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人格》的版本及其故事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中华民族的人格》的版本及其故事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中华民族的人格》是戊戌爱国老人、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编著的一本小册子，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初版。60多年来印行过好几种版本，环绕该书又有不少故事值得传颂。

《中华民族的人格》书影图片

“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沦丧，华北告急，在投靠日本人的汉奸名单上不时出现张元济熟悉的一些人名——郑孝胥、罗振玉、宝熙、王克敏、董康等。张元济总想说些什么。在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过程中，他有感于古代英雄高尚的人格，足以激扬民族精神，随即从《史记》《左传》《战国策》中选取十余位舍生取义、复仇雪耻的古人故事，尝试用白话文编成《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这些古代英雄中，有为保全赵氏孤儿而牺牲的公孙杵臼、程婴；有以死激励兄弟复仇意志的伍尚；有见义勇为、结缨而死的孔子弟子子路；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聂政；有刺秦王的荆轲；还有田横、贯高等著名侠士。张元济署名“作者自白”的《编书的本意》序文中，反复强调自古以来“尽职”“知耻”“报恩”“复仇”的志士仁人，应该“作我们的榜样”。“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该书直排，平装，32开本，134页。全书共八篇，每篇先著录出处、故事年代，然后上栏原文，下栏译文，分段略加注释，篇末设“批评”，点明主旨。

这不是一本简单的古文今译小册子，而是一部与时代脉搏紧紧相连、古为今用的警世之作。此书一出，不径自走。初版很快告罄，同年7月即再版发行，仍然一销而空。报纸上常引此书“警众”。张元济把此书纷纷寄赠亲友，其中包括当时身陷囹圄的“七君子”之一邹韬奋。1937年6月16日邹在回复张元济的信中说：“拜读大作《中华民族的人格》，实获我心。韬等始终坚持、生死不渝者，正为先生所谆谆训诲者也。此书在国难危迫如今日，尤弥足珍贵。韬得闲当作一文介绍于国人，广播先生之爱国精神，努力服膺先生之懿训，为国奋斗，亦即所以报答厚爱于万一也。”可见《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鼓舞了“七君子”在狱中的斗争意志。

1938年8月，该书出版第三版。时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已于上年由沪迁至长沙，故该书版权页所署地址改为“长沙南正路”。原定价处为贴纸覆盖：“本书实价国币肆角，外埠酌加运费、汇费”。反映了战时出版物的特征。当时上海“孤岛”发售的也是该书湘版。(www.guayunfan.com)1940年3月26日和8月6日，张元济先后两次致信在美国的胡适，请胡为《中华民族的人格》重版撰写一篇序文。胡适同年8月18日在华盛顿写了序。除“佩服”张“爱国忧国的深心”，赞成用“先民的榜样”做“人格教育”的材料外，胡适认为张元济说的故事时代太远，建议另选一些汉代以后的中国模范人物的故事，“事迹不限于杀身报仇，要注意一些有风骨，有肩膀，挑得起国家重担子的人物”。他还开出二十几位历史人物名单，希望张元济选用。其中有岳飞、文天祥，还有诸葛亮、汉光武、唐太宗、顾炎武，甚至包括曾国藩。胡适的序文当时并未寄出，直至1986年才有人从胡适遗稿中发现而重新刊出。张元济知道胡适序文的大意也是七年以后的事情，下文将会提及。

张元济编著此书，除教育青少年外，也意在鞭笞汉奸。这点日伪是明白的，因此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进占上海租界，《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马上被列入查禁名录。然而，此书在大后方却受到欢迎，成为鼓舞人们抗日斗志的好教材，几次再版重印。1942年5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第四版，1943年12月又出版第五版。渝版《中华民族的人格》与沪、湘版内容相同，只是封面和用纸稍异。沪、湘版封面用印刷宋体，渝版改为手写楷体，且两版不同。沪、湘版均用新闻纸，渝版则用“熟料纸”（即再生纸，俗称灰报纸），颜色较灰，纤维较粗。渝五版版权页有“每册定价国币柒角、印刷地点另加运费”等字样，可见抗战期间物价和书刊发行状况之一斑。

张元济在《中华民族的人格》上的题词图片

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张元济取出家中保存的《中华民族的人格》样书20本，分别题辞，抒发感怀，送交商务发行所出售。因为同人争购一空，接着又送去10本。这一时期书有张元济题辞的《人格》，现已发现4本。最早的一本题于1945年8月17日：

国民丧失人格，国必灭亡。日寇禁毁此书，无非欲灭亡我国也。今我国免于灭亡，其犹赖有些人格乎。张元济识。

民国三十四年九月　日寇乞降后二日

“日寇乞降后二日”当1945年8月17日，原署“九月”，似“八月”之误。该册《人格》现藏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第二本题辞云：“‘一二·八’后，敌军欲亡我国，严禁此书，妄冀消灭我国人之人格。岂知消灭不得，反益发扬。欣喜之余，书此记痛。张元济。民国三十四年日本乞降后五日。”此书送族侄张家昌，现由其子张声源珍藏。第三本题词云：“‘一二·八’后日寇禁售此书，其用意可想而知。愿我国人无忘此耻。张元济识。民国三十四年九月，联军在东京湾受降后二日。”现由上海图书馆藏。第四本题辞云：“孔子曰杀身成仁。所谓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掷而人格不可失。圣训昭垂，愿吾国人守之毋斁。东海滨民张元济。民国三十四年立冬后十日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本。这几篇题辞对于我们了解作者编写此书的用意以及它的影响，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1947年春，商务准备重印《中华民族的人格》，张元济再次向胡适索序。胡适那时正执掌北京大学。在2月14日的复信中，解释了当年序文虽则草就而始终未能寄出的原因，说：“大作所收八人，大多是复仇侠士与杀身成仁的志士，范围稍嫌过狭，不曾顾到中国民族的积极的、建设的一方面。”他嫌原拟加名单还太少，又提了不少人名。胡适认为，之所以见解不同，因为张“当日困居上海‘孤岛’”，而他“颇欲以当日海外所见比较乐观的情绪稍解国中师友的悲怀”。2月28日张元济复信胡适，婉谢了胡的建议。张说：“《中华民族的人格》，不过弟一时兴到之作。当时正校《史记》，感于诸人之举动足以振励末俗，故写成此书。我兄指出范围过狭，诚是诚是。但欲增加建设方面诸人物，是为著述之事，雅意殷拳，非弟衰孱所能胜任。”说实在话，胡适的主意并不高明。他没有读懂老翰林编译此书的真正用意，也脱离了抗战的大背景。如真的按胡适的建议办，编成的只能是平平常常的通俗古人传记小册子，怎么可能产生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呢？

1947年2月，《中华民族的人格》发行第六版，列入王云五主编的《新中学生文库》系列丛书之中。

历史过去整整40年。1987年10月，为庆祝商务印书馆建馆90周年，商务香港分馆特重新排印《中华民族的人格》出版。32开直排，顾廷龙题签。版式虽保持上栏原文、下栏译文的式样，但有若干变化。“出版说明”云：“是次出版，除订正书内错别字外，译文中个别文句也作了修改，以切合现代的语言习惯。”各篇前的插图也是新加上去的。所以此版称“1987年10月香港重排本”。

16年后，该书再次被推到读者的面前，那就是2003年3月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第六辑“近代文化书系”中的《中华民族的人格——附张元济抗战时期著作选辑》。张元济嫡孙张人凤辑编。32开本横排，全书17万字。《中华民族的人格》部分按香港重排本的文字编入，图不收。难能可贵的是，还辑录了自1932年至1945年14年间作者的一批诗文、古籍序跋和书札，约三倍于《人格》全文。其中不乏首次发表者。综合《中华民族的人格》读来，让人更加深对这位具有民族气节，毕生孜孜不倦以传播文明、启迪民智为己任的近代出版大家的崇敬之情。抗战前，他为家乡农村的经济困境和农民的生计据理力争，大声疾呼（《农村破产中之畜牧问题》）；他为了将祖国文化脉系流传下去，战乱中仍工作不懈，校勘和印行善本古籍（《明汲古阁抄本〈稼轩词〉跋》等）；他宁可鬻书济贫，亦不为汉奸张目（《在夏敬观来信上的批注》）……还有他与同人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为商务印书馆竭尽心血，支撑危局；与郑振铎等一起抢救流散的善本古籍，等等。这一切组成张元济高尚人格的全景式图画，展示出民族危亡之际，一位爱国文化老人的心灵轨迹。附录分诗联、文、古籍序跋和书札四部分。每部分按写作日期先后排列，有助于我们对作者思想脉络的梳理和认识。

60余年前的《中华民族的人格》各版书，现大约只有在图书馆和少数私家藏书中能一睹风采。市场上如出现，必定价格不菲。如有张元济题辞，那更属珍罕之本。老书新出，反映了社会需求；旧文重读，能给人以新的启示。前辈出版人与日俱进的文化追求，不仅基于他们的学识素养，而且跟其民族人格和社会责任紧紧相连。张元济先生无疑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原载《博古》丛刊第8辑，2005年8月，略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