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销”、“通海”两案的株累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奏销”、“通海”两案的株累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顺治帝死，子玄烨即位，将第二年定为康熙元年。玄烨年仅八岁，国家政务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个辅政大臣掌管。此四位大臣代表了一小部分保守的满族亲贵将领的利益，对顺治帝所施行的大力推进汉化与封建化的做法来了一个紧急刹车，并反其道而行之，倡言“率祖制，复旧章”，[30]竭力保存满族的旧制度、旧传统。他们将篡改的顺治帝遗诏颁布天下，中心内容就是要抑制汉俗，反对信任汉官。他们制定了一系列压制汉族官吏、知识分子的政策，并接连制造了一些政治案件，对汉族官吏、知识分子进行镇压与威吓。“通海案”和“奏销案”就是他们处心积虑制造的涉及面甚广的大案。

按照案件发生的时间，是“通海案”在前，“奏销案”在后。可是对吴伟业来说，却是先受到“奏销案”的株累。

所谓“奏销案”，其缘起是这样的：清代初年，江南地区的赋役，较之其他省份繁重百倍，而苏州、松江两府尤重。赋役名目多如牛毛，董含在《三冈识略》中罗列了当时赋役的各种项目：“迩来役外之征，有兑役、里役、该年、催办、捆头等名；杂派有钻夫、水夫、牛税、马豆、马草、大树、钉、麻、油、铁、箭竹、铅弹、火药、造仓等项；又有黄册、人丁、三捆、军田、壮丁、逃兵等册。大约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别说老百姓无法承受，连普通士绅也不堪其重，想方设法逃避、拖欠。顺治十八年三月，清廷制定了《直隶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分数处分例》。江南巡抚朱国治因造本省欠册，申报朝廷，悉列江南拖欠赋役的地主、绅士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至六月，清廷下旨，将所有拖欠者的官职、功名一律褫革，本拟将在籍者提解至京，送刑部从重议处；已亡故者提家人；早已革除官职、功名的，于本地发落；后改为一概由本处枷责。一时间，鞭扑纷纷，衣冠扫地。探花叶方霭只欠一钱，亦被黜革，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据王家祯《研堂见闻杂记》，朱国治所造欠册中其实有很多冤枉者：“有完而总书未经注销者；有实未欠粮，而为他人影冒立户者；有本邑无欠，而他邑为人冒欠者；在十分全完，总书以纤怨反造十分全欠者；千端万绪，不可枚举。”足见官吏淫威，故意鱼肉。

实际上，在“奏销案”之上一年，太仓邻县嘉定就发生了“钱粮案”，性质同“奏销案”相同，只是范围较小，可称是“奏销案”的前声。在那场案件中，太仓王昊（字维夏）因为名字被别人假冒，无端受到牵连，被擒拿下狱，后又械送京城。王昊乃世家子弟，从小聪慧异常，吴伟业叹为“绝才”。他属于吴伟业弟子一辈，与伟业往来非常密切。案件发生后，吴伟业不避风险，为之写下了《送王子维夏以牵染北行四首》和《别维夏》二诗，由如下一些诗句：“名字供人借，文章召鬼憎”、“比来狂大减，翻致祸无端”、“惆怅书生万事非，赭衣（古代囚犯穿的赤褐色的衣服）今抵旧乌衣（显贵人家子弟穿的衣服，此用“乌衣子弟”之典）”，我们就能看出诗人对王昊的同情和对清廷迫害汉族士人的愤激了。

而“奏销案”发生后，灾难同样落到吴伟业头上。按照回籍官员革职例，他遭到褫革。至于革职，吴伟业并不在乎，因为他正不想仕清，如今落职，正中下怀，从此便可以不再就羁了。但是一旦革职，成为平民，也就失去了特权，失去了保护伞，任何一位地方小吏从此都可以对其狐假虎威，乘机敲榨欺凌了。事实正是如此，案件发生之始，曾规定凡在籍官员“俱拟提解刑部”，[31]不久虽然改为就地发落，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被牵连者均横遭恫吓与勒索，吴伟业也不例外，其家业蒙受了巨大损失，用他的话说，因“部提牵累”，被弄得“几至破家”。[32]他有一首《短歌》，是写给他的另一位姻家王瑞国的。“奏销案”发生时，王瑞国刚刚从外地做官回家，就被此案牵连。诗中描写了瑞国被追讨欠税以及被追逼后家业萧然之状：“入门别怀未及话，石壕夜半呼仓卒。胠箧从他误攫金，告缗怜我非怀璧。田园斥尽敝裘难，苦乏家钱典图籍。爱子摧残付托空，万卷飘零复奚惜！”还有一首写给友人吴燕馀的诗歌也写到此种情况：“注就《梁丘》早十年，石壕呼怒荜门前。范升免后成何用，甯越鞭来绝可怜。人世催科逢此地，吾生忧患在先天。从今郫上田休种，帘肆无家取百钱。”[33]这些描写多少也反映出吴伟业自己当时被追逼诛求的情状和所蒙受的经济损失，因为他们的处境、遭遇是相同的。几年以后，他在给好友冒襄的信中还在抱怨：“百口不能自给，而追呼日扰其门，以此吟咏之事经岁辄废，‘穷而后工’，徒虚话耳。”又说：“娄东向以吟坛自命者，半为饥寒所夺。”[34]稍后在《郁静岩六十序》中也说：“余莲勺之田舄卤，渼陂之畎污莱，二顷榛芜，三时卤莽。况扶风掾吏，竞算钱刀；京兆诸生，高谈盐铁。阖境之苛求已甚，老大之悉索奚堪？曾无担石之储，日举倍称之息。”可见“几至破家”云云并非是愤怒的夸张，而是实情。(www.guayunfan.com)“奏销案”比以往任何一次案件都让吴伟业更强烈地感受到民族压迫的味道。首先是因为这次案件打击面之广为以往任何一次案件所不及，江南的士大夫很少有能幸免者。被革除功名出身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致一时间，“仕籍、学校为之一空”，[35]形成“苏、松词林甚少”[36]的状况。清廷对江南士人的惩处几乎到了不问青红皂白的程度。明眼人不难看出，清廷的滥施淫威绝不单纯是因为什么拖欠赋税，“抗粮”不过是个说词，其真实原因实际同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的反攻有着密切的关联。当郑成功攻入长江时，江南广大士人普遍感到欢欣鼓舞，跃跃欲试，有的秘密联络，暗通情报，给予种种支持援助。对此情况，清廷是很了解的，因而恼怒异常，对那些被抓到证据证明与郑成功有联系者或杀或捕，毫不留情，而对多数没有用具体行动响应郑氏反攻可是内心却同郑氏一致者，一时还找不到借口加以惩治。一年多以后，终于抓到拖欠赋税的把柄，乘机兴起大狱，借此向所有不尽帖服的汉族士人施压。大约连清朝统治者也觉得这种“欲加之罪”的伎俩太不光彩，所以在官修史书中对“奏销”一案要么无只字记载，要么语焉不详，总之是讳莫如深。像吴伟业这样聪明的人当然会看出清廷的阴暗心理，会嗅出这一案件所散发出的民族压迫的血腥气味。其次，以往的案件所株累者虽然有许多是他的亲友，但打击毕竟没有直接落到他的头上，而这一次他却是深受其害，感触自然也就不一样了。

顺治十八年这一年中吴伟业真是交了“华盖运”，倒霉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奏销案”刚刚结束，惊魂未定，“而又有海宁之狱。”[37]这里所说的“海宁”是指陈之遴，因为他是海宁人。大约陈之遴被流放以后，当局继续追究与陈氏贿结内宦有关系的人，遂有此狱。吴伟业险些被牵连进去。关于这一案件的详情，由于缺少记载，已不可知了，只知道吴伟业获免实属万幸，“吾之幸而脱者几微耳”，[38]他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仍然心有余悸。

但比起“通海案”来，“海宁之狱”又算不得什么了。“通海案”是在顺治帝死后清廷为进一步追究响应郑成功进攻长江之役的江南士民而兴起的，凡被此案牵连者均受到极严厉的处置，重者满门抄斩。据吴伟业《与子暻疏》云，就在他侥幸躲过“海宁之狱”之后不久，又有杭州人陆銮告发他与长江之役有染。这个陆銮是何许人？为什么跟他过不去？其实，陆銮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以前跟吴伟业并没有什么往来，当然，他们之间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私怨。陆銮之所以告他，起因在于社事。杜登春《社事始末》记载，自从吴中一带的慎交社、同声社成立后，“声动江表”，要求入社者甚众。这种情况有点类似明末的复社。但两社不像复社那样积极讲求扩大组织，而是高竖门墙，制定了严格的入社标准。其他州县的士子被拒绝入社的不下百人。“大约绝之已甚”，遂引起不满甚至仇恨。杭州人陆銮就是因为遭拒而生恨的。这个人很阴险，欲借“通海案”加害两社，以泄私愤。吴伟业自从顺治十年主持两社虎丘大会之后，就成了两社共同推戴的精神领袖，其地位颇似当年的张溥。恨两社者遂移恨于他。陆銮上书告密，讦告两社成员参与了郑成功的反攻，又说两社乃复社余党，兴举社事，将为社稷之忧，而书中首先点名的就是吴伟业。[39]吴伟业深知这一手的厉害，倘真的因此定罪，“骨肉当至糜烂。”[40]他被吓得魂飞魄散，所幸的是朝廷将此案交给了地方查审，他得到了“诸君子”[41]的大力营救，事情才得以缓解。陆銮以诬告罪被置于法。后来，吴伟业曾用一种死里逃生的语气说：“此吾祖宗之大幸，而亦东南之大幸也”，[42]这成了他晚年最危险的一次遭遇。在这一案件中，给予他营救的“诸君子”究系何人？他没有讲，但估计苏松提督梁化凤必是其中主要的一位。

顺便需要提及的是陆銮的告发虽然没有得逞，可是对于当时的文人的结社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知道，明末文人结社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清初依然很盛，士人们除了以文会友，也每每在一起议论时政，有些文社还以以文会友为幌子，秘密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对此，清廷早就隐隐有所察觉。而当郑成功反攻长江以后，清廷就更感到汉族士子的结社对自己尚不稳固的统治地位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潜在威胁，故充满了警惕与敌意，于是终于在顺治十七年正月下达严令，禁止士子结社订盟。陆銮的告发既在严令公布之后，又蓄意将文社与“通海案”相联系，可谓十分毒辣。不惟吴伟业，整个吴地的士人当时皆惴惴栗栗，有大祸临头之感。陆銮被置于法，东南一带才“士心始安”，[43]而从此江南文社也便全部星散，士子们再不敢有只言片语涉及结社订盟之事了，甚至连规模稍大一些的文人聚会也不敢搞，明末结社的流风余韵至此彻底澌灭。吴伟业再也做不成像张溥那样的在野士人的领袖人物了，他更加感到寂寞与悲凉。

回顾吴伟业顺治十八年的经历，真可谓步步陷阱，处处荆棘，险象环生。接踵而至的案件和不幸给他的刺激太深，达到刻骨铭心的地步，以至几年以后他在写给朋友的书信和祝寿文中仍然发出愤怒的怨嗟（见上面所引），以致临死前他仍念念不忘这一年所遭遇的种种危难。这使得顺治十四年以来他对于清王朝日益强烈的怨恨、不满在这一年中达到了最高潮。

[1] 李渔《尺牍初征》卷三胡介《与吴骏公先辈书》。

[2] 《梅村家藏稿》卷三七《张敉庵黄门五十序》。

[3] 吴暻《西斋集》卷五《醉后题牡丹》诗序：“顺治丁酉，先大夫归耕江上，买故家牡丹数本植于庭中。”

[4] 王摅《芦中集》卷一《吴梅村夫子鹿樵草堂成却赋》：“昔闻履道里，今到辋川庄。丘壑看皆美，风流久未忘。花深藏略彴，月好近沧浪。满径栽松遍，犹寻种树方。”按，《芦中集》按时序编次，其卷一原注：起丙申二月尽庚子十月。此诗编在第二首，其作时当近于顺治十三年丙申，然顺治十三年吴伟业尚在北京，故此诗疑为顺治十四年所作。

[5] 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

[6] 见田茂遇《水西近咏·细论轩近诗》。

[7] 《梅村家藏稿》卷九《矾清湖》诗序。

[8] 《梅村家藏稿》卷九《矾清湖》诗序。

[9] 《梅村家藏稿》卷九《矾清湖》诗序。

[10] 靳荣藩《吴诗集览》卷二下。

[11] 王先谦《东华录》。

[12] 王先谦《东华录》。

[13] 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

[14] 吴兆骞《归来草堂尺牍》。

[15] 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

[16] 李延年《鹤征前录》卷二三。

[17] 吴兆骞《归来草堂尺牍》。

[18] 戴璐《石鼓斋杂记》。

[19] 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

[20] 孙《皇清诗选》。

[21] 《梅村家藏稿》卷四九《亡女权厝志》。

[22] 《梅村家藏稿》卷四九《亡女权厝志》。

[23] 孙《皇清诗选》。

[24] 《梅村家藏稿》卷四九《亡女权厝志》。

[25] 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

[26] 《梅村家藏稿》卷四九《亡女权厝志》。

[27] 《梅村家藏稿》卷十《咏拙政园山茶花引言》。

[28] 《梅村家藏稿》卷四九《亡女权厝志》。

[29] 《梅村家藏稿》卷五七《与子暻疏》：“既奉先太夫人之讳而奏销事起。”

[30] 《清史稿》卷三六《索尼传》。

[31] 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

[32] 《与子暻疏》。

[33] 《梅村家藏稿》卷一七《赠学易友人吴燕馀二首》其二。

[34] 《梅村家藏稿补遗·与冒辟疆书》。

[35] 董含《三冈识略》。

[36]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七。

[37] 《与子暻疏》。

[38] 《与子暻疏》。

[39] 杜登春所记陆銮告讦事较详，然其时间与吴伟业所记不合。伟业记在“奏销案”之后，而登春却谓在“奏销案”之前。伟业亲历其事，并且对此事印象极深，以后屡屡提起，故其所记当不误。

[40] 《与子暻疏》。

[41] 《与子暻疏》。

[42] 《与子暻疏》。

[43] 《社事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