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东瀛访书与海外遗珍的流布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东瀛访书与海外遗珍的流布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海外求书，古已有之。清末与民国时期，我国许多学者、藏书家东渡日本，访书购书，掀起了一个个佚书回归的高潮。张元济先生1928年东瀛访书。在较完整地调查日本公私藏家汉籍佚书状况的基础上，又不失时机照影回一大批珍本古籍，利用现代影印技术印行流布，影响深远，其功厥伟。他的成就不仅超越前人，而且同时代赴日访书者也无人可以企及。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张元济的名字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鲜有提及。这一状况应该得以纠正。

1903年初，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职务，正式入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9年创办编译所图书室涵芬楼，大量购藏中外典籍和期刊报纸。除编译参考用外，他另一目的是准备整理、印行中国古代文献，为古人“续命”。后来他曾感慨地写道：“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致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1]他向来重视海外遗珍的回归和流布。1919年至1923年在他擘划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规模宏大的《四部丛刊》，其中就有数种采自日本藏古佚书或和刻本汉籍（见本文附表）。1926年张元济退休，虽仅以董事长身份主持商务董事会，但古籍出版一摊子事仍由他主管。他进一步将目光瞄准流入东瀛的珍本图籍。

中华学艺社是以留日学生组织的一个学术团体。总干事郑贞文（心南）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1928年秋，中华学艺社组织第五次学术文化视察团赴日本出席日本学术协会第四届大会。张元济应邀以学艺社名誉社员名义随团赴日访书。10月15日，视察团一行乘“上海丸”轮船启程。张元济随身携带《海盐张氏涉园丛刻》初集、续集等自印家集若干部，作为礼品之用。行李中还有一卷《涉园图咏》。郑贞文后来回忆这次日本访书原委：“中华学艺社东京分社干事马宗荣（继华，贵州人），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专门研究图书馆学，知道日本公私立各图书馆藏有宋、元、明、清中国精版图书甚多，建议由学艺社向日本各藏书家选借，作为《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的整套内部刊物出版，仅分配与特别需要的社员，不对外发售。这原是日本学术团体常有的办法，可以援例举办。马宗荣的这一提案，经上海总社干事会议通过，由我向张元济、高梦旦接洽，得到他们的赞成协助。商定由商务提供选书影印的经费，由我和马宗荣代表学艺社向日本公私立图书馆及藏书家交涉借印的手续，约明书籍印出后，每种分别赠送原书所存者各二十部”。“在出发之前，张曾就经、史、子、集方面，在日本公私立图书馆目录中选出若干种书目，郑振铎则就中国古代文艺、小说方面选出若干种书目交我，作为借书参考。”[2]

第一站京都。张元济首访长尾桢太郎。清末民初商务与日本金港堂合资时，长尾曾在编译所与张共事多年，关系融洽。张元济出示《涉园图咏》，请长尾题识。长尾欣然命笔。[3]接着又晤见内藤湖南。1899年内藤来华时在沪曾拜访张元济，两人进行过笔谈。他们也是老朋友了。“内藤君介观富冈氏遗书，善本甚多。”[4]内藤又告诉张，京都东福寺藏有张氏始祖张九成《中庸说》宋刊残卷。张元济等一行因需先赴东京，连内藤恭仁山庄藏书都未曾参观，约定归国前再来京都尽情饱览。

张元济等于静嘉堂文库留影(www.guayunfan.com)日本汉学家长泽规矩也

10月24日，张元济等抵达东京。马宗荣与长泽规矩也先后造访，约期偕往静嘉堂文库观书。静嘉堂第一代主人岩崎弥之助将湖州陆氏皕宋楼藏书囊括而去，在中国学者心中留下难以平复的创痛。张元济当年曾力阻陆书东流而未成，抱恨终生。1924年静嘉堂文库公布了它的藏书目录，汉籍善本达1100余种，相当一部分为中国国内失传之书。张元济有幸成为第一位在静嘉堂阅读皕宋楼旧藏的中国学者，感慨万千。他撰诗云：“好书不厌百回读，快事生平夸眼福。既入宝山宁空回，得陇何嫌更望蜀。”[5]一连十天，得到静嘉堂文库长诸桥辙次等热情接待，张元济收获颇丰。检阅并拟借印主要有：

（1）影宋钞本《群经音辨》　（2）明刊《饮膳正要》　（3）宋刊残本《册府元龟》　（4）宋刊《诗集传》　（5）宋刊《陈书》　（6）宋刊《新唐书》　（7）宋刊《欧公本末》　（8）宋刊《武经七书》　（9）宋刊残本《清明集》[6]

张另见南宋刻《太平御览》，“其文渊阁印灿烂溢目，琳琅满架，且于己国增得如干卷，为之欣羡者不置。”[7]

宫内省图书寮（今称宫内厅书陵部）是皇室私人图书馆，不对外开放。经当时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接洽，特允张元济、郑贞文和汪公使三人入寮观书三日。张检阅并拟借印者主要有：

日本内阁文库

（1）宋刊《论语注疏》　（2）宋刊《三国志》　（3）元刊《山谷外集》　（4）宋刊《太平御览》　（5）宋刊《本草衍义》　（6）宋刊残本《北磵文集外集》[8]

这里的《太平御览》为宋蜀刻本，虽有残缺，但张元济认为胜过静嘉堂藏本，“因乞假影印，主者慨然允诺”。[9]

内阁文库，现称日本国家公文书馆，作为日本国家图书馆之一，收储汉籍古本最多。张元济与郑贞文除了检阅宋刊《平斋文集》《东莱先生诗集》《梅亭先生四六标准》等诗文集外，惊喜地见到一批国内早已失传的古本小说戏曲，有元刊《全相平话三国志》、明刊《古今小说》与《二刻拍案惊奇》等20余种。[10]

在东京，张元济等参观的私家藏书也不少，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前田侯爵尊经阁文库，“藏刊《世说新语》，附有《叙录考异》并《人名谱》三卷，为彼邦所未见”[11]。朝日新闻社社长德富苏峰成篑堂藏书，仅古写本、刊本《论语》就达数十种。德富家藏有一块宋代麻沙刻书原版，“高可及肩，和国内进士匾额相似，上面刻着好多页的书，刻工精妙，字画分明”[12]，令人惊叹不已。又如实业家内野皎亭所藏残宋本《宛陵集》、清初毛奇龄辑编的《曼殊留影》题咏真迹等，张元济叹为“奇书”。[13]

此外，他们还考察了足利文库（即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和岩崎家族东洋文库。足利文库向来秘惜，清末杨守敬和民国傅增湘都未能成行，独向张元济开放，可谓难得。张诗云：“足利遗迹亘千秋，五经纷纶叹观止”。[14]

张元济、郑贞文等在岩崎男爵墓前留影

完成东京约一月的访书旅程之后，1928年11月下旬张元济由郑贞文陪同第二次来到京都。在瓶原邨（今加茂町）恭仁山庄，他们参观了内藤湖南藏书。主人出示唐人写《说文解字》残本，应邀题跋[15]。这卷由宋人裱装、题跋，清人莫友芝收藏的绝世珍宝，因有曾国藩等人题记而著称于世。张元济在域外相逢，一定不无感慨的。到神田喜一郎家观书之余，又得到不少“信息”。神田告诉张，东京帝室图书寮有宋刊黄善夫本《史记》，他另介绍张参观了京都福井氏崇兰馆，一部宋刊《搜神秘览》引起张元济注意。在京都主要收获之一，就是他找到了始祖张九成《中庸说》宋刊残卷。位于京都东南角寺庙集中地区的东福寺，建于日本四条天皇和后深草天皇之间（中国南宋理宗时代）。其开山师圆尔辨圆留学中国，回国时带回大量图书，除佛经外也包括儒家典籍与其他文献。几百年来虽有散失，但仍然相当可观。张元济见到的《中庸说》残卷，其中包括当年与朱熹论战而中土亡佚的内容，弥足珍贵。东福寺藏宋蜀刊《太平御览》，虽亦有阙卷，但与图书寮藏本同为蜀刊，互可补配。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

在京都期间，张元济曾应邀出席狩野直喜等汉学家的欢迎座谈。狩野与内藤都为张携带的《涉园图咏》题诗或题识[16]。张似再次会晤了长尾桢太郎，委托他照料京都的借影工作。12月1日，张元济等结束东瀛访书活动，登轮回国。

郑贞文回忆称：“由日本公私立图书馆借影各书底片，带回上海，经商务印书馆照相部修整扩大后，作为《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陆续出版。”[17]他未叙述借影过程，因而很多人以为是张元济他们当时“带回”的。这是误解，应予澄清。照影回的书也并非全部出版了。郑文列入书目而不见实物，未提及的却能见到。总之情况比较复杂，至今还留下许多难解之谜。据笔者查考，借影前后为时约八年之久，大致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8年末至1930年夏。首先，张元济与郑贞文在东京访书期间，就已着手安排照相事宜。即委托照相师用特殊照相机逐页摄成小型底片，寄回国内。然后经放大制成母版，用石印方法影印成册。上海市档案馆现保存着一份当年张元济等与汤岛写真场户冢正幸签订的摄影合同副本。共八款，对于影照规格尺寸、双方责权、邮寄方式、费用结算都有明确规定。现摘录合同一、三、五款如下：

“书页照片由照相人制成阴片（Negative Paper）计价八折（纵英尺六寸零分，横英尺拾寸零分）者，每张日金肆拾钱，四折（纵英尺拾寸零分，横英尺拾贰寸零分）者，每张日金柒拾钱，不另给工资。”“照相人于照相时应十分慎重处理原书。如必须拆开时，经借书人许可，得拆开之。但应由照相人照原式装订，如有损伤情事，一切由照相人负责。惟遇天灾、不可抗力时，不在此限。”“照相人每照二三百张相片时，应知会委托人代表长泽规矩也、马宗荣二君，约期到汤岛写真场当面点交，包裹完善，由代表人邮寄。邮费一切由委托人负担。”

合同签署日1928年11月18日。署名“委托人张元济、郑贞文，委托人代表长泽规矩也、马宗荣，照相人汤岛写真场户冢正幸，见证人姜琦、宇野哲人。”[18]11月30日，张元济回国前一天在别府致函马宗荣云：“西京照书事拟到上海后将借影西京各家旧书一并筹划妥帖，再函达。”并就借影静嘉堂书的尺寸作了更正[19]。12月8日马宗荣致张、郑函，告以向静嘉堂、图书寮、东福寺等处联络情况，议定静嘉堂先照《清明集》《群经音辨》和《陈书》。又告“户冢氏目下甚忙，故拍照开始，须在十日以后也。”[20]此后，长泽与马宗荣开始了紧张的借影工作。

由于照相师缺乏经验，开始数日出现一些问题，书叶四周空白极少，每天有几张须重照，因而进展甚慢。所幸有长泽从中协调，照相逐渐趋于正常。上海与东京保持着密集的函电往还。张元济不断开示或调整各处借影书目清单，马宗荣则及时报告联系情况和照影进度。静嘉堂文库借影最为顺利。因照书较多，专门建起一座临时板房。诸桥辙次还承诺，作为配补阙卷阙叶的《金华黄先生文集》《愧郯集》《陈古灵先生文集》几种，可以不计入原定十种书的限额之内，以张元济个人名义借照。内野皎亭等几处私家藏书，借照也较顺利。只是在图书寮遇到了麻烦。汉学家宇野哲人告诉马宗荣，“图书寮之书若有不能允可者，必此间拟印刷之书”，建议另选别书[21]。经汪荣宝公使转托外务省某实力人物出面斡旋，才出现转机，不过第一次图书寮只允许照《论语注疏》《本草衍义》两种，张元济希望先照《三国志》也未获批准。内阁文库方面有山本条太郎（原金港堂主人）疏通关系，情况好一些。但当马宗荣前往接洽照影时，对方提出先要看中华学艺社出版书目。马只得写信回国索取学艺社出版物和社章等文件，以资证明。借影古小说，只同意五种，即《古今小说》《醒世恒言》《二刻拍案惊奇》《警世通言》和大连满铁图书馆的《拍案惊奇》[22]。至于足利文库，未获允诺，只得作罢。

照相邮寄也非一帆风顺。1929年2月8日，马宗荣寄出第一批邮包，商务很快收到。同月23日第二批《陈书》《高僧传》《曼殊留影》底片却被沪上海关扣留，要征税五六十元。张元济闻讯，亲往海关交涉无果，只得电请马宗荣暂缓邮寄。经商务方面多方接洽，说明原委，好不容易办妥免税通关手续，领回邮包。到1930年6月，图书寮等四家共照回以下各书：

一、图书寮：《论语注疏》《本草衍义》《三国志》《山谷外集》《北磵文集》《北磵外集》；

二、内阁文库：《东坡集》《东莱诗集》《平斋文集》《晋书列传》《颍滨大全集》《梅亭四六标准》；

三、静嘉堂：《清明集》《武经七书》《欧公本末》《群经音辨》《新唐书》《诗集传》《册府元龟》《饮膳正要》《陈书》；

四、东洋文库：《乐善录》《历代地理指掌图》。[23]

此前马宗荣回国，借影事约暂停了半年。至于京都藏书以及东京几家私人藏书，是否也是这个时期照影回的，因缺乏史料，待考。

第二阶段，1930年末至1931年初。因照影宋刊黄善夫本《史记》而重新启动工程。1928年张元济在京都听神田喜一郎说，东京图书寮有此书，结果消息不确，只是传闻而已。1931年1月15日，张元济告诉傅增湘说：“黄善夫《史记》，《衲史》仅得六十九卷，余以震泽王本补配。近访得日本上杉侯爵藏有全部，已托友人借到，不日即可摄照，想兄闻之必为欣慰。”[24]友人指德富苏峰与黑井悌次郎等。经过将近一年努力，大约到1931年11月，半部黄善夫刊宋本《史记》照影而归。张元济在遥祝傅增湘六十华诞的诗中称：“善夫佳本补龙门，旧史重翻百衲新”[25]，即指此事。

黄善夫本《史记》书影之一

黄善夫本《史记》之二

有关这一阶段借影工作的存世文献很少。从后来1935年张元济与长泽规矩也的通信中推测，此次由长泽经手，不再用中华学艺社名义，而直接以东方图书馆出面与榑井清作照相师签订合约。图书寮与静嘉堂的《太平御览》，内阁文库与满铁的几种小说，似乎也在期间影照回国。

第三阶段，1935年2月至1936年7月。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总厂与东方图书馆被日本侵略者炮火焚毁。包括从日本借印来的影存底版在内的大量纸型、毛样，毁于一旦。所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史记》等部分底版事前安全转移，后来才得以印行成书。一些借影清单有目而不明下落者，恐怕十之八九已成劫灰！张元济忍住巨大创痛，领导了商务烬余财物的清理。他特别关照丁英桂等古籍整理助手，逐一清理那些来之不易的海外孤本影存版样。在此种形势下，继续借影日藏珍本当然无从谈起。

随着商务复业及影印古籍出版的恢复，张元济再次把目光转向日藏汉籍孤本。大约1934年秋冬，他致函长泽规矩也，托其向静嘉堂商借宋刻《周益公文集》和元刊《东京梦华录》。1935年2月17日，长泽复信告诉张，诸桥博士“快诺影印”，并告“足利学校宋椠‘注疏’借印之事”“或非绝望”等等[26]。3月7日张元济致函长泽，提出仍请榑井清作照相师摄照，“兹参照囊时所订合同，仍请先生代表，其他一切均有榑井照相师与敝馆［联系］……”[27]同时请求照影《济生拔萃》里四种医书。次日，他又致函诸桥辙次：

诸桥先生大鉴：久疏笺敬，恒切翘思，春气始和，伏维起居休鬯为颂。弟日事丹黄，藉以娱老。前托长泽规矩也先生代商，拟借静嘉堂藏残宋《周益公集》及元刊《东京梦华录》两书影印，昨得长泽先生函，知承鼎诺，欣喜过望，即复函请其转邀技师趋前摄影。抑尚有请者，敝馆藏有元刊《济生拔萃》，与静嘉堂藏本相同，惟缺去《鍼经节要》《洁古云岐鍼法》《洁古家珍》《保婴集》四种，在敝国公私藏家均无可借补，不得已再为无厌之请。如蒙慨允，同时付影，则拜贶弥厚，感荷无既。专此肃恳布谢。敬颂台祺。

二十四年三月八日[28]

几天后，张元济又致函长泽，商请借影德富苏峰成篑堂藏宋本《北磵诗集》。

与上次一样，商务以东方图书馆名义与榑井清作照相师订立“摄照书籍相片”契约。委托人长泽规矩也。张元济特请宇野哲人为见证人。至1936年6月，最后两种《北磵诗集》与《济生拔萃》底片邮寄到沪，持续一年有余的第三阶段借影工作告终。期间，张元济曾拟照影宫内省图书寮宋刊《集韵》《游宦纪闻》和元刊残本《类编花果卉木全芳备祖》等书，未获成功。拟议中借影足利文库宋刊“注疏”各书，也无功而返。然而，张元济起初的计划都已完成。

古代中国和日本同属东亚汉字文化圈，两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由于天灾人祸，许多唐宋人典籍在中土绝迹已久，而在东瀛却保存完好。从五代吴越僧人向日本求书开始，历朝历代，不乏其人。不过那时仅限于佛经而已，清代以后人们才转向访求其他中华典籍。张元济从日本引回并正式出版的古佚书（包括全印和配补）至少达36种（详见附表）。少量单印，大部分辑印入丛书。《四部丛刊》初、续、三编，《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和《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里都能找到日藏中国典籍的踪影。如果不是“一·二八”“八一三”两场战争的缘故，商务印书馆肯定还能出版更多的海外遗珍。张元济已经编入《四部丛刊》“续出书目”而源于日本藏书者就有：《东京梦华录》《本草衍义》《册府元龟》《重广会史》《周益公文集》和《北磵诗集》等。《册》《重》二书都是宋代著名类书，其宋刊在国内亡佚已久。《册》书下面将有论及，这里说一说《重广会史》。该书一百卷，仅《宋史·艺文志》有载，连南宋藏书大家晁公武、尤袤、陈振孙诸家书目都未著录，失传近千年。然有北宋孤本宋时经朝鲜流入日本，后藏于前田侯爵尊经阁。1927年至1928年日本育德财团用珂罗版影印，其书才重传于世。张元济当时收到育德财团代表石黑文吉寄来的样书，于1928年1月23日复函致谢，并回赠张氏家集《横浦先生文集》[29]。此赠书1935年时还在，现不知流落何处。今上海图书馆藏有两部《重广会史》，书末都盖有“尊经阁丛刊重广会史原本前田侯爵家珍”印章，不知是否有一部为张元济所藏。

张元济东瀛访书期间，曾受到日本文化界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会见的著名学者、汉学家除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宇野哲人、诸桥辙次等外，还有服部宇之吉、盐谷温、石田幹之助、姉琦正治、狩野直喜等。其中许多人不久都先后来上海拜会张元济。或观涵芬楼藏书，或求访其他藏书楼，或共同研讨中国典籍，彼此建立了互信、互动基础上的联系和友谊。张元济应邀为静嘉堂题写条幅，影印自藏唐人卷子样张供日本友人编入图录……1930年10月，内藤湖南赠予张一部海内孤本《溃痈流毒》重录本。此书系中国鸦片战争时期文献汇编，国内早已失传，原本藏京都府立图书馆。张元济很想将此书早日印出，无奈直到1953年才如愿以偿。该书被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鸦片战争》一书。当时凡有借印自日本的书出版，张元济都亲拟赠书名单，寄赠各藏家和有关友人。尽管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已对中国发动侵略，显露其凶残面目，而两国文化人并未停止友好往来。现存张元济致长泽规矩也最后一封信写于1938年5月4日。信云：

长泽先生大鉴：时事至此，无可告语，故久未通讯。比想动定休嘉，至以为颂。前年敝馆筹印元刊《济生拔萃》中有四种缺佚，曾奉烦清神，代向静嘉堂文库商借摄入，俾成完本，具感盛意。刻已景印出版，谨寄赠一部，计十册，至祈莞纳。另一部并致诸桥先生信，并祈转致为荷。专此。祗候台安。

二十七年五月四日[30]

张元济作为中日民间文化交流使者，对两国人民间的友好交往始终寄予极大希望，并作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令人感动。他的东瀛访书以及一大批海外遗珍的回归流布，无疑应该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中日文化交流之一而载入史册。

一、孤本秘籍，化身千百

张元济很早就注意到日藏汉籍的价值。初版《四部丛刊》里的《说文解字》《论语集解》《荀子》《黄帝八十一难》《群书治要》《白氏文集》和《刘梦得文集》七种，均以日藏珍本或和刻本为底本。宋刻《说文解字》，皕宋楼旧藏，借影自岩崎氏静嘉堂文库。张还将它印入《续古逸丛书》。《张元济日记》1920年5月28日记：“与梦翁（高梦旦——引者注）商定，《说文解字》决照大板。虽费四千一百余元亦只得办理。”[31]可见他的重视程度。此书据说在日本被评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殊不知早已引回故土，化身千百。由叶德辉提供底本的日本正平本《论语》，即使在日本也是罕见之物。所谓正平本《论语》，指日本南朝后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道祐居士梓行的《论语集解》。清人钱曾《读书敏求记》已有著录，称为“奇书”，虽误断朝鲜本，但国人重视此本大约都得益于钱氏之书。张元济第一个将其印出，成为普通人习见之本，功德无量。国人不必再为静嘉堂拥有钱遵王原藏而懊恼了。又如原藏京都崇兰馆的宋刻《刘梦得文集》30卷、《外集》10卷，为海内外唯一存世完整的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诗文集。此书宋时就流入日本。1913年董康在日本发现后制成复本携回中国。张元济编《四部丛刊》即予以印行。宋刻原本被定为“日本国宝”，今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四部丛刊续编》《三编》也有数种直接采用日本影印古本为底本。

张元济东瀛访书后借影的《论语注疏》《群经音辨》《饮膳正要》《乐善录》《清明集》《搜神秘览》《武经七书》《中庸说》等海外遗书，皆为国内失传之本。1929年12月，《论语注疏》首先作为《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之一出版发行。张让姜殿扬对照流传各本，撰写跋文，说明其版本价值。但不知为何未收入《四部丛刊》或《续古逸丛书》。《曼殊留影》较为特殊。它是清初名士毛奇龄等的征题真迹原件，十分难得。商务用珂罗版印出，由中华学艺社发行。张元济撰跋叙其原委后说：“清初朝野胜流不易得见之真迹，赖此以存，至有文艺价值，不仅风流文采之足重也。”[32]宋本《太平御览》的回归与流布，张元济用力最甚，贡献也最大。

《太平御览》系北宋李昉等辑集的一部百科性质大型类书，一千卷，征引书目达2579种[33]，原书十之七八今已不存，其文献价值极高。有两种明版流传，却错讹极多。清代学者注重校勘辑佚，曾力求用宋本或影宋钞本校改，出现了几种《太平御览》新刻本，以清嘉庆十二年（1807）歙县鲍崇城刻本最有名。日本也有喜多村直宽据影宋钞本用活字排印的仿宋聚珍本，而宋刻全帙始终不见传世。张元济在日本访见《太平御览》几种宋版。帝室图书寮和京都东福寺所藏宋蜀刻本，因请借影印，摄得照片计目录15卷、正书945卷。张即以此为全书基础，再设法补配。静嘉堂藏原皕宋楼宋建宁本残本360卷，可以用作补配的有29卷，还缺26个全卷以及若干其他卷阙叶。张起先准备用鲍刻补足，但经过校勘比对，最后决定采用日本聚珍本。他认为：“其优于鲍本者，则板心所记刻工姓名，均与蜀本相和”，“宋刻而外，断推此本，于是取以补影本二十六卷之阙。”[34]从1928年秋在静嘉堂第一次见到宋建本残书到1935年12月，张元济花了整整七年工夫，把分散各处的《太》书宋刻残本聚合成一部完整的大书，恢复原来的面貌。其艰难曲折不难想象。他在致傅增湘信中曾对《太平御览》出版自信地说：“弟颇自慰，谓此书非商馆不能印，非弟手亦不能成。”[35]《四部丛刊》本《太平御览》已被学术界公认为该书最佳版本，具有很重要的文献与版本价值。1960年中华书局重印本也是用商务这个版本缩印的。

二、残卷阙帙，合成全璧

本文附表著录各书注明“配补”者，指影照日藏珍本部分卷叶，与国内藏本合为全璧而流布行世。如元人重要著作《金华黄先生文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和上元宗氏咫园都藏有元刊残本，剔除重复，尚缺十余卷。当年辑印《四部丛刊》时，孙毓修曾建议采用瞿、宗两家藏本合印。张元济考虑“影抄补足亦太费事，且安得元本而影之？”[36]不得已用景写本传之于世。他见到静嘉堂文库藏元刊43卷全帙，怎不兴奋呢？他关照马宗荣先照静嘉堂文库五种书，其中就有急需配补用的《金华黄先生文集》12卷。《四部丛刊初编》重印即调换为全元刊本。张元济跋云：

戊辰九秋，东渡扶桑，始于静嘉堂插架，获睹其全。举所不足者，告之主者，慨然许我景印，私喜有志竟成，不啻完璧归赵也。[37]

《平斋文集》情况相近。铁琴铜剑楼有影宋钞本，阙八卷，也从日本借影补全。张跋云：

《平斋文集》张元济跋之一

《平斋文集》张元济跋之二

影宋钞本极精，余以是书久少流传，因亟乞影，将以行世。戊辰秋，中华学艺社有辑印古书之议，余偕往日本访书，抵东京，至其内阁文库。典守者发箧相示，适见是集，且为宋刻。瞿氏所阙八卷，俨然具存。借影携归，与瞿本合印，遂成完璧。[38]

张元济还为内阁文库目录纠正了错误。傅增湘云：“此书目录旧题明本，张君菊生元济改订为宋本，余细观之，信宋刊不疑也。”[39]

《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张元济苦心经营二十余年的一部力作。他晚年曾对顾廷龙说：“景印之事，早十年，诸事未备，不可也；迟廿年，物力维艰，不能也。”[40]所称“诸事未备”，应该包括海外遗书未曾目睹在内。戊辰访书让张元济找到《衲史》配补的新途径。《三国志》《陈书》《新唐书》和《史记》四种，均采用了日本公私藏家的部分藏本，合成全璧。如《三国志》，涵芬楼旧藏宋衢州本《魏志》，极精美，然而《蜀》《吴》二志全佚。海源阁杨氏有此书宋刊，通假无缘。张元济原已经影照南浔张氏适园藏元本，以校衢本，发现讹误甚多。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三国志》宋本，张元济考为宋宁宗时刊本，“刊刻较前”，“较他本尤多所是正，弥足珍贵”。“原缺《魏志》三卷，以涵芬楼衢本补配。”[41]又如宋眉山刊《陈书》，北平图书馆仅存21卷，配得静嘉棠原陆氏旧藏，“于是全书无一明修版”。张元济感慨地说：“宋本之胜，实非诸本所能望其项背。惜陆氏全书流出海外，国内仅一残帙。然则余之获印是本，既窥全豹，且驾陆本而上之，非犹不幸之幸欤！”[42]《新唐书》也以静嘉堂藏北宋嘉祐本为基础，配以其他藏本而成为全部宋刻之本。有学者感叹宋本《新唐书》“至今还沉眠于静嘉堂文库之中”。其实不然。它早在七十多年之前就已回归故土、化身千百了！

《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开创纪传体正史先河，文学价值又高，因此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史记》旧注今存三家：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和唐张守节《正义》。自北宋开始，迁《史》三家注本就流行于世，合刻本也有四五种之多。但合刻本今存者仅南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刊本一种。张元济为寻觅完整的黄刊本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全书有130卷，涵芬楼藏残卷66卷，加上其他藏家的零星卷叶，还缺60多卷。张元济计划配以震泽王延喆覆刊本，校勘后发现很不理想，不得不搁下。自借影得日本上杉侯爵家所藏黄善夫刊《史记》60卷，此书终于成完璧。可惜“一·二八”战事又打乱了出书计划。经过种种曲折，到1936年11月，唯一存世最早三注合刻本《史记》终于重传于世。张元济当时先以《涵芬楼集古善本》第一种出版发行[43]，1937年3月又缩印编入《衲史》序列。

《东莱先生诗集》书影

三、真本传世，学者称幸

“书贵初刻”：张元济整理古籍的一条重要原则。明人刻书颇多，然而窜改臆测也经常发生。清人编书刊书又受“文字狱”影响，使许多古书失去了本来面貌。谬种流传，学者深恶痛绝。宋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宋本久佚，近代书目皆旧钞本，涵芬楼藏有一部陈仲鱼钞本，算是名家藏本了。张元济自得日本内阁文库宋本，与陈本互校，发现陈本错讹之甚，令人吃惊。他在跋文中感慨地说：“书之必贵宋刻，岂好事哉！东莱在江西诗派中，自居殿军，得此真本传世，讵非学者之幸，而亦邻邦七百年藏弆之贻也。”[44]借影于宫内省图书寮的元至元刊本《山谷外集诗注》，中土也早亡佚，与明刻或《四库》黄庭坚诗集传本大相径庭。张元济说：“书中文字，足订今本讹异者，难以缕举。书贵初刻，得此益信。十七年冬，偕中华学艺社社员东渡访书，始获见之。因从借印，以弥中土书林之缺憾焉！”[45]1940年商务影印出版的《宛陵先生文集》，照自日本内野皎亭藏本。宋代大诗人梅尧臣的诗文集，宋时有十卷本、十五卷本、四十卷本等，均不传，传者唯此六十卷本，虽仅残帙30卷，但张元济“审为人间孤本”。又说：“余得此影本已逾十稔，叠经兵燹，屡濒于险，恐覆亡失，爰付印行。”[46]对于内野皎亭所藏原书，张也十分关注。1936年，长泽规矩也告诉张此书已经转让他人。张即致信托长泽打听下落：“宋刊《宛陵集》一书未知何人所得？标价几何？便中乞示悉为幸。”[47]希望将此天壤间仅存的秘帙购回中土，紧迫之情，溢于言表。

张元济《宛陵先生集》题识

张元济从日本引回半部宋刊《册府元龟》，是他东瀛访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册府元龟》一千卷，宋代著名大型类书，北宋王钦若、杨亿等奉敕编撰。它是一部古代政事历史性质的百科全书，所收都属于宋代以前的古本。其体例与《太平御览》不同。第一，全书分31部、1100余门，每部、门前有“总序”和“小序”，并非全是引录。第二，引用书籍或文献都不注出处。该书保存了数量可观的唐五代实录原文，为校订五代以前正史文本的重要依据。有两种南宋蜀刻残本存世，其他皆为钞本。明末崇祯年间黄国琦、李嗣京刊本是唯一宋代以后刊刻的全本。由于所用底本都是传抄本，虽经校订取得一定成绩，但仍错讹、脱落极甚，被学界认为是一部不可读之本。人们企盼残宋本早日化身千百，嘉惠士林。张元济挑起了这副重担。

陆氏皕宋楼旧藏残宋本《册府元龟》流入东瀛后，国内只有零星残卷分藏数处。张元济将静嘉堂文库《册》书宋刻全部照影而回[48]，引起学界普遍关注。傅增湘就曾向张元济借《册》书影本毛样，用来校勘双鉴楼藏明抄本。张告诉傅：

宋刊《册府元龟》照到者四百四十四卷，其中亦间有缺页。查系存片损坏或散失所致，将来拟向静嘉堂恳商补照。兹属先检呈一百卷……另附呈照存卷数及所缺卷数清单一分，即祈台察。查邺架有此书，有四四二、四四四、四四五、四八二、四八七共五卷，拟乞借影，便中乞检付孙伯恒兄。又北平图书馆有七十八卷，可以补配（亦附清单），已托伯恒兄商借，并祈鼎力相助。[49]

另外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刻《册》书13卷，张元济已经借影。他原先计划将这540卷宋刻本，配以较好的明钞本460卷出版，并已编入《四部丛刊三编》“预备续出之书目”[50]。后来他改变了主意。1937年7月，他在回答吴其昌关于《四部丛刊四编》的询问时说：

见正编定《四编》目录，前在日本照存宋刻《册府元龟》四百数十卷，嗣又在国内公私藏家影得百余卷，其阙者思以明抄本配入。然借到五六部每部抽校数卷，无一可用者。颇疑明代所抄三大书皆市估射利之作。如以明末刊本配补，既有续貂之诮，且字大行疏，卷帙过繁，反占他书地位。鄙意拟专印宋刻残本。是否可行？并祈明教。[51]

中华书局版《册府元龟》

此后，“八一三”事变爆发，商务再遭劫难，这样的大书当然无法出版。所幸《册》书母版铅皮保存了下来。1957年，商务印书馆为纪念馆庆60周年，准备印行《册府元龟》。张元济时已91岁高龄，且偏瘫卧床，闻之欣然，甚至提出要看毛样。1959年8月他临终前不久，见到来探望他的丁英桂，口中发出“册……册……册”。丁知道他仍惦念着《册府元龟》的出版一事。1989年1月中华书局终于出版了《册府元龟》残宋本581卷。这是符合张元济生前愿望的。

四、古佚小说，回归故土

郑贞文回忆在东京内阁文库检阅并拟借影的古小说有20余种。他没有交代以后是否借到，出版与否更是迷雾重重。不过有两种日藏珍本小说，确已出版，有实物为证，并且都与张元济此次东瀛访书有关。

1929年4月，商务印书馆刊登新书预告：元至治本《全相平话三国志》和明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发售预约，9月底出书[52]。前者原书藏内阁文库，商务据张元济带回的日本帝国大学影印本缩印。后者借自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此本后来据专家考证，非弘治本，应为嘉靖本。

日本内阁文库藏元至治平话五种（《武王伐纣》《七国春秋后集乐毅图齐》《秦并六国》《前汉书续集》和《平话三国志》），中土早不见流传。这些话本小说对于研究中国小说史极其重要。《平话三国志》是现存《三国演义》小说的母本。分上中下三卷。内容起于司马仲相阴间断狱，终于诸葛亮病亡。文字较简率，却保存了比较多的民间传说成分，封建正统色彩反倒较《演义》为少。故事已具备《演义》轮廓，细节却多歧异。如“赤壁鏖兵”一节，写草船借箭是周瑜的妙计，并非孔明所为。如不是姜殿扬在跋文中说明此书来历，出版家张元济“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功劳恐已湮没世尘。姜跋云：

菊生先生东渡访书，觏之于扶桑，重其为中土佚书也。归而印传，以供于当世。复以书多讹字，不易卒读，乃命稽之史书，辨其致误之出，分别订释，录为校记如右……[53]

《三国志通俗演义》明嘉靖刊本，为迄今发现此书最早的印本。当时商务借影自日本友人，与张元济也有密切关系。孙楷第说，嘉靖本《三国演义》，“国立北京图书馆已有全本。日本则文求堂主人田中氏藏一部，第一本经抄配，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借以影印。因该馆又买得前半配补，遂影印全书。张菊生氏又为田中氏影印所缺之一本赠之，与原书大小相当，用酬借书之惠。”[54]张元济为田中庆太郎配补阙书，可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又一佳话。

上述两书刚印出样本，张在第一时间就送胡适阅读，附信云：“敝馆新印《三国志平话》《演义》两种，已有样本，谨呈阅，或为公所快睹也。”[55]他对流布通俗文艺海外遗珍与古佚文献同样热心。

1931年商务印书馆印过一批古小说，还未发行已受到学术界关注。这年8月13日傅增湘致函张元济：

敝门生孙楷第素喜研究小说，颇有撰述流传。近知贵馆新印三种，尚未发行，欲求先睹为快……如未装订，或草订亦可，或有打样本子亦可。其《隋史遗闻》一种，因近撰一书，急待考查，盼之尤切。此书在大连，若得影本可省此一行矣。……《喻世名［明］言》《二刻拍案惊奇》《隋史遗闻》（此书急盼一睹）。[56]

前两种书原藏日本内阁文库，郑贞文回忆有著录。后一种来自大连满铁图书馆。孙楷第是否得到样本，下文不详。商务似乎未正式出版，极可能毁于“一·二八”事变中。同时毁失的应该还有《平话五种》里除《三国》外的另四种。孙楷第撰于1933年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记：“去岁闻沪上某社已设法照出，托商务印书馆承印。渴望甚切，久未出书。今更经烽火，该馆图书器物已为敌人摧毁，尽化烟尘，不知此种照片劫灰之余得幸存否？”[57]1956年上海文学书籍刊行社影印本《全相平话五种》，其中《平话三国志》据涵芬楼影本，另四种据日本仓石武四郎影印本。由此反证，当年中华学艺社直接借影自内阁文库的四种话本，确如孙楷第所说已“尽化烟尘”了。

综上所述，张元济东瀛访书硕果累累，影响深远。据郑贞文计算，当年访书旅费所花和照相费达10多万元。花费虽不菲，但其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很难用金钱所衡量。当时日本文化界方面总的比较友好，同意照影的都不收“资料费”一类费用。张元济曾告诉友人：“前在日本图书寮、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等处借书，印成之后仅送书十数部耳。”[58]对于这样一次成功的中日文化交流与合作盛举，近一二十年来除张元济研究领域有所涉及外，有关专著中却常被忽略。有一部中日文化交流专史说：“清代至民国，东渡访书蔚然成风，举其成绩卓著者，有杨守敬、黎庶昌、傅云龙、董康、傅增湘、罗振玉、孙楷第等。”[59]不见张元济的名字。读完作者关于访书“成绩卓著者”的叙述，笔者豁然明白，入选是以有访书专著为标准。杨守敬有《日本访书志》，傅云龙有《游历日本图经余记》，董康有《书舶庸谭》，傅增湘有《静嘉堂文库观书记》等，孙楷第有《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张元济也许因为不见访书专著传世而遭“淘汰”。

其实，张元济是撰有访书笔记的。郑贞文在回忆中说：“此次东渡访书，张元济事前搜集资料，作了大半年的准备”，“三个多月间（误记，实一个半月——引者注），除星期日外每日不息地阅选古书，我和张共同起居，见他每晚必做笔记至于深夜，其忘老奋发的精神，实堪佩服。”[60]笔记后装订成册。1929年秋，傅增湘赴日访书时向老朋友借阅，并带往日本，“按图索骥”，大有收获。1929年11月22日傅在东京致函张元济说，“各处访书，得公手册足为先导，更属省力”[61]。傅回国后，又告诉张：“尊笔观书小册，缘补记东游阅书记有资考证处极多，须略留，年内准可寄还。”[62]张于1930年1月初向傅索还笔记，2月18日傅增湘复函云：“日本观书记已脱稿，但尚有函彼邦调查各条，俟复到乃能付印。尊著访书记可先奉还。”[63]“日本观书记”，指傅增湘当时正在撰写中的《藏园东游别录》，后成三种分别刊行。傅归回笔记，在整理自己的著作时，发现“日本藏书家有未经往观者数处”，而张册中有记，他准备抄录“附记于后”[64]，于是再次向张元济借阅。4月1日张回信云“《日本访书记》知欲有所采择，兹仍将原稿寄上”[65]。傅增湘后在《藏园东游别录序》中叙述他的访书经历时说：“适有张君菊生、董君绶金先后访书，见贻笔录，因复撮彼所详，补余所略。凡口线边栏，刊工字数，卷叶完缺，尺幅高广，藉有助证，咸著于编。偶有异同，辄附管见。”[66]显然，张元济的《日本访书记》对傅氏访书与著述都起过重要作用。

此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也借阅过张元济的访书笔记。1933年11月6日，张致袁信云：“属录商务印书馆照存各书清单，除在日本借照各书已见前呈《日本访书志》外，兹分别录出，计共十二叶。”[67]“前呈《日本访书志》”，说明此时张元济的访书笔记已在袁同礼那里了。前称“记”，现写作“志”，说明张的访书笔记原稿尚未整理与正式命名。张对自己的书稿、撰述向来不秘惜，朋友只要需要，几乎有求必应，慷慨出借。著名的《涵芬楼烬余书录》稿本，就曾被好几位友人借阅过。他的《日本访书记》后来不见于记载，张元济大量的遗稿中也无此册。是佚是毁，不得而知。但愿它尚存人间，有朝一日能发现于某图书馆的善本库，或某收藏家的保险柜，我以为不是不可能的事。

张元济东瀛访书的文献档案，颇为丰富，远胜于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和董康《书舶庸谭》的分量，在出版史上前人更是无可比拟的。大致有两类。一是张元济自撰诗歌与各书题跋。本文已有部分引录，兹不赘述。二是张元济来往书信。这里稍加探析和说明。

现存一册张元济亲笔题签的《马继华君来往信件（日本借书事）》，标“第一册”字样。纸捻装订。收录1928年12月至1929年3月间马宗荣与张元济、郑贞文之间的电报、信函达40余件。大部分为打字稿，少数几件马宗荣来信原件。各信一般都有张元济的附注日期。这批信件1991年版《张元济年谱》已经采录利用，1997年版《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与2007年版《张元济全集》第一卷也都予以收录。张与傅增湘等人的通信里也保存有东瀛访书及印行海外遗珍方面的大量史料，弥足珍贵。最难得的是，近年上海市档案馆发现了三卷商务印书馆老档案，其中涉及张元济日本访书约占两卷以上。仅张元济致日本友人信稿就达七八十封之多。日本友人或图书馆来信几乎全是原件。本文所引两次摄影合同以及长泽规矩也等人通信，均源自此。有趣的是，其中马宗荣、郑贞文的信，可与张元济亲笔题签的《马继华君往来信札》相衔接。

这些档案的来历至今还是一个谜。卷宗原封面都标有“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革命委员会上海五一电机厂”字样。其内容无一件与“电机”有关，全是商务的历史文献，时间跨度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有一卷题写“关于伪商务印书馆前总编张菊生与日帝等文化部门的书信联系”。从“革命委员会”“伪商务”“日帝”等字眼，不难看出这些材料归集于那个“史无前例”的岁月。装订极其紊乱，想必经办者根本不懂这批信件说的什么，因为与“电机”风马牛不相及。也许由于涉及“日帝”“美帝”，才没有一把火烧掉（在这一点上我们得感谢经办人）。历史上，商务印书馆多次遭劫难，档案散失是必然的事。这批档案由上海市档案馆接收于机电一局。商务印书馆早于50年代初已迁往北京，与机电一局也毫无瓜葛。这批档案何以落入“五一电机厂”之手？据笔者揣测，商务总管理处迁京后，这批信件可能留在沪上某位商务馆员手里，“文革”中成为“五一电机厂”造反派的“抄家”战利品，遂有今天的归宿。

张元济的《日本访书记》虽暂无现身的迹象，然而其他相关文献档案，如能汇集起来，编一本《张元济东瀛访书文献资料集》，可以填补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空白，也许并不困难。

古代文明遗存应该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今天我们也许会用比较平和的心态，去审视历史上那些中华典籍外流事件。孤本总是孤本。它不论保存在哪里，即使在国内普通人也难品读，利用更无从谈起。海外访书、著录、介绍固然需要，但更重要在于流布。只有把这些浪迹异国他乡几十年、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稀世珍宝印出来，传下去，才无愧于祖宗和子孙后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张元济和他的商务印书馆同事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达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最高峰。

张元济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复兴奋斗终生。东瀛访书是他人生轨迹中的重要一环，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浓重一笔，值得我们研究和总结。

2008年9月

［附表］　张元济辑印日本古佚汉籍一览

1.本表各书除《册府元龟》由中华书局出版外，均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物。

2.收入两种丛书之书，出版日期有所不同。本表“出版年月”栏标注为前一种丛书日期。

3.张元济已编入《四部丛刊三编》“预备续出之书”目录辑自日本之书有：《本草衍义》《册府元龟》《重广会史》《东京梦华录》《周益公文集》《北磵文集》《北磵诗集》等，后未及印出。

（原载《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论文集，百家出版社2009年11月）

注释

[1] 1927年1月21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书，《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337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9月。

[2] 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1月。

[3]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1辑，第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

[4] 张元济《东瀛访书记事诗》原排印件。

[5] 张元济《东瀛访书记事诗》原排印件。

[6] 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7] 张元济《〈四部丛刊三编·太平御览〉跋》，张人凤编《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954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

[8] 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9] 张元济《〈四部丛刊三编·太平御览〉跋》，《汇编》，第954页。

[10] 郑贞文记有：元刊《全相平话》，明刊《古今小说》《醒世恒言》《二刻拍案惊奇》《警世通言》，《水浒传》《水浒英雄传》《玄雪谱》《唐书演义》《国色天香》《摘锦奇香》，《玉谷调簧》《济颠语录》《冯伯玉风月相思小传》《荔镜记》《孔淑芳双鱼坠传》《张生彩鸾灯传》《苏长公章台柳传》《八洞天》《英雄谱》《皇明英武传》，见《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11] 张元济《东瀛访书记事诗》原排印件。

[12] 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13] 张元济《赠内野皎亭》，《戊辰暮秋东瀛访书十首》排印件。

[14] 张元济《东瀛访书记事诗》原排印件。

[15] 严绍璗《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记实》，第3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

[16] 《历史文献》第11辑，第17页。

[17] 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18] 原合同副本，上海市档案馆藏，Q459-1-157。参见本书卷二《一部不该遗忘的古籍丛书》一文。

[19] 《张元济全集》第1卷，第172页。

[20] 同上。

[21] 同上，第179页。

[22] 同上，第186页。

[23] 1930年6月22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书，《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373页。

[24] 1931年1月15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书，同上，第381页。

[25] 张元济《赠傅增湘绝句十八首》，诗稿。

[26] 1935年2月17日长泽规矩也致张元济书原件，上海市档案馆藏，Q459-1-157。

[27] 1935年3月7日张元济致长泽规矩也信稿，同上。

[28] 1935年3月8日张元济致诸桥辙次信稿，上海市档案馆藏，Q459-1-157。

[29] 日本育德财团来函原件及张元济复函信稿，同上。

[30] 1938年5月4日张元济致长泽规矩也信稿，上海市档案馆藏，Q459-1-157。

[31] 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第98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

[32] 张元济《〈曼殊留影〉跋》，《汇编》，第1123页。

[33] 据马念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1959年版。

[34] 张元济《〈四部丛刊三编·太平御览〉跋》，《汇编》，第954页

[35] 1936年2月7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书，《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407页。

[36] 1920年10月11日张元济致孙毓修书，同上第1卷，第551页。

[37] 张元济《〈四部丛刊初编·金华黄先生文集〉跋》，《汇编》，第807页。

[38] 张元济《〈四部丛刊续编·平斋文集〉跋》，《汇编》，第915页。

[39]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1262页，中华书局1983年9月。

[40] 引自顾廷龙《〈张元济年谱〉序》，《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12月。

[41] 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志〉跋》，《汇编》，第996页。

[42] 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陈书〉跋》，同上，第1006页至1007页。

[43] 参见本书卷二《〈涵芬楼集古善本〉问世前后》一文。

[44] 张元济《〈四部丛刊续编·东莱先生诗集〉跋》，《汇编》，第914页。

[45] 张元济《〈四部丛刊三编·山谷外集诗注〉跋》，同上，第911页。

[46] 张元济《〈四部丛刊三编·山谷外集诗注〉跋》，同上，第911页。

[47] 1936年6月29日张元济致长泽规矩也信稿，上海市档案馆藏，Q459-1-157。

[48] 静嘉堂文库藏《册府元龟》卷数各家著录不尽相同。傅增湘《静嘉堂文库观书记》称471卷，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记469卷，严绍璗《日本藏汉籍追踪纪实》云478卷。据严书称内有后人钞补，故宋刻部分并非全部。张元济记照影宋刻444卷。又关于陆书原藏究竟是北宋刊本还是南宋刻本，学界历来有争论，不在本文考释范围，从略。

[49] 1936年11月25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书，《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410页。

[50] 《四部丛刊三编预约样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10月。

[51] 1937年7月22日张元济致吴其昌书，《张元济全集》第2卷，第100页。

[52] 《申报》1929年4月3日。参见本书卷二《张元济与两种古本〈三国〉》一文。

[53] 《新全相三国志平话》第3册，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54]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第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

[55] 1929年3月18日张元济致胡适书，《张元济全集》第2卷，第545页。

[56]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266页。

[57]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第2页。

[58] 1936年4月13日张元济致傅斯年书，《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271页。

[59] 王勇、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第36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另一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王晓秋著，中华书局1992年9月）有“渡海访书”一章，也只提到杨守敬、黎庶昌、傅云龙和罗振玉几位为止，未及其他人。

[60] 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61]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210页。

[62] 同上，第212页。

[63] 同上，第221页。

[64] 同上，第225页。

[65] 1930年4月1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书，《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369页。

[66] 傅增湘《静嘉堂文库观书记》，第1页，《国闻周报》单行本。

[67] 1933年11月6日张元济致袁同礼书，《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