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_关于乾隆的事迹

四库全书_关于乾隆的事迹

在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帝王中，乾隆比较欣赏的有三位：汉文帝刘恒、唐太宗李世民和宋仁宗赵祯。在这三位帝王中，他尤其欣赏唐太宗。他认为，汉文帝虽贤但却乏人辅佐，宋仁宗才能有些不足，只有唐太宗才能称得上是千古名君。唯一的憾事是，唐太宗晚年志满倦政、家法不严，导致了武则天取代李唐天下的结局。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唐太宗治国的雄才大略。

因此，乾隆极爱读唐人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这本书是他案头的常备书，每次翻阅时，他都能重新体会唐太宗的治国能力。他曾写诗道：“文皇治世功，在汉文景右。斗米值三钱，太仓粟腐臭。关东暨岭南，开门夜无寇。论古缅遐思，治功非幸觏。文贞立朝端，弥缝而医救。九重亦虚已，勤政夜与昼。励精图至治，俗用致富厚。二十余年间，中外称明后。”他对唐太宗治国能力的惊叹，溢于言表。从《贞观政要》中，他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怎样“亲贤臣，远小人”，怎样善待百姓，以水载舟，等等。他将《贞观政要》的精髓，融入自己的治国理念中，果然非常有用。

一部《贞观政要》，使他获益匪浅，他也有了编书的想法。他知道，一部好的书籍，可以教化万民，富国强兵。可是这样的好书毕竟并不常见，如果《贞观政要》之类的书，只是凤毛麟角，根本起不到惠及天下的作用。但是如果编书，就可以取前人之精髓，供百姓学习之用了。

不过这些，仅仅是他个人的出发点。事实上，乾隆年间，编书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中国是个文化悠久的国家，自古以来，从事著书立说者，不乏其人。经过两千多年的积累和沉淀，到了清代，图书文献的成就数量非常可观。但是，由于历经变乱以及其他原因，这些图书文献量多而散乱。举个例子，那些文献资料就如同被撒落在民间的米粒，东一粒西一粒，根本不成系统。而这种情况，对于文人及执政者的参考和学习有很大的妨碍。谁也没有本事，把这些散乱的大米一粒一粒地收集起来，然后再煮成米粥。唯一可以做到这些的，只有皇帝。(www.guayunfan.com)乾隆赶上了个好时代，他从雍正手中接过皇位的时候，大清朝的根基已经很牢固了。他悄悄再努了把力，结果国家统一、社会安定、财政盈余、人才辈出。再加上，他本身就有些好大喜功，做事情喜欢强过别人，于是更是爱上修书了。

正因为如此，从即位之初，他就开始组织学者修书。当然了，他所编撰的书籍，多是史书，如《国朝宫史》、《续三通》、《清三通》、《御批通鉴辑览》，等等。除了修书，他还派人整理满族的文化书籍，编修《满文大藏经》、整理《无圈点老档》、编撰《钦定八旗通志》、《钦定满洲源流考》等书。

当然了，这些书，都只不过是开胃小菜。他主持编撰的大丛书《四库全书》，才是真正的中国之最。

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下令向全国征书，充实内廷图书文献。此时有人向他提出建议，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校录图书。对此，朝中王公大臣多有反对者，他们认为此举“非为政之要”，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乾隆不仅同意了这个提议，而且还下令扩大加倍地“详细剔择校勘”《永乐大典》中的收录书与清代官刻本书，以及各省征集来各类图书。他指示大臣，将这些整理好的图书资料，“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名为《四库全书》。”他想让这部丛书“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在他的授意下，一场规模浩大的编书活动，将来拉开序幕。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下令正式设立“四库”全书馆。负责纂修的工作，由亲王、大学士领衔为总裁官，总理馆内一切事务。另外，他又根据编撰工作的需要，将“四库”全书馆分设纂修、缮书与监造三大处。修书工作最主要的还是修书的人，为此他特颁谕旨，邀约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包括纪昀、陆锡熊、庄存与、邵晋涵、戴震、王念孙等人。这些人的加入，为纂修《四库全书》工作增色不少，使得这项活动成为学界空前的盛事。

刚开始的时候，乾隆并没有太大野心，他只是想把征集上来的图书资料，按照经、史、子、集的分类，编定目录以及修订而已。但是，随着对这项工作的关心，他的野心也开始越来越大了，修书计划越改越大。例如，在开馆之初，决定纂修的只是全书本身，最多加一份总目。后来，视察工作时他发现，全书卷数太多，不仅编修困难，而且修好后也不易翻阅。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下令先编成一套《四库全书荟要》。随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等书相继诞生。这些“副产品”的诞生，使得《四库全书》的内容更加丰富。

纂修《四库全书》，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征书。乾隆征书殊为不易，他想尽了各种办法，采用鼓励、利诱、威逼等方式，最终征得了大量的图书。但是，对于这些征来的图书，他却并不全用。纂修工作开始以后，他降下谕旨，令纂修图书的官员们，先对图书认真检查。凡是发现书有“忌讳”字句的，一概销毁。他不允许将来编成的《四库全书》中，有任何不利于大清统治的文字。比如，明朝后期大臣们的奏章中，经常会有一些痛斥满清的语言；宋朝人的著作中，也有很多反对辽、金、元的内容，这些内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反清。对于这些图书资料，乾隆下令能改则改，无法更改的全部销毁。

根据乾隆的指示，在纂修过程中，各纂修官要分别对各地征集到的每一种书籍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勘，并将校勘、考证的结果书于纸上，粘于书中的每卷之末。这样做的好处是，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前人的错误。另外，乾隆还谕令各纂修官要为每书撰写一篇提要，内容包括作者的时代、本人事迹以及该书版本、卷次、内容价值，等等。他对纂修官提出的要求是，要根据每本书的价值，拟出应刻、应抄、应存目三种意见。他会根据这些意见进行批示，将应刻、应抄两部分书籍交缮书处官员按已定规格进行抄录，收入《四库全书》。而所有应刻、应抄、应存目三部分书籍提要，则按类别编入《四库全书总目》。

乾隆是一个勤奋的君王，他每天的工作量，至今还让人叹为观止。他日理万机，每天都需要批阅奏章处理国家大事。但是在繁忙的工作中，他还不忘读书学习，甚至是作诗练字。《四库全书》编撰工作开展以后，他每天还要批阅纂修官们的意见，这需要他亲阅那些品类繁多的图书。可是，在这些巨量的工作面前，他仍然是游刃有余。这实在让人不得不佩服。

毫无疑问，《四库全书》的纂修工作，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这项工程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全部竣工，前后历时十五年。其间动用的人力物力更是让人咂舌，仅动用的专家学者就有三百六十多人。很多学者十几年如一日，把所有的精神都投入了这部丛书的编纂工作之中。像纪昀，他从头到尾参与了工作，全书的体例与文字多是他主持确定，加以润色与统一的。更骇人的是，他居然将收录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三千多种书籍以及未著录而存其书目的六千多种书籍，都做了介绍和评论。他精辟地介绍了每部书的内容，评论了其优劣与得失。这也就是说，在修书期间，他至少对这上万种书籍做足了工作。如同纪昀一样的人还有很多，由此可见，这部丛书是如何的震撼人心，将会对后世读书人与治学人提供怎样大的帮助。

这部丛书确实很了不起！修成后的《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四十四类，共收录图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存目书籍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整部丛书总共涉及书籍一万零二百九十六种，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八卷。这样包罗万千、丰富浩瀚的丛书，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四库全书》修成之后，分别珍藏在“内廷四阁”与“江浙三阁”中。所谓“内廷四阁”，指的是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和沈阳故宫文溯阁，“江浙三阁”是指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之所以要设“江浙三阁”，乾隆是想让更多的读书人用到这部丛书，并且从中受益。

不过遗憾的是，在此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有三部藏书毁于兵火。圆明园藏书毁于英法联军之手；扬州与镇江藏书则毁于太平天国动乱。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了一部完整的文渊阁藏本，这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吧！

乾隆主持编修的《四库全书》，对后世影响很深。这项活动，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为学子们提供了完善的学习资料，更是将清朝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事业推向了繁荣的顶峰。

但是，在封建独裁思想的影响下，乾隆在修书的过程中，也做了一些负面性的工作。据《清史稿》记载，在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他下令查禁烧毁的图书就有三千多种。有些书即便没有被销毁，但却因为不符合乾隆规定的封建道德标准，而被判为“存目类”，甚至还有一些根本就不在《四库全书》的收录范围之内。当然了，纂修官在乾隆的授意下，对于很多编入丛书的图书也做了一定的修改，这导致很多珍贵的古籍严重失真。不得不说，乾隆编修《四库全书》，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少。

但无论如何，这部《四库全书》，也使得乾隆年间的文化事业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