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由于日俄战争和民族危机加深的影响，要求立宪的舆论日益高涨，清廷决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政治，归国报告后再做决策，于是就有了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
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12月11日，清朝宗室重臣端方，率领一干臣子们经过严肃的祭祖典礼后，步履庄重的步入了戒备森严的北京火车站。这天的北京站，也是空气都紧张，进出的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细致仔细的盘查，以当天采访的美国记者的形容说，这天北京的空气，都弥漫着大变革的火药味，相信这一行人的离开，将是大清王朝一场惊天剧变的开始！
确实，在清朝统治者眼里，这一群大臣的出行，真是一次悲壮的救国之路。他们从北京乘火车，来到秦皇岛后换船，抵达上海后正式乘上大船，从此劈波斩浪，履行一个空前重大的历史使命：出国考察！
出国考察？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对于整个大清朝来说，却有着绝不一般的意义，因为这次出国考察，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上，都有个公认的学名：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
当然这件事，说来很知名，但在好些略懂历史的朋友眼里，却是搞笑的很出名，教科书上说起这件事，主流观点就是连讽刺带批判，认定这场轰轰烈烈的考察运动，非但没什么实际作用，过程更是惊雷，出了不少笑话。还有好些喜剧片里也经常恶搞，特别是香港某电影的桥段，今天好些喜剧片都用滥：某清朝官员考察到了美国，不懂英语，点餐时却不懂装懂瞎点，结果喝了满肚子汤。
但如果回过头来看的话，这类恶搞，确实是严重的丑化，因为首先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这次五大臣考察，大清王朝，堪称是空前重视，甚至当年被太平天国打到惨，洋务运动热火朝天的年月里，都未曾有如此自上到下高度认真的政府性外事活动，说到底，就是形势所迫！
当时的大清朝，新政也推行了有年头，国家局面，却是越发焦头烂额，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从东南一直闹到西南，大清朝的财政军事经济政治，样样举步维艰，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就连最不接地气的清朝官员都感到，这么下去，大清朝真的撑不住了。我们接下继续看史料吧！
20世纪初，经过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王朝内外交困，统治摇摇欲坠。1901年1月，慈禧太后被迫宣布要“取外国之长”以“补中国之短”，实行变法新政。同年，张之洞、刘坤一联名所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也明确提出“拟请敕派王公大臣”分赴各国游历。其理由是，“亲贵归国，所任皆重要职事，所识皆在朝之达官，故其传述启发，尤为得力”。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以后，逐渐出现官员出洋游历尤其是赴日本考察的热潮，对推动清末新政的进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由于日俄战争和民族危机加深的影响，要求立宪的舆论日益高涨，驻外公使和地方督抚也纷纷奏请仿效日本及欧美政治，实行君主立宪。清廷决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政治，归国报告后再做决策，于是就有了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
五大臣出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使西洋。在出团半途中遭受革命党人吴樾放炸弹行刺，被迫延期(由孙中山率领的革命党反对清政府“君主立宪”，认为清政府是以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一旦立宪之后，君主世袭即成为宪法规范之中，则建立共和政体的计划将更艰难)。
11月25日，朝廷设立专门政治体制改革机构“考察政治馆”，
研究各国宪政，提供宪政改革的咨询。12月7日，考察团第一组戴鸿慈和端方出发，第一站即美国，由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接见。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14日，载泽率领考察团第二组出发，徐世昌、绍英伤情未愈，由李盛铎、尚其亨替代。当年夏秋之际，考察团先后回国后进呈了一份主张“强国必须宪政”的考察报告，编成《列国政要》133卷及《欧美政治要义》18章。该报告由随员熊希龄执笔，参考了流亡东京的梁启超和杨度所写的宪政研究资料。载泽和端方拥护宪政的态度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载泽于1908年夏出版《考察政治日记》。
1906年1月22日，即清光绪三十一年腊月廿八，马上要过年了，时年37岁的镇国公载泽，却漂洋过海，乘船抵达日本神户港。这位康熙皇帝的六世孙，此时对外的官方身份是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
还有同行的两位带队大臣：一是山东布政使（主管民政之副省长）尚其亨，他是清初“三藩”之一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代；一是新任驻比利时公使李盛铎，早在戊戌变法（1898年）前后，他出任驻日公使，在东瀛住过三年。
载泽考察团一行的到来，据说颇受日本当地官民关注，吸引数百人前来会见，“实极一时之盛”。
当年法国一份画报记录了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团考察巴黎市议会的情形。
而此时，先行出发的另一路考察团33人，由闽浙总督端方、户部右侍郎（财政部副部长）戴鸿慈带队，已于1906年1月5日抵达访美行程第一站——檀香山。
111年前的“五大臣出洋”，拉开了清末立宪新政改革的大幕，可从日后的历史进程来看，也可以说敲响了清廷二百七十余年统治的丧钟。这次命运转折之旅，来龙去脉如何？其间又有何玄机呢？我们且一一道来。
出师不利炸弹惊魂
载泽、端方等人的出洋考察，本来几个月前就该成行了，不料未出国门便突遭“恐怖袭击”。
1905年9月24日清晨，天未破晓，京城前门火车站已是一片喧嚣。据时人康继祖描述：现场“金鼓喧天、欢声匝地,则军界排队来也；继则乐声、唱歌声,声调悠扬,亦向车站而去,询之则学界也”。随后各国公使也纷纷赶来，“中外人携器具拍照者、各报馆访事员,一时称盛”，因人太多，车站无法戒严，“入站台者不禁,上车者人亦甚多”。
中外各界人士齐聚前门车站，原来是要欢送以载泽为首的五大臣（另四位为徐世昌、端方、戴鸿慈、绍英）出洋访问。载、端、戴三人，前面已介绍过，袁世凯的密友徐世昌时以署兵部左侍郎（副部长）入值军机处，出身满洲官宦之家的绍英，则是商部右丞（副部长）。
五大臣此番出洋，可谓肩负重任，他们是借考察政治之名，行学习海外立宪经验之实，为刚启动不久的清末新政采择他山之石。
当日九点左右，五大臣陆续来到。欢送仪式结束，大约十一点，各人与送行者道别相继登车，载泽、徐世昌、绍英坐前车厢，戴鸿慈、端方坐后车厢。忽然前车一声巨响，“惊天动地,石破城摇”,车站内瞬间乱作一团，“纷纷焉,攘攘焉,齐向站外而逃者,若似顾命之不逞,人喊马嘶,拥成一片,当争先恐后之际,亦不辨孰为钦使,孰为参随,孰为学界、军界、绅商界也”。慌乱之中，五大臣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炸伤与惊吓。皮肤被灼伤的徐世昌匆匆返回家中，第一时间记下了当时感受：
泽公（载泽）、绍越千（绍英）各受微伤，仆人王顺受伤较重。车外弊踣三人，送行者受微伤甚多。随员萨荫国一家数人受伤，有死者。车内轰碎一人，系施放炸弹者。朝廷维新百度之始，忽有此暴动之事，良可怪也。
不久，这宗惊天“恐袭案”水落石出，乃革命党人吴樾所为。案子虽然破了，然人心已乱，京师周边，惶惶不安，“几疑庚子之变又见,甚有举全家而徙避者”。五大臣逃过一劫，却惊魂未定，原定行程只好延后。
一颗炸弹、一条革命者的性命，能否令清廷派遣大臣考察各国立宪制度的计划止步？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毕竟此乃国内国外大势所趋，非清廷一时起意之举。
战情舆情立宪当行
早在戊戌维新期间，湖广总督张之洞便在上呈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劝学篇》中指出，“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委婉表达了“亲贵”大臣应出去多走走看看，以开眼界之意。庚子国变后，张氏更是径直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里重提旧事，“游历之员,浅学不如通才之有益,庶僚又不如亲贵之更有益”,并当“分赴各国游历”。故张之洞可谓五大臣出洋最初的推手。
几乎同时，民间士绅亦有此呼声。如正在实业界干得热火朝天的状元张謇，于1901年所撰的《变法平议》中建议，“每年春秋,朝廷更迭选派一二人,随带有文学、知时务之卿贰出洋游历,考察各事”。仍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更不避嫌疑，热心地拿出了一套具体的出行方案：
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带领通晓英、法、德、日语言文字之随员十余人同往,其人必须有学识、不徒解方言者,并许随时向各国聘请通人以为参赞,以一年差满回国。又此次所派考察宪法之重臣、随员,宜并各种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类皆悉心考究。
当然，公私舆论的千呼万唤，实不如严峻事实的当头棒喝。1905年9月初，主要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以日本全胜结束，引起全国上下震动。天津《大公报》刊文称，日俄之战决定着“亚洲之荣落、黄白种之兴亡、专制立宪之强弱”，认为“非俄之败于日本，乃专制败于立宪耳”，并断言今日中国“非立宪实不足以救之”。而明显持有立宪倾向的《南方报》（1905年8月23日在上海创刊的中英双语报纸，据说由前上海道台、曾国藩女婿、实业家聂缉椝创办），则通过日俄对比，认定此“天意所示其趋向，引导中国宪政”。
一时间，“外之使臣、疆吏，内之枢府、部臣，下之民间舆论，咸以立宪为请”。如直隶总督袁世凯首先奏请“欲图自强，宜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两江总督周馥很快跟进，请求“仿欧美设立法、执法、行政三项官之意”，“预立地方自治之基”。一向以立场保守示人的外务部尚书、内阁协办大学士瞿鸿禨，也认识到须“博采中西诸国之所长，而详考中外异同之故”，自请出国考察。
据说在宗亲权臣的反复劝说下，“慈禧深为感慨，一似有动于中”“意颇觉悟”，最终拍板同意，并于1905年7月16日正式颁布上谕，称：
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故派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派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
仔细揣摩上述谕旨的措辞，清廷以“考求一切政治”为名，并未提及“宪政”，实际上借鉴了袁世凯、端方等人建议的“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的策略，务求谨慎。不久，慈禧在一次召见大臣时又说道，“各国政治均应择要考察，如宪法一事，现在虽不能宣露，亦应考察各国办法如何，以备采择。”由是观之，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决策层，内心依然观望摇摆，毕竟“立宪”这玩意儿，对于绝大多数朝廷亲贵中枢重臣而言，仍是雾里看花，不知就里。
但民间的立宪新政积极分子，早已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恰如当时只有18岁的青年文人柳亚子所言：“十九世纪欧洲民政之风潮越二十世纪而入于亚洲。震雷一声，天地昭苏；阳春一转，万绿齐茁……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号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
而《南方报》也断言：“诸大臣未行以前，立宪问题殆犹在议论时代，及其将行，则已由议论时代转而入预备时代矣。
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雾里看花走马观花
在朝野的合力推动下，首次出师不利的出洋考察团，在1905年底重组，尚其亨、李盛铎取代徐世昌、绍英。五大臣分两路率团于当年12月2日及11日再度自京师出发。
话说第二批出发的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行在日本总共待了28天，主要通过与日本知名的政治家和学者座谈的形式来考察日本政治制度，先后听取了法学家穗积八束关于宪法的讲座、权相伊藤博文关于日本君宪原理的演讲，了解到的情况时，日本“大权者，君主所独裁，不委任于他种权限之内，非如立法、司法之权必经议会裁判也”。
2月28日，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团自日本转到美国。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人称老罗斯福）及国务卿艾利胡·卢特皆设宴招待。席间国务卿卢特还表示，“近时中美两国互生异议者，坐彼我不详悉两国实情耳”。当时美国国内兴起排华浪潮，导致中美双方关于华工禁约的修约谈判破裂，引起中国国内一波强烈的抵制美货运动。
因美国只是他们赴欧洲的中转站（美国政治考察由端方、戴鸿慈团队负责），故在美逗留半月期间，载、尚、李等人仅仅象征性地出席过一些活动，浮光掠影，谈不上多少收获。
3月22日，载泽考察团乘船横渡大西洋(5.700,0.00,0.00%)后抵达英国，开始对欧洲的访问。他们特意邀请法政学者埃希莱就英国君主立宪政体问题做了为期六天的系列演讲。埃希莱教授围绕英国的风俗习惯、宪法精神、议院运行、君主权力、责任内阁、司法独立等内容，进行详细深入的介绍。考察团诸人，大开眼界，深感三权分立体制的优越性，留下记录道：
故一事之兴，必经众人之讨论，无虑耳目之不周，一事之行，必由君主之决成，无虑事权之不一。事以分而易举，权以合而易行。所由百官承流于下，而有集思广益之休君主垂拱于上，而有暇豫优游之乐。
不过，他们仍认定此君宪模式“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须抉择”。既然英国的制度不适于中国，那么法国的总统制更非上选。4月18日，他们到达法国，经过近两个月（其中有13天在比利时）的参观，考察团认为“法兰西为欧洲民主之国，其建国规模非徒与东亚各国宜有异同，即比之英、德诸邦，亦不无差别”。
1906年6月9日，载泽等人结束欧洲的考察，返程回国，前后在海外共计145天。
那边厢先行出发抵美的端方、戴鸿慈考察团，倒也兢兢业业，下车伊始，便告知美方接待人“但求随时导观，藉资考镜，他事概不与闻”。他们在夏威夷及美国本土共计41天，“参赞、随员、翻译奔忙异常，日则赴各处调查考究政治，以及游览学堂工厂等事，夜则分门翻译章程、各种书籍”。
1906年3月7日，端、戴考察团踏足欧洲大陆，来到此行第二个重点目标德国，该国军政制度是核心考察内容。他们在德国前后停留48天，对政界、学界、商团都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访察，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日本维新以来，事事取资于德，行之三十载，遂至勃兴。中国近多散羡日本之强，而不知溯始穷原，正当以德为借镜”，将德国体制视为清廷应效仿的典范。
除了美、德两国，端、戴考察团还走访或途经北欧三国（瑞典、挪威、丹麦）、俄、英、法、荷、意等国，但大多行色匆匆，蜻蜓点水，未得深入。6月20日，端、戴诸人由罗马起程归国，共计考察178天。
待到五大臣率领的两路“出洋”人马重入国门之际，翘首以待的各界人士多抱着殷殷的期望：
（五大臣）历聘欧洲各国，考察其政治、风土，举凡政法、教育、整军、理财、工艺、实业诸大端，无不了然心目。归辅两宫，颁行新政，斟酌损益，以定我国立宪之制度，开民人自治之幸福，行见百度维新，富强立致。
当然，有人不吝溢美之词，也有人冷眼旁观，如张謇在五大臣刚出发时，便写下过这么一段话：
宪政之果行与否，非我所敢知，而为中国计，则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此事将于明年秋冬之际卜之。
“明年秋冬之际”，就是五大臣出洋归来后的1906年下半年，立宪新政，理应启动。张謇所言，实则代表了一部分立宪人士的内心忧虑：五大臣漂洋过海带回的所谓君宪制度，确是救治一身沉疴的老大中国之“真经”吗？
“捉刀”有人维新“复辟”
朝野注目之下，两路考察团很快各自提交了立宪改革的主张。
载泽递上《吁请立宪折》与《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两道奏折。尤其是第二折中，他结合中外情势，归纳出立宪制度“三大利”：
其一，可保“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同时由大臣负责行政。一旦行政失宜，或议会提出反对，或议院弹勃，“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
其二，可使“外患渐轻”。今日清廷备受列强欺侮，关键在于国家政体与他国迥异，故其“不以同等之国相待”。只要改行君宪，“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政策为平和之邦交”。
其三，又令“内乱可弭”。如今革命党蛊惑人心之理由，无非说清廷政体专制，悖于时代，那推行君宪后，“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水消瓦解”。
载泽这“三大利”之说，论证逻辑可谓严密有力，据称效果颇佳，“两宫览奏，大为感动”。
载泽建言之重点，在于消除两宫对立宪之疑虑，端方、戴鸿慈等人的政改方案，则致力于对立宪理论的详细阐释及改革步骤的具体规划。他们先后呈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等八道奏折，从君宪体制、官制改革、满汉关系、移风易俗、教育革新、军事改良多个方面详细阐述立宪之优越性，呼吁“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所望”。端、戴二人还特意编纂长达20余万字的《欧美政治要义》一部，供慈禧与光绪参考。
短短不过半年的走马观花，端、戴等人怎会有如此丰富详赡的研究心得？真正的诀窍在于他们私下雇了“枪手”。据民国时以挖掘清末民初“旧闻”著称的媒体人陶菊隐先生揭秘，端、戴颇有自知之明，觉得海外人地两生疏，时间又如此仓促，不易收集到东西各国完备的政情资料，即使有所得，一时也难于整理就绪，倒不如“物色一位平日对宪政颇有研究的专家，叫他先打个底稿，我们回国后加以整理、补充，以之上报朝廷，似乎方便得多”。他们一致看中的“专家”，便是当年仍是清廷通缉的首要政治犯——梁启超。
正因为曾为端、戴二人捉刀，梁启超深知五大臣此番出洋之底细。在他看来，“流俗人之言立宪，见夫朝廷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则欣然色喜，谓中国立宪将在此役。吾之言立宪，则认此等举动与立宪前途殆无关系”。显然他认为这样大张旗鼓的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形式大于内容，绝不能期望过高。至于他借捉刀之机，装入自己对中国政治改革蓝图设计的“私货”，那是理所当然的了。不知慈禧读到端、戴呈上的八道奏折时，可否想过，这是她切齿痛恨的康梁余孽，在暗度陈仓，鼓动维新“复辟”呢？
不管怎么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后的建言献策，的确直接促成了众所周知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清廷“仿行宪政”上谕的颁布，直接推动了新政改革的进程。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吉尔伯托·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文初版在国内发行，引起很大反响。罗兹曼教授在书中称：“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他做出如此论断，恐怕与本文所追溯的当年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以及随之而来的立宪政改大有关联。
可是天不从人愿，清廷立宪未成而气数已尽，五大臣出洋本欲挽回危局，最终也是白忙活一场。专制皇权一家一姓之衰亡，固不足惜，中国传统政治根本变革之时机，却一再延宕。读史至此，不免叹息，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评价：
辽宁教育出版社顾问赵秉忠较早对五大臣出洋考察进行了宏观评价：“出洋考察宪政对五大臣来说，在国外或许多少嗅到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的新鲜空气，但这决不会改变他们原有的阶级立场；即便说，他们当中的个别人，思想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有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认识，但在当时也只能是幻想。他们实际上不过充当了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中的工具而已。”
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社长朱金元评价五大臣出洋考察说：“五大臣虽为清政府万世一系的封建国体寻求良方而出洋的，但在他国异乡里，沐浴了欧风美雨，耳闻目睹了资产阶级的物质进步后，引起了深思，这在他们的奏折中不时有反映。出洋的结果，不但增强了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意向；而且使统治阶级内部开明思想扩大，一些亲贵大臣们也因此感到，强国之道‘已不在坚甲利兵，而实以修政立教为本源’，萌发了‘更新庶政’的观念，从而有利于统治阶级上层中形成一个普遍的立宪要求。”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晋藩从法制文明进程的角度积极评价了了五大臣出洋考察：“五大臣考察欧美诸国政治，不单纯是走马观花，他们也下马看花，进行了实际考察，并从考察中看清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在激烈的国际斗争环境，中国所处的劣势。”“他们在奏折中提出的结论性意见，可以说拟定了晚清预备立宪的基本原则、框架和实施步骤，他们是晚清立宪的促进派，起着直接的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晚清的预备立宪，是从五大臣考察宪政正式拉开序幕的，使得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靠近了世界近代法制文明的历史轨道。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随员中，有一些是既年青又思想开放的学人，他们经过西方民主政治的洗礼之后，不仅是晚清预备立宪的支持者、鼓吹者，而且成为民国时期法制的创建人。”[6]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晓秋认为五大臣出洋是标志着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又迈出了一大步，也是没落的清王朝企图自救的最后一次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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