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翁文端公日记》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与《翁文端公日记》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树年先生示笔者一份张元济先生的手稿，题为《翁文端公日记·跋》。全文如下：

民国肇兴十有五载，岁在乙丑，余乞得翁文恭师手书日记，为之景印行世。时逾五载，倭寇为虐，虞山被扰，翁氏文物散佚殆尽。余于上海书肆收得《翁文端公日记》二十五册，起道光五年，迄同治元年，间有残缺。此四十余年中，实为清祚衰落之际。外患如英人鸦片之战，攻陷广州、舟山，焚毁圆明园，逼成城下之盟，陷我为半殖民地；内忧如洪杨之乱、淮捻、滇回之乱先后迭起，蔓延十余省。维时军政之废弛，吏治之颓靡，财政之支绌，几于无可措手。清廷虽仅免覆亡，而祸根实已遍于朝野。宣宗偏信满员奕山、英经、耆英、琦善等，昏庸误国，迄未省悟；端华、肃顺之同在枢府，窥见西后蓄意揽权，思患预防，力谋阻抑。机事不密，卒被歼除，遂成牝朝乱政之局，皆可于此窥见概略。原书纪载繁琐，因摘其有关史事者，以著于篇。

浙江海盐张元济

这篇跋文当撰写于1951年5月（据同年5月26日张元济致夏承诗信确定）。另有“摘录凡例”9条及25册日记起讫日期二纸。跋文系他人起草，张元济改定。其中述宣宗（即道光皇帝）“偏信满员”“昏庸误国”，端华等“机事不密，卒被歼除”等句，均为张菊老亲笔添加。“凡例”原起草者仅录三四条，张菊老亲笔删改，增补成九条，内容充实得多。这是张元济先生的一篇重要佚文。

翁心存画像(www.guayunfan.com)张元济为翁同龢像题辞

翁文端公，名心存，字二铭，号邃盦，翁同龢之父。江苏常熟人，道光进士，曾任礼、户、工部尚书，咸丰间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充上书房总师傅，授读恭亲王、惇郡王、惠郡王、钟郡王，晚年任同治帝授读师傅，为道、咸两朝重臣。其日记当为近代史重要史料。张元济先生得此日记，无心秘而藏之，即着手整理印行，将珍贵史料公诸于众。这是他“书贵流传”思想的又一例证。不同于当年影印出版《翁文恭公日记》，这次因“原书纪载繁琐”，考虑用摘录形式排印，这无疑有利于史料普及，而且较为经济。

跋文概括日记作者所处时代为“清祚衰落之际”，一语中的，言简意赅。虽然对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的认识尚未摆脱传统思想束缚，但是对道光、慈禧之辈昏庸卖国行径的鄙夷鞭挞，却入木三分。文章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辉。《日记》拟删去的是“朝觐仪注”“判阅文牍”“酬酢往来”等无关大局的文字，保留的则是为“有关史事”。诸如京中大员升调降黜、乡会殿试朝考、诗词挽联寿语及书画古物鉴赏，关涉史实，均予著录。“凡例”之六云：“清初八旗素称劲旅。至道咸之际，京东不靖，檄调入关，均先集京师，分拨各地，以资战守。沿途滋扰，□□[1]抢夺□□，到京后复由公家供给官宿，兵丁均有跟伕，多者约居兵额十之六七。兵卒携带仆从也谓奇事，录之以见营制颓废欤！”菊老的这段文字，不啻为八旗弟子的生动画像。《翁文端公日记》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清代日记作者辈出，历来为史家所瞩目。特别像翁心存这样的朝廷重臣，又精于金石诗文，其日记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动态、社会风俗，往往能补史传之失记。可惜这部日记后来并未印行。据笔者揣测，恐与时局变化、商务印书馆经济状况不佳有关。

书未印成，原日记的下落如何呢？从1951年5月21日张菊老致北京图书馆王重民先生的信中解开了此谜。函云：

敬启者，元济前在上海旧书店收得常熟前清翁文端讳心存手书日记二十五册。起道光五年，迄同治元年，关系晚清国事有□。元济受知于翁文恭师，原拟归于翁氏，曾函请翁克斋君（名之熹，其子嗣于文恭师）莅沪之便，来寓领取。十余年载迄未见临。近闻翁氏遗书均已捐送贵馆，□为国有，可以永久保藏，用意甚善。今拟援例，呈送贵馆。特托郑振铎兄带上，务乞收存，并恳记明由元济代翁氏捐入，藉留纪念。原书中间缺去若干册，另附清单，伏候查收。再原书有若干册被虫鼠伤损，购入时即已如此，合并声明。

原来张菊老早有心将《翁文端公日记》归于翁氏后人。但是“十有余载迄未见临”，只得珍藏于自己寓所。新中国成立后，常熟翁氏将遗书捐赠北京图书馆，菊老闻讯即援例呈送，并特别指出为“代翁氏捐入”，情真意切，令人感动。王重民在收到郑振铎转来的《翁文端公日记》后，6月20日复函张元济先生致谢，并告以“谨将此书与去年翁之熹先生所捐《翁文端遗集》《年谱》等手稿，同贮一室，以供众览。又，翁之熹书中有《文端公日记》残本两册，适可为延津之合。解放后两年以来，我馆接受捐赠之盛，迈绝古今，想此事最为先生所乐闻者。”笔者想来，《翁文端公日记》今天一定仍藏于北京图书馆，亟盼能实现张元济先生生前遗愿，早日将此书整理刊布，以广流传。

张元济先生《翁文端公日记·跋》手稿，未署写作年月。文中考订，颇有疑义。乙丑，为1925年，《翁文恭公日记》确于是年4月景印出版。“时逾五载”，当为1930年（庚午），但此年并无“倭寇为虐，虞山被扰”之举。日寇侵犯常熟，当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所以，笔者以为“时逾五载”或为“时逾十五载”之笔误。如此说成立，张菊老收得《翁文端公日记》及筹划整理印行，是1940年前后的事。这与1951年致王重民信中所称“十有余载”，也正相吻合。

（原载《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

《翁心存日记》已于2011年6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张剑整理。——附记2016年6月

注释

[1] 原字难辨。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