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字辈纪略_曾国藩家族故事

“广”字辈纪略_曾国藩家族故事

曾门的“纪”之辈之下是“广”字辈。

若是以曾国藩五兄弟的男孙辈合计，已不下二十人，而曾国藩的亲孙子，也就是纪泽和纪鸿两人的儿子当中，除早殇者外，长成者有广铨、广銮、广钧、广钟、广镕五人。其中除广銮为纪泽亲生子，其余都是纪鸿夫妇所出，而广铨则自幼过继给了纪泽。

在曾国藩的孙辈诸男中，数广钧最长。就才华而言，他也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他自幼聪慧，十来岁上诗文就写得颇见水平。乃父纪鸿去世时，他仅十五岁，特授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他二十三岁上会试报捷，中进士，入翰苑，在同科中数最年轻的一个。

这，弥补了父辈的一大遗憾。不论是纪鸿还是纪泽，最终都未能跳过这道龙门的。而广钧年纪轻轻，便蟾宫折桂，曾家为此感到大添荣耀。(www.guayunfan.com)对于广钧来说，能有此成功，一方面固然有他天资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小禀承祖训刻苦攻读的结果。且看他十二岁上所作的这样一首诗：

天下精契建寅初，

人境虽嚣且结庐。

喜听双双占鹊报，

谨从六六数鱼书。

学诗私第粗成草，

健饭慈闱自种蔬。

手订课堂三七种，

敢忘严训废居诸。

排开世间的喧嚣，结庐于田园静境，恪遵先辈严训，循规蹈矩地课读——曾广钧有过这样的岁月。甚至为了置身于一个能安静读书的有利环境，他也曾时常忍受着骨肉隔离之苦。这从他入京参加会试，与在京亲人相逢，因而生发感叹而吟成的下录七绝可见一斑：

天涯骨肉此相逢，

谁知家中是客中？

毕竟客中无此好，

一家围烛写诗筒。

他借诗纪事抒情，而对诗的研习和创作本身也颇有兴致，不断精进，终称得上诗家，有《环天室诗集》等行世。著名湘籍文士王闿运在《湘绮楼说诗》中称道其诗作，有“浸润六朝，格调甚雅，湘中又一杰也”之语。湘籍今学人中有以《清末诗人曾广钧》为题之作：“书香门第出神童，诗祖西昆色彩浓。妙笔生花何所见，红莲万朵祝融峰。”（《李旦初文集》第7卷）

这位以诗文见长的翰苑才子，又曾有为将领兵的武职生涯，那是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中日双方正式宣战前夕，时为翰林院编修的曾广钧，就为“统筹全局”，“以全力剿灭日本”，而提出方略七条，由吏部尚书麟书等代奏朝廷。其“七条”的内容要旨为：“布告天下，（对日本）声罪致讨”；“详慎调遣，分别攻守”；“严定功罪，以昭赏罚”；“简练军实，以收实用”；“宽筹饷项，以备军需”；“破格用人，以收群策群力之效”；“洞明敌情，先发制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陈说这“七条”之前，他先有这样一段论说：

凡攻国之道，与平土匪异，而与平粤匪略同。当粤匪之猖獗也，国家不惜数万万之帑，相持廿余年，仅乃克之。其时绿营弁兵无一可用，文宗显皇帝毅然决然，改绿营而用练勇，愈战愈精，遂以平皖鄂、平金陵、平苏杭、平捻、平苗、平黔滇、平陕甘、平新疆，每战必克，所攻必取。所谓练勇者，亦仓猝召募之人，非久经训练之卒也。所谓饷糈者，亦百掘千罗而得，非有可恃之源也。然而毕竟芟夷大难转危为安者，何也？无他，屡败不挫，骤胜不骄，用法严明，行赏公允，敢于筹难筹之饷，果用于破格之才而已。

显然是张扬其祖上创设湘军、为国“建功”的历史，为眼下危机形势下的用兵筹措铺垫和张本，也是为自己的具体建策制造理论根据。他并不限于此“纸上谈兵”，及宣战之后，于这年（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中旬，更有筹议军情并自请从军的呈文，还是由麟书等人代奏上去。关于军情、战事方面的议论就不说了，只看他有关自请从军的言说吧。他建议从北洋水师的铁甲舰中，抽出致远、靖远两艘，另为一队，远驻朝鲜牙山，以免在丁汝昌（海军提督）手下“同归于尽”。那么，由谁做这两舰的统领呢？曾广钧来了这样一个毛遂自荐：

所难者，总统两船之人耳。求之轮船管带，则积习已深，难期振作；求之湘淮宿将，则旧习太重，未可骤语新型。且出万死求一生，孰肯为国忘驱，膺兹重任？职世受国恩，誓同休戚，每念职叔祖曾国华殉难三河，叔祖曾贞干（按：即国葆）殉身白下（按：指南京城下，南京有“白门”之称），天恩矜恤，死有余荣。仰企家风，盱衡事局，兼筹身世，思履行间，愿统致远、靖远两轮远驻牙山，开海军攻入之风气。

听，他这似乎完全是出于效法殉身于前线的祖辈，当下要以不惜“为国捐躯”的壮烈精神自荐出领两舰，奔赴对日作战的前敌呀！要说，当年他的那两个叔祖前敌之死，都是为镇压造反的“粤匪”，只能算是为皇朝“捐躯”，而这时曾广钧要敌对的，是名副其实的外敌，因此而献身，真算得上为国牺牲的英烈了。且不说其人的从戎要求是百分之百地出于公忠，还是也有几分借端一出风头的私意，单就可行与否来说吧，这岂不是异想天开，甚至不啻痴人说梦吗？其人先前根本没有戎行经历，更不懂海军，甚至连军舰模样都陌生，怎么可能胜任出领两舰？再说，李鸿章、丁汝昌辈，也决不会同意他插手“分裂”其苦心经营、牢牢掌控的北洋舰队啊！若是他们知悉曾家公子的这一“筹谋”，一定会在心底窃笑其不知天高地厚了。总之，此事上的成局不可能有。

不过，曾广钧从戎的要求还真没有落空。及至当年的十一月中旬，朝廷发有这样一道谕旨：“吴大澄奏请添勇营各折片，着准其添练炮队一营、枪队两营，交曾广钧统带。并令魏光焘添练四营，足成十营之数，以厚兵力。”吴大澄当时在任湖南巡抚，运筹练勇扩军业已有时；魏光焘本即湘军将领出身，这时也奉命募勇扩军应对战事，战争期间曾隶属北上参与指挥作战的吴大澄麾下。相关事情就不详细说了，反正这时曾广钧也受命成了陆军的一旅之将，随后还真率部踏出国门，开赴了朝鲜前线。有说他是作为记名出使大臣、湘鄂四十九营总翼长，统领刚武军马炮队五千人去的。虽说因不久中日即行议和他没有参与多少战事，但毕竟有此一段武人生涯。

曾广钧在个人生活方面，并没有能始终恪守持俭守朴的祖训，随着年龄的增长，地位的提高，放浪的迹象越发明显。据他的女儿宝荪忆述，乃父一时号称“湖南四公子”之一，花街柳巷，古刹名山，足迹未履者几希。宝荪把个中原因归于“当时社会习气又是提倡风流才子的时代”，这实在牵强得很，若不是富贵门庭的人，他能风流得起吗？其人的风流玩乐派头在甲午战争前就早已习与性成、“赫赫有名”了，乃至李鸿章都不能不给其写信这样规劝了：

自有都来者，辄详询近状，云年来颇从博戏，所往来者，皆桓元子、刘希乐之客徒。初闻颇以为疑，既而言者甚多，乃不能不以为深虑。此何等事而可习以为常。执事人才、门第，当代罕伦，方冀进德修业，为今日第一流人物，若少有不慎，当为众谤之的，其丛累且过于平人，损财犹其末矣。少年纵宕，贤者不免，贵在能改。不必远征前史，昔闻文正公论当代贤哲，谓大概皆识之于早年，独不测胡咏芝之成就遂能如此。夫以文忠（按：指胡林翼，他死后谥文忠）之忠勋盖世，其少日行习，至竞为里党所非，苟非改过之速，进德之猛，讵有后日之业？敬为执事诵此言，幸勿谓已负俗累，遂不可湔洗，尤不可以为小节而听其自然也……惟需用甚迫，兹寄去三百金，聊竭芹棉，以后难多接济，尚希格外撙节。鄙人与执事累世交亲，不同恒泛，既有所闻，不敢不告。爱之深，期之远，不觉其言之戆也。幸蒙鉴择，曷胜企望。

此语见诸其光绪十七年（1891）八月上旬的信中。所谓“桓元子”，即桓温（字符子），晋朝人，明帝女婿，专横弄权，不务正事，大坏朝政，留下“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的“名言”；刘希乐，即刘毅（字希乐），亦晋朝人，官至荆州刺史，性好赌，一掷百万。李鸿章是藉以说曾广钧陷在这等人物圈里，不知珍惜名誉。又摆出其家世背景以及曾国藩生前常讲论的胡林翼之例来刺激和劝诫他。曾广钧因不务正业而陷生活窘迫，看来是到了连日常开销都成问题的地步了，向李鸿章求助，李资助其三百金，并特告“以后难多接济”，当是要促其戒除恶习、自力更生，可谓用心良苦。只是对这位世交长辈的批评、督劝，曾广钧这时未必能听、能改罢了。

曾广钧还是个多妻妾的丈夫。其原配唐夫人，婚后七年中两次子痫小产。广钧便置侧室，先纳帅氏，也无生育，又纳陈氏。陈氏女子原籍广东电白，与名士梁鼎芬家有点亲谊，因其父母早逝，由梁家姨老太抚养成人，这位姨老太临去世时嘱咐儿子梁鼎芬：“这个女儿是我所心爱的，你要给他嫁一个才貌双全、少年科甲的人。”梁鼎芬留心为这位义妹择夫，看中曾广钧，按广东风俗作“平妻”嫁于他。可婆母郭筠对这种所谓“平妻”之俗不以为然，并不认可这种名分，把陈氏所得聘礼全部索回，并拒绝与梁家来往。陈氏内心当然痛苦，但还是表现出对婆母一切顺服。不久，唐夫人病亡，广钧又娶衡山赵氏为继配，这位赵夫人也无出。就在家人为无后忧急的时候，陈氏生一女儿，就是宝荪。郭筠尽管望孙若渴，但对这个孙女也颇喜爱。宝荪长到七岁的时候，家中还未添男丁，广钧便在外边另娶了一个如夫人华氏，生了儿子昭杭之后，她们母子才一同进入老家。宝荪十四岁那年，陈氏又生儿子昭桦。最后华氏又生儿子昭柯，可产后十来天，华氏便患产褥热死去，昭柯也是由陈氏尽心抚养大的。

尽管曾广钧年轻科举入仕，但为他提供仕途的大清王朝却在风雨飘摇中走向了日暮途穷的境地。对清朝的腐败和衰竭之势，连曾广钧这样的公子哥似乎也不无体察，并有革新国政的愿望，甚至有亲身参与维新的迹象（详见下篇）。再后，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帝仓皇出逃，行前，慈禧太后指使太监残酷地处死珍妃。广钧因作《庚子落叶词》十二首，以吊这位不幸的皇妃，备受时人称赏，这当然是有忤“老佛爷”的冒险事情，恐怕与他同情和赞助维新的情感分不开。珍妃作为光绪皇帝的爱妃，同时也是维新的同道。

当然，曾广钧这样的人物是没有勇气和胆量公开与慈禧作对的。当慈禧一行自西安回銮北京时，曾广钧又曾参与迎驾。据说，还是其堂妹夫吴永通知他这样做的。当初，慈禧从京城出逃“西狩”，途经怀来县，任该县知县的吴永在境内“迎驾”，使得太后和皇上能喝上了一顿小米绿豆粥，赢得落难中的慈禧的宠爱，携行让他会办粮台。他通知广钧接驾，说不定是想赋予这位内兄一个接近“圣慈”的机缘吧？可就在此后不久，曾广钧便离开了京城。据他自己后来忆述，自从庚子以后，便绝意仕途，不问政事，只想为振兴农矿实业富国裕民做些事情。看来，从那时他就对清王朝的政治前途失去了信心。

小广钧五岁的广铨，幼承庭训，也是个聪明好学之人，不过他没有像广钧那样走通科举之路，其做官，是靠了先辈的余荫。曾纪泽去世时，恰在弱冠之年的这位过继儿子，由兵部主事特赏员外郎补用。广铨受曾纪泽的影响，热衷洋务，又会英语，曾被派充驻英公使馆参赞，又曾以候补五品京堂任出使韩国大臣。这后一职事，其赴任是在光绪三十年十二月（1905年1月）间。在资料书《清代中朝关系档案汇编》中，就查到他临行前的上奏专折。从中可以看出，事先不论是他个人还是清方，都有颇为充分的准备和按部就班的安排。折云：

窃臣于十一月初一日恭奉谕旨：“候补五品京堂曾广铨着充出使韩国大臣”。钦此。当于初二日诣阙谢恩，仰蒙召对。旋于十九日陛辞，复蒙召见一次。圣训周详，莫名钦感。旋即装束就道，驰赴天津，与督臣袁世凯晤商一切，复绕江宁与署督臣周馥面商交涉事宜，并调取参随各员会集上海，在沪料理数日，定于十二月十九日乘座（坐）招商局丰顺轮船东渡，计期五六日当抵汉城。

伏念臣猥以菲材，谬膺简命，值时势艰难之际，正强邻逼处之时，举凡联络邦交，讲信修睦，责任綦重，报称愈难。惟有恪遵圣训，益凛冰兢，遇有要事，呈商外务部暨南北洋大臣，妥慎经理，以期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他驻外期间，也确能力求恪尽职守，努力维护国家和民族权益，特别是持守以俭养廉的祖训，颇有祖上遗风。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他奉外务部电调回国，先在外务部供职，次年四月补授福建兴泉永道，九月“奉旨以三品京堂候补充出使德国大臣”，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补授云南迤西道，旋调补贵州粮储道，次年四月补授云南粮储道。这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8册）相关档案件中就有明确记载。云南辛亥革命爆发之际，他解职归田，一度在湖南老家过起乡间生活。

曾广铨的夫人为湖南平江李元度的四女。说起这位李元度，与曾国藩有着非同寻常的恩怨关系。他追随曾国藩多年，当曾国藩在湖南、江西屡有败绩处境难堪之际，曾得到李元度的竭力相助，曾国藩对此颇为感激，曾说李元度与他的“情谊之厚始终不渝”，举荐他出任徽宁池太道。而李元度是一个长于文学而拙于兵事的人物，并且颇有些刚愎之气，因领兵驻守徽州时不听曾国藩的指令，轻率地出城与敌接仗而致兵败，事后仍我行我素，有违曾国藩的安排。一怒之下，曾国藩要上疏弹劾李氏。鉴于他们之间的私谊，朋僚们多不以曾国藩的此举为是（当时在曾国藩幕的李鸿章为此亦曾与曾国藩相争，上已述及)，曾国藩则坚持己见，他与李元度的关系一度恶化。但正如事后曾国藩和李元度都承认的，他们之间的相争是因公而非为私，同党之谊并没有因此破裂。否则，后来广铨与李元度女儿的这宗亲事也成全不了，在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婚事的那个时代，宿仇之门怎能结亲？广铨得有两子，长子约农（昭檆），次子昭润。

从曾广铨的生活情况看，似乎始终没有染上曾广钧那样严重的纨绔习气，并且他的品行厚道也是让族人所称赞的。就拿分家产的事情来说吧，因为他过继给伯父纪泽，所以坚持不再分生父一支的遗产。而纪泽夫妇在世时订下的分家之法，又对广铨不利。其办法是将家产分成九份，纪泽的两个女儿各一份，所生的三个亲子各一份，广铨一份，他们夫妇各一份，公留一份。而到分家时两个女儿的、幼殇两子的以及纪泽夫妇的这六份统统归于广銮一人，加上自己的一份，广銮共得七份，而广铨只得一份。族人为此多啧有烦言，广铨却不为计较，抱着“好男不吃分家饭”的心思，立志自食其力，不用分家之钱。多年间也果真如此。只是到了最后几年间，人已老衰，且当避难之际，收入无着，才由分家的资产供养。

在曾国藩的诸孙中，广銮不但在长房分家时得了大的实惠，而且也是他承袭了一等毅勇侯爵。至于官职，到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级”。自是靠先辈余荫获得官爵，自身并无突出实绩。平日的享受自有保障，但乱时的磨难却难能避免。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这位侯爵大人率领全家仓皇逃出京城，把所居台基厂房屋交给四个工友看护，结果这四个工友都死于非命，宅内的财产被洗劫一空，房屋被付之一炬，连曾纪泽留下来的大量珍贵藏书也未能逃脱被毁的厄运。曾广銮一家人的性命算是因出逃而保全了，变乱过后他们又曾回到北京。及至辛亥年也回归乡里。

庚子变乱中在京为官没有逃跑的曾家子孙也有，当时任刑部员外郎的广镕便是。他人未逃跑，但对家中珠宝细软却放心不下，生怕被乱兵抢去。是多亏了一个姓贺的忠实女仆，为之冒险携带回湖南。

本来，广镕是要把那些值钱的东西埋在烂面胡同，贺妪说，万万不可，因为洋鬼子烧杀抢掠，大肆破坏，说不定埋财的地方会成为一片瓦砾，埋下的东西哪里去找？再说，埋起来也说不定会被人挖走。她想出这样一个办法：将值钱的细软缝在一件破棉袄里，棉袄由她穿着。可当时正值酷暑季节，怎地穿起棉袄，岂不让人诧异？这妇人真有心计，她用栀子把脸搽黄，说是正患疟疾，随难民出行。这样既能释疑，还能起到防身作用，谁愿意碰一个正生疟疾的病妇？就用这样的办法，她果真把许多细软安全地带到目的地，托付给曾家亲戚收存。这样的远程出行，她还携带着广镕家的一个女孩。一路上所受的那份罪就不消说了，兵荒马乱地还要担惊受怕。

有一夜，她们在一个小茅棚中歇宿，正当贺妪想解开棉袄凉爽一下时，忽然听得附近住宿官兵的营棚中传来“抢呀，抢呀”的大声喊叫。贺妪吓得连忙掩紧衣服，背起广镕的女儿躲进附近的高粱地里，一直躲到营棚里没有声息时才敢爬回茅棚里。第二天一打听，才知道昨日兵勇因发饷而高兴得聚会饮酒，他们“请呀，请呀”的喊声，贺妪听成“抢呀，抢呀”，可见是害怕到风声鹤唳的地步。

忆述起这些事情，曾家后人总是感慨于工友仆人们的忠心。譬如曾宝荪就说，这表现了中国的古风忠诚可佩，连不识字的文盲也可以做到，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并且也归因于他们曾家待工友仆人们好，所以得到忠诚的回报。我们倒是可以从这类故事中，一窥一个侯门贵第随同它所依附的那个王朝落难的境况。它已经犹如在惊涛骇浪中颠簸无着而渐至沉没的一叶破舟了。

嗣后，曾广镕又曾外放任湖北牙厘局总办、湖北施鹤兵备道、署理湖北按察使。其母郭筠等人，还曾随居于他在湖北的官署。而这片地方也绝不是清朝臣子的稳固庇护所，相反，恰恰是把清王朝终于送入坟墓的第一火山口——辛亥年胜利的武昌起义就爆发在湖北省城，由此引发全国性的连锁反应，与湖北毗连的湘地则成为最快响应的省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