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著《丛书百部提要》考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著《丛书百部提要》考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1935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册《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内容有《缘起》《凡例》《丛书百部提要》《目录分类说明》《目录》《新闻纸本样张》《新闻纸本预约简章》等，除《缘起》由王云五署名外，其他均不署名。《丛书百部提要》占该书很大篇幅，是民国时期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1943年8月，王云五将《丛书百部提要》收入其著《新目录学的一角落》（商务印书馆重庆初版）一书。《丛书集成初编目录》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分别由上海古籍书店与中华书局两次重印出版。虽则抽去了王云五的《缘起》和预约简章等，已非原貌，但是《丛书百部提要》和全部目录均存，学术价值至今尚在。重印本《提要》采用《目录》初版样式，无署名。其作者大有扑朔迷离之感。其实，它的真正作者是著名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张元济先生。现在应该是恢复历史原来面貌的时候了。

王云五在《丛书集成初编缘起》中写道：《万有文库》“二集计划甫就，张菊生君勉余以同一宗旨，进而整理此无数量之丛书，并出示其未竟之功以为楷式。余受而读之，退而思之，确认此举为必要。半载以还，搜求探讨，朝斯夕斯，选定丛书百部，去取之际，以实用与罕见为标准，而以各类具备为范围。”这里说得很明白，张元济早有整理编印历代丛书的打算，并写成书面意见，是他向王云五提议出版一部“丛书之丛书”的，这应该是1934年秋天的事。但是，王云五没有说清楚“选定丛书百部”的经过。其实“选定”者主要是张元济。时间至少可追溯到1931年初。

1931年1月15日，张元济在致傅增湘的信中就提出辑印一部“大丛书”的计划：

比与友人谈及，拟将各种丛书选择较精之本（其无单行本者尤宜注意），每一二十本为一集，随出随售，汇印为一大丛书。此于读购之人必甚便利。但有同系一书而为各丛书均收者，则以何本为佳，此层必须精为别择。记吾兄前曾寄示类此之目录一分，谓是沈羹梅兄所选定者。此时检觅不得，不知能再觅一分否？敝馆将来选印此书，可即用其所定之目否？此类丛书多系明清近刻，访觅初印尚属不难，将来不必照相，直接翻版，岁出数千册书甚不难也。[1]

沈羹梅（1885—1955），名兆奎，字无梦，江苏吴江人。民国初任大理院书记官、司法部秘书等职。他与张允亮、徐森玉为傅增湘晚年“藏园三友”。傅氏云：“是三君者，识力精能，见闻广博，频年搜讨，贶我实多。或偶逢罕秘，为目所未经，或创获珍奇，而力不克举，相与流传钞白，校定丹黄，时补佚文，共商旧学。”[2]张元济信中提到的“友人”未写出姓名，笔者揣测极可能就是王云五。1930年王云五接受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聘请出任总经理之职，并到日本、欧美考察了半年。返沪以后王又全面推行他的“科学管理”计划，1931年初在编译所受挫。这一时期，张、王二人必有多次面谈商务大计。(www.guayunfan.com)傅增湘极力支持张的计划。他在1931年1月22日复信中说：“羹梅拟刊书单容询之。能省去照像之工，可谓便利已极。此亦吾辈之福也。”[3]沈草拟的书目是否找到，现存张、傅二人的通信里似没有留下记录。但是，张元济计划辑印《丛书集成》，受到沈兆奎的启发则是显而易见的事。

由于当时张元济正忙于《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辑印，不久又遇上“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毁，编印“丛书之丛书”的计划被迫搁置了起来。直到1934年秋，商务复业已两年，《万有文库》发行成功带来更多的商机，于是张元济审时度势再次提出了这一计划。

张元济在古籍版本目录学方面的造诣极深，又早有准备，加上傅增湘等友人的帮助，选定书目可谓驾轻就熟，进展不很慢。到1935年春，张已编定丛书全目。选综合性丛书80种，专业性丛书12种（内经学2种、小学3种、史地2种、目录学1种、医学2种、艺术1种、军事1种），地方丛书8种。汰去重复，实存书4100余种，2万余卷。张元济计划为每一丛书撰写一篇提要，但有些丛书未见全帙，很难下笔。当时商务的东方图书馆已毁，查书很不方便，张元济不得已向亲友索借缺书。1935年4月4日他致亲家翁、平湖藏书家葛嗣浵（词蔚）的信，就是为此事。信曰：

丛书全目寄奉，乞詧核。其中《艺海珠尘》一种，此间所购亦欠壬、癸两集。闻兄前已抄得，将来尚拟借钞，可否先寄我一阅？又此书及《滂熹斋》《功顺堂》《天壤阁》《岱南阁》此数种前后均无序跋。思每一丛书撰一提要，颇难着笔。刘澂翁《续皇朝文献通考》均有记载，然太率略，不可用。邺架想均有藏弆，拟乞饰司书小胥为之检查。以上五种如有刊书序跋……可否即将该册寄我一阅？而以《艺海珠尘》吴省兰自序尤为紧要。[4]

“丛书全目”，当为计划中的《丛书集成初编》书目。《艺海珠尘》为清嘉庆中期吴省兰编辑，凡八集，壬、癸两集为其婿钱熙辅续编而成。包括经学、小学、舆地、掌故、笔记、小说、天文、历算、诗文等著作，内容很丰富。《滂熹斋丛书》、《功顺堂丛书》（潘祖荫辑）、《天壤阁丛书》（王懿荣辑）、《岱南阁丛书》（孙星衍辑），也都是清代几部著名的综合性丛书。这5种丛书虽则在刘锦藻（澂如）编的《续皇朝文献通考》一书中有记载，但张元济嫌其“太率略”。这种不走“捷径”、贵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编书态度，令人肃然起敬。

张元济同时还向北平图书馆的谢国桢先生查询几种丛书的序跋文字。谢于1935年4月11日致函张元济，曰：

朱阁政先生来，当即查敝馆所藏丛书，《艺海》及《畿辅》两丛书皆无序例。……至《艺海珠尘》顷有徐时栋手校本，前附提要识余，似于书尚有补助。兹由善本书库借出寄上，阅毕祈速赐下，切盼。丛书一事，前后刊刻印行，目录各有不同，如《别下斋》，亦有先后之异。至子目卷数多寡，文字异同，尤宜审查。兹附上《丛书子目类编总目》，所列种类、卷数，均按原书一一校对，且均有其书。如尊处所藏丛书校印时如有不足之处，可以代查商借也。桢意编丛书子目索引等项，非查原书不可。如借钞书目，必靠不住也。[5]

谢国桢还从馆藏梁启超藏书内检得《畿辅丛书》首册，邮寄沪上，供张元济撰写提要用。《畿辅丛书》是地方丛书中较重要的一部，为清光绪年间王灏所辑刊，收集河北乡邦文献颇众，而且都是校雠较精、流传较少的书。谢国桢的信现存张人凤先生处，上有张元济批注：“24/4/17复。”可惜此复信已不存，否则一定能知道他对谢国桢建议的看法。实际上张元济早就在查原书，对各种丛书里相同的书比较后作出选择，不查原书是难以办到的。《丛书集成初编目录》所附《丛书百部提要》，无疑是张元济亲自撰写的。《提要》对每部丛书的源流、内容、价值，作了言简意赅的论述。写作这篇《提要》态度之认真，花费精力之巨大，上面两封信就是明证。

王绍曾先生早在1984年出版的《近代出版家张元济》中就明确指出：“张先生选定了丛书百部的目录和确定选取重本的标准以后，又亲自撰写《丛书百部提要》。”这个推断是正确的。笔者还有三条史料可以佐证。

其一，1935年4月16日张元济在给他的侄儿张树源的家信中说：“我近为公司编《丛书集成》目，忙冗至不堪言，幸身体尚好，可勿念。”[6]这正是上述致葛嗣浵信借书、谢国桢复信代查几种丛书序跋的时候。“忙冗至不堪言”，反映了张元济对这部巨书所倾注心血之多，并非空穴来风。

其二，1937年7月28日，张元济为平湖葛氏传朴堂藏《今献汇言》题词中，记叙了两年前辑印《丛书集成》时的一则故事：

原书虽无总目，然以书签考之，当为完书。余为商务印书馆辑印《丛书集成》，词兄发箧相假。景印之时，司其事者不加审慎，乃以阿拉伯数字编印叶号，并以粉笔略施描润。虽仅有两种，而原书真面已损。还书之日，词兄墓有宿草，愧无以对死友。反因以重值，乞越然斥其所藏将以相易。咏莪姻台谓可不必，但属纪数言，俾后之读者得知此之由来。余重违其意，因书此以志吾过。词兄有灵，幸宽宥之。[7]

这里又一次明确指出：“余为商务印书馆辑印《丛书集成》”。如果《丛书集成》仅为王云五一人主编，张元济绝不会在家信和题跋中这么写的。

其三，上述《今献汇言》题记开篇有如下一段文字：

《明史·艺文志》杂史类高鸣凤《今献汇言》二十八卷，《四库》杂家类存目仅八卷，《提要》云：“据其目录所刊，凡为书二十五种，乃首尾完具，不似有阙。”北平图书馆所藏，与通行汇刻书目，均二十五种，而书名异者乃十之四五。是编为余亲家葛词蔚兄所藏，乃有三十九种，较《明史》《四库》所纪及北平藏本均有增益。原书分装八册，有书签者三。[8]

对照《丛书百部提要》内《今献汇言》的介绍，除题跋多“是编为余亲家葛词蔚兄所藏”一句及个别文字稍异，二者竟完全相同！

编入《丛书集成初编》的百部丛书，其中还有一部半直接由张元济从日本照印回国。一部即《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和《六韬》共7种25卷。宋人何去非校辑，南宋刊本，国内早已失传。1928年秋，张元济赴日本访书时见于东京静嘉堂文库。次年影照回国，1935年影印编入《续古逸丛书》第38种。同时张又将此丛书分册排印编入《丛书集成》。这部在故土失传千年的古代军事学丛书，从此成为人人可读的普通书了。可惜后来因“八一三”事变爆发，《六韬》《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三种未出[9]。那半部是什么呢？乃是《济生拔萃》。说来也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济生拔萃》，中国古代的一部医学丛书，元代杜思敬辑，18种19卷。涵芬楼有一部元刊本，只是缺4种。张元济在日本访书时见静嘉堂原湖州陆氏皕宋楼旧藏该书比较完整，于是1935年3月8日他致信静嘉堂文库长诸桥辙次商量影照事宜：

抑尚有请者，敝馆藏有元刊《济生拔萃》，与静嘉堂藏本相同，惟缺去《针经节要》《洁古云岐针法》《洁古家珍》《保婴集》四种，在敝国公私藏家均无可借补，不得已再为无厌之请。如蒙慨允，同时付影，则拜贶弥厚，感荷无既。[10]

张又给当时商务向日本各公私图书馆借印善本古籍的联络人、汉学家长泽规矩也写信，请他从旁努力，促成其事[11]。请注意这两封信写作的时间，正是张元济忙于为公司编《丛书集成》书目之时。向静嘉堂借补《济生拔萃》4种缺书，正是为了辑印入《丛书集成初编》，以广流传。半年后，获得静嘉堂方面同意，由长泽规矩也安排摄影等事。1936年6月29日张在致长泽的信中说：“《济生拔萃》中四种照片均已收到，容另复。”[12]可惜这四种书只有《保婴集》一种印出（与《癍论萃英》《种痘心法》《种痘指掌》合一册），另三种已列入书目而未及刊出[13]。涵芬楼大半部《济生拔萃》各书也有几种未能出版。

此外，1933年春张元济开出“普通丛书单”一份，请傅增湘在北平觅购一批丛书，并很快购得《学海类编》《学津讨原》两种[14]，成为复兴中的东方图书馆第一批书藏。不久辑编《丛书集成》时也用上了。

当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的广告，称该书“集丛书之大成，广古籍之传播”，并非只是广告词而已，而是事实。此书辑印行世为我国丛书编印史上一大创举。书上署名“王云五主编”，历来有关书目和众多关于王云五先生的传记、年谱、研究文章常常也只归于王的名下。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张元济从计划、选书、借书、编目、撰写提要，直到后期断句复审，都曾付出很大劳动。“主编”之称，当之无愧。当然，王云五先生作为总经理，自始至终主持了《丛书集成初编》的出版，功不可没。

《丛书集成初编》全书按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编排，分十大类541小类。这在当时古籍印行中是个创举。傅增湘对此却颇不以为然，认为“非驴非马”[15]，难以接受，写信给张元济提出异议。1935年11月13日，张复信解释：“主者（王云五）谓是书专备各图书馆之用。杜威十大类目世界已通行，吾国新设图书馆不能不兼收外国书，将来排比势必不能分中外为两部，只能冶为一炉。吾国之旧分类法因此全废。且四库史部之别史、杂史，子部杂家之六类，亦甚难分辨，故不如全盘更换之为愈。弟亦无以难之。今此书竟售至二千余部，则其说胜矣。”[16]张元济对王云五的分类法是赞成的，并为之“宣传”，可见两人配合之默契。

《丛书集成初编》1935年5月开始预约，年底第一期书出版。原计划出书4100种、4000册，但因1937年“八一三”事变而中辍，只出了3062种、3476册。20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已将此书重印，在清点纸型时还发现未出版、实际尚存的另外643种。这样，读者就可以一睹当年张元济与王云五合编的这部巨书全貌了。

王云五《新目录学的一角落》，收有《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绪论》《四角号码检字法序》《印行万有文库第一二集缘起》《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目录》《辑印丛书集成序》等11篇文章，《丛书百部提要》为其中之一。《角落》一书还有商务1946年10月上海初版、1947年2月上海再版，1970年王云五又把此书编入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人人文库》。因而流传颇广，影响不小。该书王云五署名作于1943年8月5日的序文，除阐述他的新目录学观外，只简单地提及“此区区十篇之文字，无一不以长时间写成”，“《丛书集成初编》之选辑分类、费时一年以上”云云，并未交代《丛书百部提要》编撰的经过，留下了一段空白的历史。张元济生前似乎已经默认《提要》为王云五的著作了。这与两位出版家的不同性格和不同作风有密切的关系，值得我们探讨。

张元济自1926年退休后，仍主持商务印书馆古籍出版工作。著名的《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均由他主持辑集影印。《丛书集成》为排印本（有少量影印），许多具体工作当然由商务编审部处理，用不着像《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那样由他亲自过问，因此留下史料不多。张元济又是一位淡泊名利的实干家。他退休后为公司编印古籍，“一·二八”后参与善后办事处工作，1933年时复校“国难版”教科书，抗战爆发之后又实际上主持了商务印书馆留沪一摊子行政事务。这一切张元济都是尽义务，公司领导层多次致送酬劳，均被他谢绝。实利都不受，还在乎一篇著作的署名吗？

他编书、著书不具名是常有的事。此前他为罗邕、沈祖基所编的《太平天国诗文钞》校订、增补，抄录数千言的太平天国重要文献《天父下凡诏书》并撰题跋。如果不是原辑编者后来在新版序文中说明原委，在该书附录里又把“张先生校补本”列入“本书引用书目表”第一种，那么，这段编辑家的辛勤劳动成果，可能早已湮没于世。后来他为潘明训编著《宝礼堂宋本书录》，1939年初版就只署“潘宗周著”，直到1984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重印时才恢复潘、张二人合著署名，也可算一例。我们研究出版史必须弄清楚书籍背后出版家、编辑家的活动，每个出版家的功绩都不能抹煞。

王云五具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商务印书馆两次遭劫难，得以迅速复兴或维持不败，其功不可灭。王云五的众多大手笔，在现代出版史上留下过重彩浓墨般的华章。但是，他的性格比较张扬，好大喜功，与张元济迥然不同。看看三四十年代商务出版物，少不了都有他的大名，即是明证。既然《丛书集成初编》由他一人署名主编，那么《丛书百部提要》揽入自己名下似乎也顺理成章。可惜与历史事实不符。

唐锦泉《回忆王云五在商务的二十五年》一文说，《丛书集成》“选书、编目具体工作是由图书室翟孟举选定，编目制成一套卡片，复经张元济、王云五几次审核后才完成编目工作。断句工作主要委托馆外加工，馆内胡文楷、缪巨卿、徐益之等担任核对工作。张元济再复审。”[17]这里补充了几位参加具体工作的商务同人名字，弥足珍贵。只是没有提到《丛书百部提要》由谁撰编。可能唐先生没见过上述有关史料，但他也未曾称王云五撰写了《提要》，显然对王著《新目录学的一角落》有所保留。

《丛书百部提要》未收入张人凤编《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一书，十分遗憾。现《张元济全集》工程已经启动，2007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至3卷（书札部分）。笔者建议在以后的“古籍书目序跋”卷内一定要收入《丛书百部提要》，不要将这部现代有影响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再次沦为“无名氏”作品，更不能拱手“让与”他人。

当务之急乃是还历史之真相，恢复张元济先生的著作权。

2007年10月于上海浦东新居南窗下

［附记］

笔者曾于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1991年第5期上发表《张元济与〈丛书集成〉》一文。该文列举王云五《缘起》、张元济致葛词蔚信及谢国桢致张元济信等几则史料，考定《丛书集成初编》乃是张元济与王云五合编。本文在此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观点不变，只是增加史料佐证七八条，并侧重于《丛书百部提要》著作权问题的探讨。希望继续引起古籍整理专家、出版史研究同好的注意和响应。特此说明。

（原载《出版史料》2008年第1期）

注释

[1] 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第1177页。

[2] 傅增湘《方伯川先生〈经义〉跋》，《藏园群书题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

[3]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257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4] 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第1042页。

[5]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235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

[6] 《张元济全集》第2卷，第338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7] 张人凤编《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第1124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8] 张人凤编《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第1124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9] 见《丛书集成初编目录》1983年8月中华书局重印本。

[10] 1935年3月8日张元济致诸桥辙次书，打印稿，上海市档案馆藏Q459—1—156卷宗。

[11] 1935年3月7日张元济致长泽规矩也书，打印稿，同上。

[12] 1935年6月29日张元济致长泽规矩也书，打印稿，同上。

[13] 见《丛书集成初编目录》1983年8月中华书局重印本。

[14] 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第1190页。

[15]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235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

[16] 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第1205页。

[17]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63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