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忌”的模糊_顾炎武的事迹

“时忌”的模糊_顾炎武的事迹

大约在道光十八年前后，与张穆、何绍基等人关系密切的汤鹏（1801—1844）刊刻《海秋诗集》，贺熙龄（1788—1846）来信规劝，称此举“恐将来坐累无穷”，汤鹏答辩说：

（来书）均系见爱之言，亦何敢辩。惟是拙诗于一切忌讳话头均已删汰去，至于风人寄托、骚人感喟，决不能皆吉祥富丽之辞，然从空中发论，无所指据，当不以此坐累。如今文字禁限甚宽，若在康熙、乾隆年间，则当检点处更多，今则无患也。[68]

汤鹏既承认当时的文网已经大大放宽，但还是对于自己名下的出版物采取相当保守的态度，这种在时局观感上表示乐观、但是在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上却较为谨慎的做法极为普遍。虽然政权对文化的控制事实上在放松，但由于前面高压政策的余威尚在，士人自身的感受往往处于比较模糊的状态，结果就是不同的人对同一作品或者同样文字的政治后果产生不同的预期，因而在著述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的态度，有人对政治忌讳仍然十分小心谨慎，有人则相对大胆一些。这在各个版本的顾炎武年谱中也有体现。例如屈大均是文字狱的受害者，此后清人著述尽量避免提到他的名字。顾炎武与他曾有交往，车稿本本来写作“屈翁山大均”，校者将“大均”两字涂去[69]，于是刻本就只写作“屈翁山”[70]，但是吴本和张本就直接写作“南海屈大均”[71]。又如车本在康熙二年条下，谱文“闻执友吴江吴赤溟、潘力田二子遭湖州庄氏私史之难，遥祭于旅舍”，引用顾炎武《书吴潘二子事》之后，加按语说：“潘力田与吴赤溟同草创明史，以实录为纲领，凡志乘、文集、墓铭、家传，有关史事者，以类相从，辑其异同，核其虚实，为《国史考异》一书，颇有称许之者。”[72]这是与文字狱有关的史事[73]，车持谦的记述反映了时人对政治忌讳松动的灵敏触觉。

正像文网的收紧并不体现为法律的明文规定一样，文网的放松也要靠无数具体的事例来体现。张本顾谱之首刻有顾炎武小像一幅，画中亭林着明代衣冠，须长目陷，明显是老年形象，却题为“亭林先生中年以前小像”，下题“第七世侄孙淳德家藏本，道州后学何庆涵敬摹”。张穆将年谱寄给王筠参订，结果后者对这幅小像的题名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www.guayunfan.com)首一叶题曰“亭林先生中年以前小像”，所谓此处无银三十两者，此之谓也。石州苦凑出“中年以前”四字，为冠服地道耳，可谓拙矣。顺治二年七月，王师下昆山，先生是时即为本朝人，是年卅三岁耳。以石州好假为少年推之，则十余年后，先生仍当有髭，即以常人推之，卅三岁亦但当有口上之髭，不当有颔下之须。盖先生不忘故君，终身如此冠服也。自高宗朝赐前明死事诸臣谥，立《贰臣传》，大义炳如矣。即便今日有中风狂走之人，吠先生于朝，亦必无他虑，石州枉费心机也。卅年前我识桐城人甚多，其俗死者以巾敛，嘉庆初年乃用本朝衣冠者居其半，亦未闻怨家讦之，破棺戮尸也。[74]

王筠认为，顾炎武终身未曾改变明朝服色，所谓“中年以前小像”，不过是张穆为了规避政治上的风险而杜撰上去的，其实即使有人告发，也一定不会引来政治制裁，此举实乃枉费心机。但实际上，顾炎武曾有“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畏途穷水陆，仇雠在门户”的诗句[75]，他的剃发变装，大约是可以肯定的。张穆对顾炎武的衣冠改易是很清楚的，几年后他曾有诗说“贾与僧等耳，无复儒生像”[76]，所指的就是顾氏“改容作商贾”。王筠的见解固然未合于历史事实，但他关于衣冠问题的讨论，却反映出他对当时政治控制的预期。不过这其实是个误会。张穆曾向双方共同的好友许瀚解释说：

其最怪者，开端小像“中年以前”四字乃其家世藏卷子标题如此，弟固不敢谓其必然，然何由知其必不然也？而菉友谓是弟苦心造出，为亭林避刊棺焚尸之祸。[77]

亭林先生“中年以前”小像

“菉友”是王筠的字。张穆所谓“何由知其必不然也”，也是争论中的过甚之词。正如王筠所说，清军占领江南时顾炎武三十三岁，但小像所绘无论如何不能是三十三岁之前的相貌，原题“中年以前”，很可能确实是顾氏后人为了避祸所题，因为车本前面也有一副亭林画像，与张本所附显然同出一源，像中虽未题字，此页却有沈兆沄的题辞说“秋舲先生以孔君继垚摹明人写亭林征君像见示……”[78]无论是“中年以前”，还是“明人所写”，都是在声明顾氏身着明代衣冠的合法性。这个细节表明，政治上的忌讳正处于一个从高压到宽松的过渡阶段。

不仅如此，张谱还在有意无意间，回应着官方文化权威对于顾炎武的批评。在张本《亭林年谱》的康熙七年条，曾引归庄致顾炎武的一封信说：“前书自言精于音韵之学，著书已成，弟未见及。但友人颇传兄论音韵必宗上古，谓孔子未免有误，此语大骇人听。”可见，顾氏音韵学的激进观点，在当时即已流传，而大遭反对。年谱在归庄这句话的下面，加了一段许瀚所写的按语：年谱刊布以后，这段话引起了不少同仁的非议。张穆在给许瀚的一封信中说：“归元恭札下，夹注老兄所签数语，大为同仁所识。惟弟信得及，明非左袒亭林，已屡辩之矣，而子贞、农星皆不以为然。”[79]子贞即何绍基，农星即牟房。按这封信来源于王献唐所辑的《顾黄书寮杂录》，“大为同仁所识”一语，上下文的语气完全不合，“识”字一定是“讥”字或“议”之讹，因形近而为转抄者所误判。可见，许瀚与张穆的看法并不能为多数同志所接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影响依然十分巨大。但许、张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许瀚看到刊印的《亭林年谱》以后，再度致信张穆，将他的按语修改为：“未有字，先有音；字常留，音递变。孔子用上古之字，孔子不能悉同上古之音，非误也，时为之也。先生亦未尝言孔子误也，传语者不得其旨，即未免骇人耳。先生于此道，复安有所谓僻也？归君意深可感，其于韵学殆亦未精。”[80]

似骇人，实无可骇，传语者不得其旨，即未免骇人耳。先生于此道，复安有所谓僻也？归君意深可感，其于韵学殆亦未精。[81]

张穆等人为亭林的音韵学翻案，不遗余力。年谱康熙二年条引《十七史商榷》说：“昔顾宁人宿傅青主家，晨未起，青主呼曰：汀芒矣。宁人怪而问之，青主笑曰：子平日好谈古音，今何忽自昧之乎？宁人亦不觉失笑。古音天呼若汀，明呼若芒，故青主以此戏之。”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张穆加按语说：“天呼若汀，虽本之陈第《毛诗古音考》，然实误，与先生之论音不合也。青主一时戏言，故先生亦不复置辩。”[82]张本《亭林年谱》对顾氏音韵学的回护态度，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个人偏好，因为顾炎武由语言学入手而达到政治学目的的思路，正是四库馆臣认定他不善经世之务的重要立论依据[83]。《亭林年谱》中的这个小小曲折，以及它在京师文人群体中引发的争论，不仅显示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权威正处在动摇之初，也显示出顾炎武正在被艰难地塑造为新学术倾向的新偶像。

出于这个目的，各本亭林年谱都努力地把顾炎武从单纯考据学者的形象中解放出来，将他重塑为通经致用、炳炳大节的人格榜样。例如，车本和张本都引用了程正夫《赠顾亭林先生序》，称“东吴顾亭林先生今之大儒，于书无所不读，习熟国家典制，以至人情物理，淹贯会通，折衷而守之，卓乎为经济之学者也，而失意于时，君子惜之”[84]，而张本在康熙九年条“长甥徐乾学登进士一甲三名”谱文下加按语说：

穆案：……《憺园集·书钱粮论后》曰：舅氏亭林先生学博而识精，于天文、河渠、礼乐、兵农、钱谷之故，上下古今，洞悉原委，数往来畿辅、齐鲁、秦晋间，盱衡时事，间有所作。《钱粮论》二篇，至为痛切，仲长统《昌言》、崔寔《政论》之俦匹也。某昨岁对策，谓须得公忠强干之臣，权万物之有无，计百姓之赢绌，而为之变通，盖寔本于先生之论。

绍基按：健庵对策云：汉唐三代，以帛为租，宋始用钱，金章宗铸银曰承安宝货，公私迄今用之。矿脉久闭，海舶已停，民间之银日耗而不生，而上供者必以常额。宋齐邱有言，钱非耕桑，所得以钱收税，是教民弃本逐末也。此实本于《钱粮论》。[85]

在张穆等人看来，顾炎武既对经典有深入的研究，又对世务有透彻的了解，无疑代表着通经致用的古老传统，因此“通经”与“致用”是顾氏形象的一体两翼，不可或缺。但顾氏一生都没有得到展布抱负的机会，徐乾学的这段记载是顾炎武的主张可能影响到清初政治的唯一材料，当然会被年谱的编者大书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