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的复活_顾炎武的事迹

历史记忆的复活_顾炎武的事迹

年谱是一人之史，但是由于体例的关系，它的功用除了“知人”，还可以进而“论世”，通过记载个人的生命史而达到反映时代面貌的效果。所谓“‘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此后世之所以有年谱矣”[59]，或者“读古人之书，必知其人而论其世，则年谱要矣”[60]，又或者“谱其生平时事与其人之出处进退，而知其所以为言，是亦知人论世之学也”[61]，都是说年谱可以还原谱主作品的语境，进而呈现出谱主所处的时代，以及个人与时代的纠结。尤其，顾炎武作为最著名的明代遗民之一，一生行迹跨越政治和学术两个领域，是明末清初那个特殊时代的重要人物，对他生平的记述就更能牵动全局。梁启超论年谱的作法，就专以亭林年谱为例，说明即使是为学者、文人作年谱，也应根据谱主与时代的关系而决定是否应该大量记载时事：“例如顾亭林，虽然少做政治活动，而他的生涯完全受政治的影响，他的一言一动几乎都和时代有关系。假使他的年谱不记时事，不但不能了解他的全人格和学问，而且不能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意义。”[62]后世读者认为，张穆所编的亭林年谱特别注重时代兴亡，这是它最大的优点，例如伍崇曜为《粤雅堂丛书》本《顾亭林先生年谱》所写的跋语说：

是书缘起，石洲自序已详。于先生事迹，固搜括无遗，征引殆遍，且于胜国本朝战守兴亡全局，以至当时士大夫暨高人逸士与先生往还者，其前言往行，兼收博采，俾知人论世者足资考证，不必以其未尽合年谱体例而议之耳。[63]

伍崇曜甚至认为，张穆对于时代背景着墨有点过多，不尽合年谱体例，但这恰恰是它的价值所在。这段跋语还表明，年谱之所以能够反映时代，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的：第一，详细记载“战守兴亡全局”，第二，是大量收录与谱主有关的士大夫和高人逸士的小传。

吴映奎本亭林年谱于时代背景方面着墨不多，仅对崇祯殉国、清兵入关、清军占领江南等重要事件有简略的记述。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顺治五年条下，详细开列了当年各地起兵抗清的情况，因为“是岁四方多故，故先生诗多因事感慨之作，举是年称兵大略，附识于后，庶知先生所处之时云”[64]。虽然记述时事的直接动因可能是帮助读者理解顾炎武的诗作，但是在清代中期严酷的政治氛围之下，顾炎武“所处之时”的史事并不是人尽皆知的常识，所以类似的记述实际上也会起到复活易代历史的作用。(www.guayunfan.com)车持谦本的刻本在时事方面记载得比吴映奎本略详，但其实在接近稿本的抄校本中，大部分的年份都有关于明清交战、农民军或者抗清斗争的记载，只是后来被墨笔圈去了。是校改者认为不需在时事上浪费太多的篇幅，还是害怕这类记载会带来政治上的麻烦，我们不得而知，但有意思的是，徐松编辑亭林年谱的时候，重新把开列当年时事固定为体例，并且为张穆本所沿袭。我们举其中两年的谱文为例：

续表

对比这四个版本的亭林年谱，除了后出转精、记谱主事迹愈加详细之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关于“兴亡全局”的记载，吴映奎本并不重视，车持谦本虽然较为详尽，但刊刻的时候却删削殆尽，直到张穆本才把这个体例确定下来；第二，车持谦所撰写的时事条目，全依清朝官书，叙述立场也都站在清朝（后金）一方，这在遗民为谱主的年谱中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张本则改从明朝的角度叙述史实，虽然不可能尊明抑清，毕竟没有太悖于遗民心事。

年谱虽以谱主为主，但往往附以大量相关人等的小传，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同时代若干人物的集体传记。吴本包含了52个人的小传，大部分是与顾炎武有过交游的士人，例如万寿祺、傅山、王弘撰、李因笃、李颙、孙奇逢、屈大均、王锡阐等人，也有一些顾炎武诗文中提到的明末职官，像孙之獬、史可法。车本人物小传的数量增加到104篇，增补的传主包括归庄、黄道周、黄宗羲、徐乾学兄弟、金声、朱彝尊等著名人士，以及顾炎武家族人物十余人。张本的人物小传数量虽未大幅增加，但内容则愈精而愈详，如梁启超所说“从年谱的历史看，明朝以前，记时人较略，清中叶以后渐渐较详了，张穆的《顾亭林年谱》便是一个例证”[65]。

在引用文献方面，吴本较为疏略，所引用的顾炎武作品仅限于诗文集和《日知录》，相关史事主要参考官方编纂的《明史》，其余则只有王士禛《居易录》、朱彝尊《曝书亭集》等少数几种。车本的特点是大量引用《昆新合志》、《常昭合志》、《苏州府志》、《江宁府志》等江南地区方志，以及《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略见人心录》这样记载明清之际人物的官私著作，顾炎武的作品也增引了《亭林余集》。张本引用文献最为广泛，其中如《复社姓氏录》、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明诗综》等书，都是涉及明末史事的文献，顾炎武的作品则增引了《顾氏谱系考》、《音学五书》等作品，还包括了《昌平山水记》这样的禁书。张穆在提到《日知录》的时候说：“坊间有大小二版本，又有嘉定黄汝成集释本，云曾得潘次耕删饰元袟”，许瀚按语：“吴县王亮生藏一抄本，黄曾借校，其本乃未经清删者耳，瀚亲见之。”[66]这是在公开谈论四库删书这样的敏感话题。

道光朝以后，人们对于明清易代这段历史的兴趣大增，传抄明末野史、搜罗清初文献的行为在读书人中间秘密流行。为顾炎武编纂年谱与这种既属史学研究、又极具政治性的潮流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对易代文献的搜集帮助了遗民年谱的撰写，另一方面，遗民年谱又丰富了普通士人对于易代历史的知识。张本亭林年谱康熙十二年条收录钱秉镫的小传：

元谱：秉镫，字幼光，后改名澄之，字饮光。宏光时，客嘉善钱吏部仲驭家，马、阮方兴大狱，逮捕诸清流，饮光名亦在捕中，乃变姓名逸去。南都失守，饮光走粤东，妻孥尽死于震泽，乃为僧装，释名西顽，七年后始返故里，编修盖唐藩遥授者。

穆案：谱谓编修为唐王遥授，大误。穆尝钞得饮光所撰明末野史，其《永历纪事》篇载云：“永历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临轩亲试经义三道、论一道、诗一首，取中八人，授翰林院庶吉士，秉镫名在第二”；又一条云：“庚寅冬，蒙临轩特典，改授庶吉士，予出山阴严公起恒门，公在上前极称予有制诰才，请改编修、管制诰，上颔之”，然则饮光乃桂王间关从龙之彦矣。故先生诗曰“断烟愁竹泣苍梧，秃笔凄文来涨海”也。

松案：饮光于壬子冬入都，馆龚尚书鼎孳家，见《憺园集》。[67]

在这篇小传中，徐松引用了徐乾学的《憺园集》，这是吴本和车本都没能做到的。关键是，张穆透露他曾经抄得钱秉镫所做的明末野史，其中有《永历纪事》一篇，这曾经是清朝严厉禁绝的文献。在公开刊刻出版的书籍中引用这样的文献，足以表明残明历史正在突破文网的限制而渐渐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