝者也成为被攻讦的对象，转圜、斡旋的余地越来越小，处境更加凶险。但是，面对生死之争，复社只有一搏。为了摆脱困境，复社人士上下一心，朝野协力，运用可能的机会“疏参温相无虚日”，[21]吴伟业自是处在这场斗争的前沿阵地。

复社毕竟树大根深，撼动也并非易事。而温体仁平日又“专务刻核”，[22]树敌太多，所以“穷究复社”的严旨下达后，遭到下面的变相抵制，或者故意拖延不办，“下提学御史倪元珙核奏，元珙移兵备参议冯元飏，元飏下太仓知州周仲琏，迁延久之，被旨诘责”；[23]或者干脆为复社辩解，谓“复社文必先正，行必贤良，无罪可指；（陆）文声被罪潜逃，母服未终，匿丧谒选，今又借端诬陷，罪不可宥”。[24]倪元珙被切责贬官，换了张凤翮究查复社之事，而张凤翮照样不复奏，温体仁、蔡亦琛等竟无计可施。[25]

到了这一年的六月，事情忽然有了转机。原来钱谦益在狱中向司礼太监曹化淳求救。张汉儒探知这一情况，报告给温体仁，体仁密奏崇祯帝，请求一并将曹化淳治罪。崇祯帝把密奏给曹化淳看，化淳非常害怕，请求亲自审讯张汉儒，结果，审明了汉儒的阴私奸状及温体仁密谋唆使的全部内情，上奏给崇祯帝。崇祯帝怒，始知温体仁也一样结党营私，急命将张汉儒立枷死。温体仁内心不安，假托有病，上书请求放归，以为皇帝一定会温旨挽留，没想到竟得旨允行。[26]

温体仁的下台使反复社派一下子失去主心骨，不仅钱谦益、瞿式耜狱得以缓解，究查复社的事情也暂被搁置，无人再顾得上催办。复社人士算是松了一口气。我们考察一下这年六月以后吴伟业的行迹，会发现他的确轻松了许多。这时候他和杨廷麟开始跟从著名学者与直臣黄道周学习《周易》，并且过从颇密，结下了深厚的感情；[27]他和同为翰林院编修的陈之遴缔结了儿女亲；[28]他到狱中探望尚未得释的钱谦益、瞿式耜，并将所作七言歌行《东皋草堂歌》赠给瞿式耜，他还将此诗寄给了陈子龙（陈子龙有和作。可惜伟业之诗已佚，这是有记录的其最早的七言歌行）；[29]他有幸随从崇祯帝检阅城防，兴奋地写下了七律《圣驾阅城恭遇口占》[30]……这时期还有一件让他高兴的事，就是他被任命为东宫讲读官，做了太子的老师。[31]此官品级虽然不算高，但却相当重要，预示着远大的前程。这说明了崇祯帝对他的信任，表明笼罩在头上的复社一案的阴云起码暂时消散了。

不过，吴伟业和所有复社人士的喜悦情绪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被新的隐忧取代了。他们发现，温体仁虽然下野了，但是在朝中其阴魂不散，权柄依然主要操纵在其党羽手中。由于温的推荐，在他下台两个月后，薛国观升为礼部左侍郎，拜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蔡亦琛升为刑部右侍郎，均居要职。继温为首辅的淄川人张至发虽非温体仁的同伙走卒，实际上和温也是沆瀣一气，上台不久，他就露出了真相，一切尽袭温氏之所为，完全秉承了温的衣钵，仇视复社、培植私党、排陷正人无不一仍其旧，他甚至公然在朝廷上庇护温体仁，连上两疏诋毁黄道周，“而极颂体仁孤执不欺”。[32]

在对付复社这一点上，张至发与薛国观完全一致，很容易就联起手来，结成一个反对复社的内阁。他们俩虽然缺乏温体仁那种圆滑诡谲的手段，但是，奸邪阴险的德行一点也不比温逊色，而且“其仇东林益甚”，[33]悬在复社头上的危险并没有消失。

此种“换汤不换药”的朝局使复社人士清醒地看出，“至发、国观不去，则东南大狱不解，而众贤终无登朝之望”，[34]“倒温”之后必须紧接着再展开一场打倒张、薛联合内阁的斗争，否则，迟早要大祸临头。

这一次，复社人士没有一味采取守势，而是主动出击了。

在这场斗争中，吴伟业确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胆识。他充当了冲锋陷阵的马前卒。崇祯十一年的正月，第一个上疏弹劾首辅张至发，痛斥他对于温体仁“孤执不欺”的称扬，声色俱厉地指出首臣应当“回心易虑”，一反温氏之所作为，“如其不然，则必因循踵陋，尽袭前人之所为，大臣公忠正直之风，何时复见？海内干戈盗贼之患，何日就平？为首臣者亦何以副圣恩而塞众望耶？”[35]奏疏虽然没有得到崇祯帝的反应，但吴伟业不顾利害、摆弄阵势要和对方一战的气势却也足以令政敌震慑，让自己人神旺，他因此在一部分朝臣中赢得了正直的名声。[36]

为了不给政敌喘息之机，崇祯十一年的二月和三月，吴伟业和好友杨士聪又一起上疏先后揭发吏部尚书田唯嘉、太仆寺卿史不法之事。田唯嘉是张至发的门生，史是薛国观的心腹，均为得力干将，“而史特虎而鸷，父丧家居，颐指诸大吏为威福，天下莫能言。”[37]吴伟业和杨士聪二人弹劾田、史，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还是对着张至发、薛国观的，是整个“倒张薛”活动的一部分，所谓“先落其爪距”。[38]田、史二人确实劣迹累累，据说，其他复社人士访察到田、史二人的罪证，尤其是史巡按淮、扬时贪污巨额府库银的赃证，以“款单”传给吴伟业和杨士聪，他们据以上奏，有理有据，故斗争非常有力。其结果，崇祯帝相信并采纳了他们的奏言，“唯嘉黜免，逮问”，[39]达到了目的。

紧接着，三月二十四日，吴伟业又利用崇祯帝召对的机会，“进端本澄源之论”，申言朝政好坏之本在于内阁大臣，“冢臣职司九品，若冢臣所举不当，何以责之台省？辅臣任寄权衡，若辅臣所用不贤，何以责之卿寺？”[40]等于旁敲侧击地又参了张至发、薛国观一本。据说，他陈辞恳切慷慨，崇祯帝听了，为之“动容”。[41]

到了四月，首辅张至发忽然接到诏谕，允其回籍调理身体，等于被夺职了。而实际上，他并没有讲过自己有病，时人传笑，说他是“遵旨患病”。[42]张至发的忽然失宠，个中的奥妙自会很多，难以一一辨明，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吴伟业及其他复社人士前赴后继的参劾发生了不小的作用。至此，张、薛反复社联盟，垮掉了一半，只剩下薛国观一人了。复社扳倒张、薛内阁的斗争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