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日记》的底本和版本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日记》的底本和版本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1981年9月，商务印书馆为纪念建馆85周年，出版了《张元济日记》上下两册，引起了文化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这是张元济先生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经理、监理任内的馆事日记。日记起自1912年，迄于1926年。1916年至1920年张元济任商务经理期间的日记较为完整。全部底本共35册，20世纪50年代由张元济本人捐赠上海合众图书馆收藏。“合众”归并至上海图书馆后，遂成为上图的藏品。

1959年，张元济先生逝世。60年代初，陈叔通先生发起整理张元济遗稿，从上图借调了日记原本。商务印书馆曾安排人员整理，计划摘录部分内容出版。无奈“文革”开始，整理工作被迫中断，原稿被封存了起来。“文革”期间，进驻该馆的“军宣队”中某人，在《张元济日记》底本上批了“销毁”二字。几位商务老编辑不忍如此重要的历史文献化为乌有，偷偷将日记用报纸包了起来，放在一堆乱纸堆里，这部珍贵的文献奇迹般地逃过一劫。

张元济日记原件之一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陈原先生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一眼看出《张元济日记》的价值，决定全文出版。该书由陆廷垣、汪家熔、金云峰、朱蔚伯四位先生校点。原件为表格式，按栏填写。排印时除改为横排外，保持原貌，照样过录，加了简单句读。

1981年版《张元济日记》限于当时种种原因，系内部发行（无定价），因此流传不广，无法满足很多读者和研究者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后期，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近世学人日记丛书”（杜泽逊、范旭仑主编），决定收入《张元济日记》，整理工作由张元济嫡孙张人凤担当。该书于2001年1月出版，上下两册，与1981年商务版不同之处，除采用新式标点外，原先家中还留有数册日记稿本，“文革”中“造反派”抄家后，树年先生从一堆被撕的图书中捡回《一九三七年日记》残本一册。这是由商务出品的西式日记簿书写的。内有编印《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宝礼堂宋本书录》、《四部丛刊四编》（未成）、《国藏善本丛书》（未成）等古籍的工作情况，以及作者听昆曲、看话剧等业余生活和友朋交往的真实记录。时值抗战爆发前后，日记所记“星期聚餐会”，为抗日将士募集钱物等，更具史料价值，内容相当丰富，可惜已成残帙。张元济的《赴会日记》记录了作者1949年九十月间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会议和开国大典的全过程，真实地反映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关头正确抉择的思想脉络，同时透露了不少建国时期鲜为人知的史实。“造反派”大约见到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一大批领导人的名字，未敢处置，最后归还给树年先生。这是两册普通的荣宝斋红格毛边纸的记事本，封面题有“赴会日记”四字。笔者有幸见到时，橘黄色封面已成灰白，全编也是蝇头小字，天头、行间有补正文字。(www.guayunfan.com)河北教育出版社版《张元济日记》

河北教育版《张元济日记》最大的特点在于有索引。一部没有索引的作品（特别是日记），读时也许很有兴味，但一旦要引用其内容，研究某一问题，利用价值就极其有限。张人凤兄编《张元济日记》索引那年，正因车祸受伤住院治疗，是在病床上不辞艰辛编就的，可敬可佩。我以为，在学术著作出版上，少讲点经济效益，多讲点社会效益，本来就是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需要。提高学术书籍的利用价值，注重索引编写工作，跟上国际学术潮流，是当今出版人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选择。

（原载《藏书报》2006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